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阳:如何评价华国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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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阳 (进入专栏)  

  

   这是前年我和原国家体改委同事叶辅靖的一番议论。

   历史中的“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实在是太司空见惯了!厚道老实的人是搞不了政治的。耀邦在转折时期的伟大功绩不能抹杀,但当时他也确实做了一些不地道和天真的事,不必为贤者讳。他自己落难后,若反思华国锋罪名的罗织,想必也是问心有愧的;部分自由派人士那时也是积极充当打手,是罗织罪名的急先锋;有些人更过分。天道循环因果报应还是有的。以上是从政治道德而言的,但从国家大义来看,邓代华是国家之福,邓舵手的方向感很强,没有他,中国不可能如此迅速的崛起(叶辅靖)

   2017年4月24日

  

   小叶,韩钢的这篇演讲“还原华国锋——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我发出之前没有细看,因为过去韩钢就华国锋问题写过的一些东西我都读过。看了你的评论,我才又细读了一遍。

   我认识韩钢,他多年前在中央党史研究室曾和我母亲一起工作过。3年前老太太九十大寿,他和中央党校的几位老同志来我家“祝寿”,还专门给老太太买了一大盆花儿,费尽气力搬上楼来……

   我一直看好韩钢和杨奎松、沈志华、高华等几个人,认为他们是目前国内最有才华、最有造诣的中年党史专家——可惜高华几年前就英年早逝了——他们实事求是,学问做得扎实,特别注重讲真话、讲实话。

   韩钢在这篇演讲中,用的是“实证研究”的方法,从8个方面将过去多年来加在华国锋身上的不实之词彻底“正本清源”。作为一位严肃的中共党史专家,韩钢在演讲中没有特意做价值判断,而是将严谨扎实的文献和各种史实一五一十地呈现给听众,让听众和读者根据事实,自己去做判断。

   我认为,这是我们在研究历史——包括中共党史——时应该采取的一种主要方式。道理很简单,在事实清楚的条件下,价值判断和结论才有可能是客观真实的,而且很容易做出;可是我们过去在许多重大问题的研究上,常常是“本末倒置”——先根据有关方面的的要求确定一个结论,再根据这个结论去找史料、找“事实”。这也正是许多研究结果缺乏科学性,不被人们信任、不能服人的根本原因。

   不能不承认,我们过去对华国锋的功绩是明显贬低了,而对他的“错误”是明显夸大了。没有华国锋主导的粉碎“四人帮”,没有他当政时期进行的初步拨乱反正,就不会有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和伟大复兴……在这些问题的看法和评价上,任何带有“过河拆桥”和“卸磨杀驴”色彩的东西,都是不足取的。

   当然,作为一位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三八式”干部,作为一位敦厚朴实的老实人,华国锋在思想水平、政治水平上,在工作能力上,的确比不上邓小平和胡耀邦,也远不如和他几乎同一时期参加革命的赵紫阳。从这个角度看,他们之间的“新老交替”和权力转移又的确十分必要,也十分及时。正如你在评论中所说:“从国家大义来看,邓代华是国家之福,邓舵手的方向感很强,没有他,中国不可能如此迅速的崛起”。

   在我的印象中,从文革酝酿到开始直至收尾,毛泽东选拔或是曾经考虑过的“接班人”,先后有林彪、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江青、华国锋等几个。林彪之后,毛一度刻意培养王洪文,但是不久就发现王能力实在太差,属于扶不起来的“阿斗”。张春桥虽然与毛泽东在思想上高度合拍并且很受毛的器重,无奈民意基础太差,难以进一步重用。邓小平能力强,从中央苏区开始就被认为是“毛派的人”,可是毛泽东最担心的是,邓会在其身后否定他耿耿于怀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当邓婉拒了让其牵头做一个为文革“盖棺论定”的“最高指示”之后。江青被认为是能够坚定维护文革、高举“继续革命”大旗的人选,但是由于江多年来仗势欺人、横行霸道,得罪面儿极广、党内外积怨甚深,因此,在重用江青的同时,必须有一位能够容忍她、能够与其搭帮共事的人,这个人就是华国锋……

   客观地讲,华国锋这位老实人扮演“承前启后”的角色,是非常不容易的;从历史的角度看,应该说华的这个角色扮演得非常不错,使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顺利地走出了深渊,成功地实现了历史的转折。仅从这一点看,华国锋就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历史的功臣,中国共产党的功臣和中华民族的功臣。

   韩钢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拨开迷雾,还华国锋,也还那一段历史的本来面目,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贺阳)

  

   附:

还原华国锋——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韩钢


  

《往事》编者的话:八零后出生的年轻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华国锋,对他们而言,这一人物并不存在。既便存在,也只是一个似有似无的影子。在官方的叙述中,他更多是一个碍事的角色,被摒于所谓“三代领导集体”之外,没有他,历史的叙述会更顺畅,更完整。对于一位曾在共和国历史上集党政军最高职务于一身的中共领导人,这种情形是很可骇怪的。而实际情况是,没有他,历史将是另一番光景,没有他,历史的叙述会中断。他是真正改写了历史的人。

  

   就韩钢教授的叙述分析,华在历史上的遭遇,不但与当时的政治格局有关,也与他个人的性格有关。就前者而言,他所继承的政治遗产和他的权力来源是相当含混和矛盾的。他所继承的政治遗产是一个既无法终止,又无法继续的局面;而他的权力既来自毛的指定,也来自“粉碎四人帮”的行为。这其间的矛盾不言自明。他既是“四人帮”攫取最高权力的阻碍,也是别人通往最高权力的踏脚石兼绊脚石。作为绊脚石,尽管有毛的钦定,尽管“党政军”集于一身并立下“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功勋,但在一个“论资排辈”,讲根基讲实力讲权谋的官僚集团中,都不能成为他的护身符。而他忠厚老实的性格(毛看中的就是这一点)在这个冷酷狡诈的政治环境中成了他的负资产。于是他的言行被安上了种种说辞,以便证明他“犯了错误”,以便证明他的“下台”是合理的。

  

   这些说辞真真假假暂且不论。问题不在于说了和做了什么,问题在于谁说、谁做。比如“两个凡是”和“四个凡是”,比如“压制平反”与压制给(除文革外的)历次运动的受害者平反,比如“个人崇拜”与“只能有一个婆婆”……前者就是错误的,后者就是正确的。归根结底,问题不在于搞不搞“改革开放”,问题在于谁来掌握“改革开放”的话语权,从而说明改革开放是某人的功劳,离了他就不行。

  

   使人感慨万端的是,华国锋是在一个百废渐兴、日趋进步的历史时期,被想回到“十七年”的传统势力和希望往前走的“实践派”合力赶下政治舞台的。华是“文革的受益者”,前者认为他没有资格,后者认为他是个障碍。而这两者在“后华时期”的斗争,以后者的失败而告终,形成了目前“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局面。

  

   韩钢教授在本文中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华国锋,一个曾经被冷落、被歪曲、被误解的历史人物,并进而认为,一个社会的深刻变化和转型,未必需要强势政治领袖。

  

   继毛泽东之后,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任职五年: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实际主政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1980年代以来,官方对华主政两年的评价尽管有贬有褒,却是贬多于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此后,在中国大陆,只要论及华国锋,相关著述几乎无一不是按照这个基调来评述的。近些年来笔者阅读的印象,发现“一正”显得不足,而“四负”则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

  

   华国锋辞世后,官方的评价有了变化。新华社发表的华的生平,有几点同从前大不一样的说法:关于粉碎“四人帮”,不只是“有功”二字,而称华“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再说“拖延和阻挠”,而说他“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关于经济工作,不再说他“求成过急”,而肯定他“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此外,还提及华在“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等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抛开其意识形态的色彩,至少在事实的层面,官方这次的评价应该说还算公道。至于“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新的个人崇拜”等问题,新华社的生平完全回避了。这很可能是格于对已故者悼念、避讳的人伦和惯例,未必是官方在这几个问题上也改变了结论。

  

   华国锋已成逝者,官方也以新华社发表生平的形式重新做了结论。但是在笔者看来,盖棺却并未论定,关于华国锋的研究,还有许多事实需要还原。


抓捕“四人帮”


   关于1976年的抓捕“四人帮”行动,迄今为止,在缺乏公开文献的情况下,三位直接当事人的口述最值得重视,即华国锋、李先念、吴德。其他的记述多为转述甚至道听途说、以讹传讹。

  

   三位当事人的口述都表明,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

  

据《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披露,1980年11月29日,李先念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详述抓捕“四人帮”经过: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李问华下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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