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建兴:乡村治理的新议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0 次 更新时间:2019-09-03 08: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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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建兴  

接下去是对当前乡村治理党委政府所确定的八大核心议题。今年中农办、农业农村部、中组部、中宣部、民政部、司法部《关于开展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建设乡村治理示范区,要围绕以下八个方面来开展工作,所以我把它刻画为目前的八大核心议题,现在中央六个部门认为乡村治理的核心议题就这八个。

  

   (一)探索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体制。

  

   刚才讲了,无论是共建还是共治,还是共享,“三共”,张文显老师到桐乡去参加自治、法治、德治论坛,他的主旨报告就是三治与三共的关系,共建、共治、共享的关系,这个要来论证的,你怎么体现出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治理里面怎么来共建,怎么来共治,怎么来共享?共享的问题可能是特别重要的问题,在乡村治理中要体现出来。共治,刚才专门讲了,社会治理的三层含义,第二个共治。共建,怎么来建设这个社会?我觉得讲共建大家都能接受,大家一起建设没问题,但是共享比较难了。

  

   (二)要探索乡村治理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机制。

  

   乡村治理不仅仅是稳定有序,你还要跟经济社会发展,要促进我们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我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在新疆公益论坛上做了一个演讲,就起源于尤努斯先生访问浙江,孟加拉国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尤努斯先生,他是穷人银行家,小额贷款普惠金融之父。我那天跟尤努斯先生对话交流,我就把他的普惠金融解读为一种社会治理创新,我说如果说普惠金融是一个金融的重大创新,你应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不是得和平奖,你为什么得的是和平奖呢?因为不仅仅是金融的现象、经济的现象,而是社会治理创新,也就是通过格莱珉银行的做法,大家都知道这个,他把钱借给妇女,五家人家才能借,成为一个小组,四个小组成为一个大组,每个小组每个星期都要开会的,积累社会资本,形成一种社会合作互助的机制。所以哈贝马斯说经济的媒介是金钱,政治的媒介是权力,社会的媒介是团结。格莱珉这个词在孟加拉语就是乡村的意思,它的乡村银行虽然是金钱这个媒介,但是实现的是团结,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三种最主要的媒介,哈贝马斯说,格莱珉银行现在成为孟加拉国最大的银行,有多大的势力呢?他有900多万个客户,按照每一户一家五口人计算,大概四五千万人,四五千万人跟格莱珉银行有关,什么概念呢?孟加拉国大概1.4亿人口,13的孟加拉人都跟格莱珉银行有关,而且坏账率只有百分之一点几。前面毛利斯先生好多人都尝试这样做都失败了,今年中国建设银行跟他签了战略合作框架,接下去看看是不是走出格莱珉银行中国的路,这个意义不仅仅只是金融的概念,这就是乡村治理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是紧密相连的,能够积累社会资本,促进社会的团结和友好。

  

   我刚才讲了桐乡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模式,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载体,叫农信贷,你自治、法治、德治,你的自治水平有了德治和法治水平比较高的,你就可以授予比较高的信贷,如果你还了贷款,你将会授予更高的信贷,应该说是三治融合的一个非常好的载体,这些载体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都不是先天可以复制的,都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所以这个载体里面体现自治、法治、德治,今天不讲具体的故事。

  

   (三)探索完善乡村治理的组织体系。

  

   最核心的是要完善农村的党的基层组织。探索健全以党的基层组织为领导,村民自治组织、村务监督组织是基础,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其他经济社会组织为补充的组织体系,实现村级各类组织按需设置、按职履责、有人办事、有章理事。这是乡村治理的组织体系。

  

   (四)探索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路径。

  

   不能将三治结合作为政府自上而下的考核指标。我们在这篇文章里面曾经提出一个构想,用自治指数、法治指数、德治指数来刻画一个社会治理水平,可能有利于我们来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说拿来进行考核。

  

   (五)完善基层治理方式。

  

   (六)要完善村级权力监管机制。

  

   这就是浙江宁波宁海提出的小微权力的36条清单,小微权力的监督制度,制定权力责任清单,加大基层小微权力的腐败惩处力度,宁海的36条,现在宁海的县委书记到鄞州区去做区委书记了所以他把这36条又改造为“三清单一流程”,把基层农村的干部们都管住了,都规范住了,也保护他们了,你要做什么事情查一下有这个权力我就签,但是这个清单不能太清晰,要有模糊地带。我给他们的建议,一个是执行小微权力清单,或者“三清单一流程”坚定不移,另外一方面高层级党委政府要赋权、赋能村支部或村党委。既要有“三清单一流程”,又要给基层赋权、赋能,既是规范运作,又是创造性工作,这两个可以结合起来,否则基层干部是没有一个人有动力的,都在这个清单中找,找不到我就不办这个事。

  

   (七)创新村民议事协调形式。

  

   村民议事会,温岭的民主恳谈会等等,很多形式,还有参与式预算,都是很重要的故事。此外,为本地村民、外来居民、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参与议事提供平台。现在到浙江的乡村里面外来人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元素。外来人口数量最高的是广东,有3600万,我们大概有1600-1800万外来人口,有相当一部分,哪怕在城里打工也在乡村住在农民的房子里,这些人的财产权、治理权一定在乡村治理中得到体现,要创新,村民不仅仅是指户籍意义上,还要包括外来居民,这是中央乡村治理工作会上一个字都没提到的。

  

   (八)创新现代乡村治理手段。

  

   我们要强调要利用信息技术,但是不宜过分强调“互联网+”治理,我们可以强调互联网+服务,便民服务可以发挥作用,因为技术治理是有双刃剑,可以降低成本,也可能带来社区社会资本的流失,数字化的转型会加剧社会流程,信息化并不必然通过信息技术的赋权推动社会平等。浙江这样一个数字经济最发达的省,使用智能手机的47%多一点,接入互联网的49%多一点,都没有到一半。所以你可以想象50多岁的人,他本来就是获取公共服务的弱势群体,他最需要现代信息技术给他们能够辅助来获取高效便捷的服务,但是由于技术接入使用的双重限制,他们很可能成为新时代的边缘群体。所以你看议事的人老是这些人在议事,没有智能手机不接入的人双重限制以后更加成为边缘群体,这个可能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它的极化、倾向固化,可能对我们乡村的治理手段。

  

   四、提出走向乡村善治的八大理念,形构当前乡村治理新的议程。

  

   最后就讲一讲走向乡村善治,根据前文提出的八大核心议题,最后我们讲八个理念。

  

   (一)基层社会治理需要顶层设计,顶层设计的重要原则就是基层创新应当是可以、可以、也可以。

  

   顶层设计是把地方各种各样的探索创新,总结、上升、提炼到更加普遍性的一个手段或者载体。所以可以、可以、也可以是对基层创新的一种态度,鼓励自行探索。从根本上讲,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具体样态是不能设计的。我刚才讲到自治、法治、德治,这里到底是乡贤理事会发挥作用?还是村民议事会发挥作用?取决于你的禀赋?你这个村民的议事的公共空间、公共理性程度高不高?所以我们很可能一个村里上面提到的各种各样的载体都用过了,但是收效甚微。因此,选什么载体都由他自己去创建,不能“设计”,他自己创新。

  

   (二)最大限度推进自治

  

   怎么样推进?那就是为基层减负,所以要最大限度地来降低要求性的行政干预,只要有要求性的行政干预一定会增加基层负担。我要给你减负,我仍然是要求性的,所以仍然会给你增加负担,因为我有没有减了负,你要给我写到台上,所以我们很多很多为基层减负反而是增加了考核指标。我们浙江省今年过完年全部的党政干部三服务,为基层服务,为企业服务,为群众服务,这个活动当然是很好的,都到基层去、到群众去、到企业去,就像双胞胎母亲,经常给一个孩子洗了两次脸,给另外一个孩子一次没有洗。领导干部去服务,老是到有名的企业去,省长去了副省长再去,厅长再去,另外的不有名的普通的无人问津。所以这些基层,为基层减负的考核指标要想方设法,这是一个悖论。所有过程性的考核都是劳民伤财,确定目标,对目标进行考核,只要实现目标的手段符合章法,让他各显神通,减少对过程和手段的考核,我们现在处处留痕,对过程、手段要求一多,那当然把基层搞死了。所以一方面说我要给你减负,说你这个人太形式主义了,事事留痕,他说我留痕给自己看,形式主义的根源在官僚主义,你要他留痕,他才把台账做得那么漂亮,他解决一件事情的工作还不如做台账花的时间多呢。

  

   (三)分权并非越多越好,为基层赋权要配置相匹配的人财物,实现权力、责任和资源匹配。

  

   很多下放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不符合基层的实际情况,使现在基层的压力越来越大,比如“最多跑一次”改革,在我们浙江省我关注的还是体制性的改革,我把权力重置,我把流程再造,我把信息共享,但是我跑了六七个省,很多地方是给群众减负,但是我们增加了代办制,群众来一次就行了,我专门给你做代办员,群众是减了负,但是政府自己的成本增加了,基层政府苦不堪言,所以要实现体制改革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仅增加一个代办员。所以怎么样来把分权和集权的关系处理好。很多责任你就要高层级政府来承担,并不是分权越多越好,尤其是我们受西方学术委员传统影响比较深的,我们多个实践案例都表明这一点。

  

   (四)要突破政府对社会组织“非收即放”的管理思维。

  

   十八大报告里面提出来要建立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社会组织体制,但是我们要严厉打击非法社会组织,严厉打击乱收费,再加上严厉打击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违法活动,要收了,地方政府对这种气候的判断是错误的,我们打击非法组织和我们培育发展特别是优先培育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公益慈善类、科技教育类、城乡社会服务类的社会组织,这是可以同时存在的,要突破这种“非收即放”的管理思维。

  

   (五)激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要靠应用载体创新,推进治理创新向后端移动,改变创新给群众带来的效用曲线。

  

我们最近给领导写了一个报告,题目叫《警惕创新成为一骑绝尘的孤立》,创新一成功,创意就死了,我们对俞可平教授在2001年开始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的60多个项目进行了跟踪,加上提名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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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研究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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