王海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品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0 次 更新时间:2019-09-05 07:0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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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锋  
基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大讨论,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对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的讨论,对人的现代化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发展问题,以及人的主体性、价值、价值观念变革、全面发展、思维方式、自由和解放问题等的关注,还有在这一过程中对公平正义与人的发展、制度变革与人的权利、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等问题的讨论。又如,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界既关注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又关注中国政治结构发展趋向的问题(如公共领域等问题);既关注中国经验对于政治哲学中重要问题的研究(如关于公平与效率、理想性维度与现实性维度的关系问题)⑩,又关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公平正义问题;既关注社会主义市场化转型中所蕴含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现代性的问题,又关注权利与平等、个体性价值与社会性价值的有机结合问题。(11)

   上述研究均凸显出这一研究范式的基本特质:超越单纯的体系建构和思想辨析,面向时代和社会实践提出重大现实问题,在学术理论讨论与现实问题观照的互动中,从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维度出发,关注社会生活世界,把现实中的问题转化为问题中的现实,由此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新天地。对此,我们如果深入长时段、大尺度的历史性视野中会看得更为清晰。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联合主办的“马克思哲学论坛”为例,这个论坛已经举办了18届(2001年—2018年),从其主题的转换,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内在逻辑:从理论关注逐步转向现实问题的研究;在理论创新背后时刻隐含着对现实问题的观照;理论创新的逻辑与实践变迁的逻辑同步交融。正如有学者总结的,“马克思哲学论坛”的创设及每届论坛所探讨的主题和所取得的成果表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们,既反对因循守旧的“本本主义”,又反对“食洋不化”“以西解中”的“洋教条”;他们正以开放心态、世界眼光和时代意识,分析、批判和吸收西方哲学(含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有益成果,立足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总结、提升独特的“中国经验”,努力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当代建构和发展。这一方面为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深厚的哲学支撑,开拓了更广阔的理论空间;另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发展提供科学的论证和思想资源。(12)这既是经验的总结,也是未来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原则。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现实社会是复杂的,社会历史变迁中出现的问题,从来不是与理论的“学科”一一对应的。甚至可以这样说,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矛盾问题从来不是以与学科对应的“单独”式问题,而是以“星丛”式的问题呈现出来的。因此,在对这些问题的理论观照和探讨中,我们不能奢求单纯借助某单一学科或视角就可以解决。例如,我们不可能简单作出划分,说这个问题是“哲学”的而不是“经济学”的,更不能说这个问题是“文化哲学”的而不是“政治哲学”的,等等。这其实也是当代学术研究必须加以面对的现实问题:“当代学术的发展,正面临两个基本现实:一是没有哪一个学科,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解决任何一个重大理论或实践问题;二是实现学科的进步,越来越多地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也就是说,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在加强。正是这两个现实,使学科之间的对话、交流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须。”(13)这就要求我们超越“学科”意义上的理论研究,转向“问题”意义上的学科综合研究。实际上,梳理人类社会历史变迁和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人类社会现实变迁总以“问题”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所谓的“学科”式的问题研究,只不过是近代以来学术分工的产物。因此,如果我们的学术研究仅仅从清晰的专门性的“学科”出发,那么肯定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反倒使学术研究失去存在的合法性。正如有学者倡导的,在对当代中国问题的破解中,要在研究中从“学科导向”转向“问题导向”。(14)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能拘泥于某个单一学科或视角的理论“独白”,而必须在“超学科”或“跨学科”意义上,以“问题”为导向,展开现实问题的研究。

   就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言,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范式主要体现为,观照人类文明变迁的历史,基于对中国乃至世界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判断,基于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的基本把握,将现实中的问题转化为哲学中的问题,借鉴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资源,对之展开“问题”研究,并作出应有的思想贡献。例如,对于当代中国问题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问题的思考。有学者提出,从世界和时代的视野看,中国问题是当代中国所面对的世界性、时代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积极意义和价值。因而,当代中国哲学应以人类文明的时代性问题为重要研究对象,以理念创新推动人类文明形态变革。(15)也有学者强调,作为新型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的建设性方案,“中国方案”以超越现代性及其逻辑为前提,以新文明类型的客观前景为基础定向。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不仅已经占有了现代文明成果,而且现代进程中的中国道路采取社会主义的基础定向、现代化进程的中国道路,复活并重建和平主义的伟大传统,从而展现出了真实的世界历史意义。(16)又如,对“现代性与当代中国”的问题的反思,有学者认为,全球的现代化进程还远未完结,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以及“中国现代性”的塑造也在过程中。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一个总体性的时代课题是:塑造、构建和实现一种合理的现代性。其根本路径在于实现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并将现代性与民族性相结合。(17)有学者提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必须经历现代性的苦难,才能内在地超越现代性。在中国现代化的经历中内在地超越现代性,不是完全重复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更不是重蹈西方现代性弊病的覆辙,而是要积极吸取西方现代性中代表一般人类文明进程的优秀成果。(18)再如,在“资本逻辑与当代中国”问题的讨论中,有学者提出了“资本创新逻辑”的问题,认为资本创新逻辑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重新出场的当代语境。因此,出场学研究的第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要准确认识资本创新逻辑。(19)也有学者反思了“金融化世界”的问题,并认为21世纪是世界走向金融化的世纪。21世纪资本逻辑的发展有了巨大变化:随着全球资本金融体系的强力推进,资本变得更加抽象、更加具有脱域性,资本的主体定位异质多元,运作方式虚拟迷幻。尤其是,伴随着工具理性的智能化,资本的精神向度更趋主观性。“21世纪,人类生存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借助金融化,超越金融化,进一步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20)有学者强调,“从哲学角度研究资本与权力的问题,应主要研究现代化进程中权力与资本的关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权力获得的方式、权力获得的根据、权力行使的方式、权力行使的方向以及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关系等问题”(21)。有学者通过对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的划分,倡导将资本逻辑划分为私有资本逻辑和公有资本逻辑,建议通过公有资本增殖逻辑建构、公有资本运动逻辑建构、公有资本竞争逻辑建构以及公有资本风险逻辑建构四个层次或环节,来建构公有资本的逻辑。(22)

   应该说,基于中国乃至人类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探讨,极大地推动了对现实问题的“纵深”研究,也为现实问题的破解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原则。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23)作为发展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对“问题”的破解中实现了自身的创新。不同于基础理论层面和宏观(学科)层面对“现实”的分析,学术界以问题为导向在微观层面(“问题”层面)上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更具重要意义和价值。因为,一方面,以问题为导向和核心的“现实”反思更贴近现实问题本身;另一方面,这折射出当代中国学人的问题自觉、理论自觉以及学术自信。学术理论工作者能够以问题为导向,从集体性的、铁板一块的“研究领域”中解放出来,以问题为中心,在理论自觉中展开独立的、富有个性的研究,为在理论变革中推动现实变革发挥了作用。客观地讲,上述成果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只有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性品格,并在这一过程中彰显这一品格,才能在时代问题的中国阐释中有所获益。在这个意义上,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需要继续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品格,在理论自觉中树立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导向,以中国乃至世界上关系人类命运的重大现实问题为切入点,从而构建“有我”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以及话语体系。

   上述的讨论告诉我们,面向现实问题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依然需要坚守并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品格。在方法论原则上,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夯实基础理论与关注现实问题相结合。我们应该倡导基于现实问题的基础理论探索,即将基础理论探索的着眼点和关注点聚焦在现实问题上,着力将现实中的问题转化为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方式加以考察,为现实问题的破解寻求哲学基础理论的解答,以此实现哲学理论创新与现实社会进步。二是“应该”层面的方法论反思与“怎样”层面的具体分析相结合。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探索面向现实问题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固然需要“应该”层面的反思,但是,“怎样”层面的探讨才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针对当代中国乃至人类社会历史变迁中遭遇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给予哲学的把握。例如,金融危机、网络时代、风险社会、城市与空间、文化的大众化、消费主义盛行问题等,都需要我们作出哲学的理解。马克思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因而不是原理属于世纪,而是世纪属于原理。换句话说,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24)因此,发展体现时代精神的哲学理论,就是要面向现实的“问题”研究,以“问题”为“切入点”展开纵深探索。换句话说,面向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不是笼统地讨论“是否应该面向现实”,而是“怎样真实地把握关系中国乃至人类命运的现实问题”。三是“学科”层面的具体反思与“超学科”或“跨学科”层面的“问题”研究相结合。当前学术发展的态势是,不再以学科为中心,而是以问题为中心,即在问题的破解中实现学科综合或者在学科综合中破解问题。这一点在马克思那里体现得最为明显。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所面对的理论问题是,思辨哲学和作为时代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并没有科学地解释并变革现实,也就无法破解现实问题;所面对的现实问题是,资本主义能否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能否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马克思借助哲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资源,在问题综合中实现了问题的关注和破解。就当前的中国而言,我们依然需要在学科综合中对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问题”展开研究,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25)

   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必然是要以哲学的方式把握历史变迁中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而创立中国自主的学术话语体系。我们应该梳理和考察改革开放40年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发展和历史发展,反思这一过程诞生的重要概念、标识性范畴、重大学术命题、重要哲学论争等,进而在新时代的实践中探寻新的理论增长点,提供无愧于时代的哲学智慧。近年来,学术界在部门(领域)哲学,包括人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发展哲学、制度哲学等作出了有益探索;在具体的问题思考中,对包括人的现代化、中国现代性、资本与权力的关系、社会层级结构、中国道路、公平正义、生态治理等现实“问题”作出了反思。当代中国乃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驾驭资本逻辑、制度创新、全球治理等问题,对这些问题作出何种程度的反思和研究,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

第一,驾驭资本逻辑的问题。毫无疑问,资本的问题已经不简单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它是伴随着全球化而铺展开的世界性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资本就是现代社会的符号,就是统治现代社会的“主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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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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