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存在的见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25 次 更新时间:2008-07-23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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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 (进入专栏)  

在这样的岁月中,没有任何比荆冠更可爱、更美丽的东西……

——涅克拉索夫《母亲》

1

人生苦短,竟都顽强地致力于一种保存;穷达贤愚,概莫能外。

有这样一具病弱之躯,从来未曾尝受过青春的欢乐,便已届垂暮之年。对于这生命,大约他也有着不祥的预感的吧,临出远门的时候,这样对他的父亲说道:

“父亲,我活了三十五岁,除了三本笔记,再没有什么可以存留的了。您为我好生放着,或许将来会有点用处……”

第二年,他就死掉了。

阔人保存的是权杖、华宫、珠玉,美女,甚至尸体;而他保存的,唯几个小本子而已。

2

张中晓——

倘使不是一只扭转乾坤的大手把这个名字写进一条叫作“按语”的东西中去,世界上不会有人知道他。

当然这是一种假设。倘使名字与手无关,他根本不可能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要犯,于是也就不必坐牢,不必承受后来的种种灾难;他会成为一位权威理论家,以等身著作赢得人们的妒羡。但当然,这也是一种假设。一旦脱离了人生战斗而仅仅满足于符号概念的摆弄,所谓理论家者,充其量只配是一只雄视阔步的火鸡,决不会成为鹰隼的。

3

张中晓是鹰隼。虽然失去了在世间搏击的机会,但是,他拥有另一幅天空:三个笔记本便是他的羽翼,为他留下挣扎着飞行的带血的记录。

由于在那场著名的围猎中被猝然击中,他的目光变得更加锐敏了。从地面的草丛到天际的云翳,他都逐一地搜寻过;他必须学会从风声中听到弓弦的颤响,从阳光的飞瀑中看到羽箭的闪光。他从伤口中发现世界。世界呈环形包围他,重重叠叠,他便往不同的方位切入,直达事物的内质,并从中找到一种可怕的网状的关联。形而上学在哲学家那里是一枚晶莹剔透的水晶球,而在他这里,则紧连着自身的生命,稍稍剥离,便见血肉模糊……

他喜谈政治,而且几乎一定是古代政治。在他那里,好像距古代更近一些。关于政治,所谈的范围似乎颇偏狭,完全集中到政治哲学,尤其政治道德方面。他总是不忘把政治同权力联系起来,而权力是恶的:不是强暴,就是虚伪,即所谓霸道与王道。其实,两者都是同样通过对个人自由的干预来维持“天下太平”的。他说道,政治的道德性存在于纯粹理性领域,而在实际运作中,就只余流氓的跋扈了。

至于经济方面,他极少触及,最注目的一处是:“某些经济学家的学说由于沉迷于抽象之中,忘记了人,忘记了领有并应该相授一切财富的人。”各种经济学说,无非环绕数学和逻辑推演,没有谁用如此简洁而丰饶的字眼来加以表述:人。在五十年代后期,这个批判性结论无疑具有爆炸性的力量,但是它藏在一个语言的铁壳里面,沉默至今,而仍旧无人知晓。有一个叫沙夫的东欧人,十年二十年以后,同样以“人”作为一种体系哲学的中心来建构他的理论,那结果,居然震动了大半个世界!

文化问题一样是人的问题。不同于学者的是,张中晓没有把文化看成是无所不包的自在的生成物,而是视作不同文化群体自为的和互动的过程。他特别重视国民的文化性格和文化心理。人们的恐惧、盲动、谨慎、温和、折衷、顺从等等,在他看来,都是统治集团的强迫主义和愚民政策的产物。这中间,当然也还有文人集团的参与。他对先秦诸子如申韩老庄一流的批判,用的简直是庖丁刀法,洗练而深刻。他认为,中国的古文化,无论如何智慧和高超,要害是没有通过个人,也即在于扼杀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对人是陌生的,僵硬的、死相的。

还有哲学、宗教、艺术、美,议论所及,都是历史的陈迹。一个狂热而荒芜的时代,在他的字行中间一下子跳过去了。简直不存在一点具体的面影。然而,那文字,却又都处处唤起我们关于自己的曾经活过的记忆。

对于张中晓,写作是苦难的历程,或者可以说是绝望的煎熬。不要说带着凋残的肺叶执笔,备受生理的痛苦;也不要说作为戴罪之身,十面埋伏,动辄得咎;即使历尽艰辛写将下来,结果还得像陈寅恪说的“盖棺有期,出版无日”。思想是现实的产物,它的生命,全在于参与现实的改造,而要像藏匿的文物一般等待未来的发掘,则远违了创造的初衷,失去其固有的意义了。更何况,思想过的东西未必都能写出;而写出来的思想,又往往因为要回避危险而必须锉减原来的锋芒呢!

幸好还有锋芒!

4

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生活,人是很容易堕落为兽的,像张中晓这样备受舆论的打击、镣拷的拘囚、亲人的歧视与疾病的折磨者,很难想像不会变得浮躁、乖僻、颓丧、不近人情。

然而,圣徒就是圣徒,魔鬼就是魔鬼。

他的思想确实具有火和金属的性质,但至刚至烈处,乃有水一样的至爱柔情。他爱人类,即使遭到弃绝,这份深沉的情感依然支持着他,直到生命终结。所以,他才不断重复地说到道德,说到良知,说到使命和责任。在一个陷于仇杀的时代里,有谁向我们说过这一切呢?而我们,又何曾想到过向自己和可望得救的子孙负责?

这个虔诚的道德论者,人成了他唯一的信仰。他的目光,总是犀利地穿透把人抽象化了的虚伪的群体结构而投向个人,复杂的生命个体。他谴责历史上无数显赫的帝国的罪恶,正在于它们以国家的至高无上的利益吞噬了个人的存在。他说:“一个美好的社会不是对于国家的尊重,而是来自个人的自由发展。”他对中土玄学的批判,也正因为它以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消灭个人自己;他认为,申韩的功利的原则是毁灭道德性的,而庄子的下贱的原则,则从另一形式放逐了道德性,结果泯灭了“人生的庄严感”。

人即个人。个人是不容亵渎的,然而竟遭到了亵渎!于是,他面壁呼吁建立“道德的民主”:在对于人性有获得个人自由的能力的基础上,关怀他人,尊重他人,以期获得基于和谐而不是基于胁迫的社会稳定性。“道德的民主”这个概念,纯属于他的创造;而作为乌托邦思想,却早已在人类的梦境中艰难辗转了几千年!

在论及“道德的民主”时,张中晓特别对“容忍”和“仁慈”作了比较。他认为,仁慈是一种恩赐,而恩赐是反道德的;容忍是人对人的关系,完全出于自由的心情。但是,主张容忍,并不排除正义的憎恶和对压力的反抗;不然,人性的道德就会变得萎软无力。事实上,多年以来,人道主义本身不就是一只极力逃避追捕的左右奔突的惊怯的兔子吗!

5

就在周围接连不断的鼓角声中,张中晓伏在黑暗里写下这一切:他的沉思,他的冥想。作为战士,他失去了战场;作为演员,他没有观众。而作为人,也不能过正常的生活,剩下的权利,就只有呼吸和思想了。

因为思想,所以活着。——这是思想者的骄傲呢,抑或思想者的悲哀?

6

我知道张中晓为什么要着意保存三个笔记本了。作为生命个体,那是思想剩下的最后的灰烬,所谓“此在”的唯一可靠的证明。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青年知识者。他纯净、正直、热情,结果因追求真理并有所泄露而罹祸。在一个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度里,思想犯所受的惩罚,并不比政治犯或刑事犯更轻一些。只是,他没有向命运屈服;在极度艰难中,终于为自己挣到了一截短暂的生命。就凭着这惨淡的生命之光,他坚持写满了三个用碎纸片装订成册的笔记本。其实,那是三本书稿:《无梦楼文史笔记》、《狭路集》、《拾荒集》。

如果没有了这三个本子,我们知道张中晓什么呢?要彻底地消灭一个人,实在是太容易了!

7

我读着友人从这三个本子中编选出来的文字,如同读他生前为自己写下的墓碣文。记得其中有这样一段:

只要真正的探索过,激动过,就会在心灵中保存起来,当恶魔向你袭击,它就会进行抵抗。即使狂风和灰土把你埋没了,但决不会完全淡忘,当精神的光明来临,你的生命就会更大的活跃。

作为精神实体完成的人,他已经作出了伟大的工作。他超过了神。而神是什么呢?神不过是愚蠢的人们出于胆怯和无知,根据头人的模样虚拟出来的一个偶像罢了。

1993年秋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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