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峰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二重性及其正义悖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3 次 更新时间:2019-09-04 07:2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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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峰明  
第四,交换的完成意味着彼此对立的个别利益的满足,作为一种安慰,人们把这种满足看成是一般社会利益的实现;同时,每个人都把自己看作是从事交换活动的、起着决定作用的、与其他人不同的“主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99页)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在理性的基础上,人们从自我利益出发,通过商品交换,最后可以达到共同利益的满足或最大化满足,这就是所谓的“经济人假设”。(参见斯密)而功利主义正义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把正义与幸福相联系,把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确立为正义的原则和标准。可见,功利主义正义论与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在基本理念上并无二致。

   以此来看,胡萨米把上述正义观都看成是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明显不妥。因为,从思想史来看,持这些观点的人不仅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斯密,也有政治哲学家洛克③,还有功利主义者边沁。同时,从其思想内容来看,上述正义观不仅包含了这些思想前辈的观点,而且包含了马克思的独特阐释。更为重要的是,从唯物史观来看,其立足点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任何正义观作为思想上层建筑,都是特定经济基础的观念表现和反映;只要基于同样的经济基础,无论是斯密、边沁还是洛克、马克思,都会作出同样的价值判断和评价。对于正义观与经济基础之间的这种联系,马克思说得很明确:“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这种基础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99页)同时,胡萨米把生产方式和价值判断或评价完全割裂开来,认为是价值判断就不能立足于生产方式,立足于生产方式就只能是解释而不是评价,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如果说正义观是一种价值判断和评价,那么,在马克思关于正义观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论述中,就不仅包含了马克思的评价,而且这种评价的立足点恰恰是生产方式。因为,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关系、经济关系和经济基础与生产方式具有内在的一致性。④当然,胡萨米把道德理论与道德社会学区分开来,从而彰显了唯物史观在正义问题研究中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这是很有见地的。固然,他把道德社会学仅限于对道德起源的解释未免失之狭隘,因为道德在社会结构和演化中的位置和作用也是唯物史观的重要议题。

   至为关键的一点是,无论伍德还是胡萨米,他们都没有注意到,马克思以上分析和论述的角度是买者与卖者之间的简单交换关系。对于这种简单关系的特质,马克思认为,无论是谁,他作为商品占有者,在商品交换中都或者是买者,或者是卖者,或者既是买者又是卖者,此外没有其他身份。例如:在这种交换中,工人最终只是作为商品的卖者出现;资本家则交替地作为买者和卖者出现,而在一定界限内,只作为商品的买者,或只作为商品的卖者出现。(参见马克思,2004年b,第494、492页)每个人不断地在买者与卖者之间切换位置,在一种契约中的买者,在另一种契约中就成了卖者,反之亦然。同一个人不可能总是买者或总是卖者,也不可能总是受制于同一份契约。在这种受不同契约约束的买卖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随机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参见马克思,2004年a,第677页)因此,在商品交换或流通领域中“是偶然性占统治地位”。(马克思,2004年c,第938页)在这一领域中发生的买卖关系只是一种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买卖只是在个别人之间进行,所以不可能在这里去寻找整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马克思,2004年a,第677页)显然,立足于买者与卖者之间的简单关系并不能把资本家与工人区别开来,并不能理解和把握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独特规定。换言之,与这种简单关系相比,在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中包含了更多内容和更多规定。因此,要把买者与卖者同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区别开来,要把简单商品生产和交换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区别开来,就不能停留于简单交换关系,也不能停留于资本主义流通过程,而是必须深入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正是生产过程才使得在买者与卖者的简单关系之上增加了新的内容和规定。因此,一当进入生产过程,简单关系就会发生质的变化;甚至在没有进入生产过程之前,交易双方的关系就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参见同上,第205页)

  

   四、非正义:在“资本”与“劳动”之间

  

   就马克思的道德理论而言,胡萨米认为:首先,马克思的论述包含了大量从道德上强烈谴责和批判资本剥削的词语,并且,其出发点是阶级利益,而不是生产方式。(参见胡萨米,第51页)其次,马克思在道德上评价资本主义所采用的标准是社会主义的正义原则,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正义原则。在奴隶社会,奴隶会以一种与奴隶社会生产方式不一致的规范或标准来评价奴隶制度,同样,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也会“以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一致的标准来评价资本主义”。(胡萨米,第52页)最后,马克思的批判所指向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和分配关系,因此属于分配正义论。⑤

   而在杰拉斯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非正义的论述包含了辩证转变。那么,这种辩证转变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又发生了哪些辩证转变呢?我们先看马克思的论述。

   1.关于“所有权-正义”的转变

   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来看,例如:“10000镑原有资本带来2000镑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资本化了;新的2000镑资本又带来400镑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又资本化了,于是转化为第二个追加资本,又带来80镑新的剩余价值,以此类推。”(马克思,2004年a,第671页)第一个追加资本2000镑是原预付资本10000镑带来的,就资本家和工人的交换而言,是完全符合劳动所有原则的。但是,第二个追加资本400镑的情况则发生了变化。它是第一个追加资本2000镑(其中包括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即追加的可变资本V)带来的,就资本家和工人的交换而言,则是违背劳动所有原则的。(参见同上,第673页)因为,这2000镑追加资本并非是资本家的劳动所得,而是工人在其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资本家用它来支付工人的工资,相当于用工人自己劳动创造的东西换取工人的劳动力商品。这是“征服者的老把戏,用从被征服者那里掠夺来的货币去购买被征服者的商品”。(马克思,2004年a,第672页)因此,马克思说:“现在,对过去无酬劳动的所有权,成为现今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占有活的无酬劳动的惟一条件”;“现在,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他人无酬劳动或它的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这样,“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同上,第673、674页)就是说,现在,劳动与所有权分离开来,不再符合劳动所有原则。所有者不劳动,劳动者不是所有者。以上这种变化,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向“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的辩证转变,或者说是从“对过去无酬劳动的所有权”向对现在“活的无酬劳动”的占有的辩证转变,或者说是所有权和劳动的同一性向二者的分离的辩证转变。(同上,第678、673页)随之,正义向非正义转化。⑥

   2.关于“平等-正义”的转变

   随着上述转变过程的完成,“表现为最初活动的等价物交换,已经变得仅仅在表面上是交换”。(同上,第673页)原来那种简单交换意义上的平等关系被打破,转变为一种单向度的不平等关系。因为,当资本家用第一个追加资本2000镑的一部分支付工人工资的时候,这在本质上并不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交换,而是用工人自己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再同工人的劳动力进行交换;并且,工人通过劳动过程不仅要再生产即补偿这部分价值,而且还要给资本家创造400镑新的剩余价值。就此而言,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既不是等价交换,也不是不等价交换,而是一种非交换,或者说是在等价交换的表象下掩盖着的非交换。因此,马克思说:“价值过渡到资本时,等价物的交换转化为它的对立物,在交换的基础上交换变成纯粹的形式,而相互性完全成了单方面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68页)但是,由于“交换规律只要求彼此出让的商品的交换价值相等”(马克思,2004年a,第675页),所以,不仅第一次交易而且每一次交易都完全符合商品交换的规律。此其一。其二,与此相联系的是,交易双方不再具有同一规定,不再是简单商品生产意义上的卖者和买者,即交换者,而是转化为具有不同规定、且彼此具有对抗性的资本家与工人。马克思说:“在这种发达的关系中,个人不再仅仅表现为交换者即买者和卖者,而是出现在一定的相互关系中,不再是所有的人都处于同一的规定性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02页)买者与卖者发生关系,其目的在于通过交换获得各自所需要的使用价值;而资本家与工人发生关系,其目的则在于获得剩余价值从而实现价值增殖。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由此决定身处其中的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人。这样,等价交换向非交换或虚假的交换转变,同一规定的人向不同规定的人转变,正义也向非正义转变。

   3.关于“自由-正义”的转变

   与上述两种转变相联系,表面的自由和正义也向实际的不自由和不正义转变。单从市场关系来看,每一次交易都服从于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因而都是自由的;但若把流通和生产联系起来,就“必须承认,我们的工人在走出生产过程时同他进入生产过程时是不一样的”,之前“在市场上,他……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像白纸黑字一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而“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马克思,2004年a,第349页)既然是被迫的,就是一种强制,而强制即意味着不自愿、不自由。因此,马克思说:“剩余劳动是资本未付等价物而得到的,并且按它的本质来说,总是强制劳动,尽管它看起来非常像是自由协商议定的结果”。(马克思,2004年c,第927页)事实上,在一切剥削制度中,劳动者完成的剩余劳动都是一种强制劳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此其一。其二,“劳动力必须不断地作为价值增殖的手段并入资本,不能脱离资本”,这说明工人是从属于资本家的。只不过,“由于它时而卖给这个资本家,时而卖给那个资本家”,所以,这种从属关系“才被掩盖起来”,从而呈现为一种虚假的独立性。(参见马克思,2004年a,第708-709页)从社会角度来看,由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实际上是资本本身再生产的一个因素”,所以,“工人阶级,即使在直接劳动过程以外,也同死的劳动工具一样是资本的附属物”。(马克思,2004年a,第709、661页)这就决定了,“工人在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以前就已经属于资本了”。(同上,第666页)既然说工人从属于资本家,就说明他在资本家面前既不平等也不独立,而不独立即意味着不自由。其实,工人何止是不自由?他彻底沦为资本增殖的手段和工具。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是物质财富为工人的发展需要而存在,相反是工人为现有价值的增殖需要而存在”。(同上,第716-717页)

   4.关于“边沁-正义”的转变

与上述种种转变相联系,表面上的互利互惠、共同致富向实质上的两极分化转化。如前所述,边沁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确认为正义的原则和标准,而斯密则将之与市场交换机制相联系,认为互利互惠、共同富裕是市场交换的自然而必然的结果。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和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只适用于简单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中的情况则大相径庭。从物质财富来看,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不断地把物质财富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资本家的价值增殖手段和消费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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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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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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