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凡:美国霸权的兴衰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81 次 更新时间:2019-09-02 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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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凡  


时常有人问我:赵老师在美国,攻读美国学博士。请问美国学有哪些课程?培养目标又是什么?这个问题挺大,也挺复杂,借助这个美国学论坛,我谨作统一回答如下:

一,美国学又称美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它是区域研究的一支,类似于俄苏研究、中国研究。有人称它是超级大国研究。其实,美国的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肇始于1930年代。当时美国并非超级大国,但它居安思危,主动应对天下大乱,即苏联崛起、希特勒上台、欧美经济危机,以及接踵而来的二战。

二,如今的美国高校,普遍设立了美国研究系。若要追根溯源,还须从哈佛讲起:1937年,哈佛首创跨学科的美国文明史系,我老师丹尼尔·艾伦(Daniel Aaron),就是该系第一个博士。1981年,我入读哈佛美国文明史系。系里规定,但凡涉及美国的学问,均可纳入课表,从文史哲、政社经,直至美国的宗教、艺术、军事、外交。

至于培养目标,我老师说一个美国学博士,应当精通美国的语言文化,熟悉其历史地理、政经传统,还要有能力针对美国的变革趋势,长期跟踪研究,加以分析和评估。

三,中国老一辈学者,对此心知肚明。譬如费孝通先生1943年去美国访学,亲眼见识了美国大学里的美国学、中国学。费老说,美国政府明白二战是全球性的,美军须对各战区的人民有所了解。所以他们召集各类人才,设立区域训练班。

费老晚年,念念不忘美国高校的中国学和美国学,尤其是人家的跨学科综合训练。为什么?众所周知,中国有一个“盲人摸象”的成语。美国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也把中国比喻为一只庞大亚洲象。在他眼里,美国则是大海中的一头巨鲸。

面对庞然大物,中国学者单凭一己之力,仅靠一技之长,岂可全面了解美国? 我们的经济学家,摸到了美国的尾巴。历史学家偏爱美国的肚子。政治学家呢,喜欢琢磨它的鼻子。如此而已。

四,费孝通警告:中国高校偏爱学科切割,不懂学科交叉! 大家都知道,钱学森有个临终一问:为何我们的学校,总也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很显然,费老与钱老一样,对此忧虑重重。

以我个人所见,目前中国国内在校的外语本科生,每年高达几百万,多数是当翻译、当导游。另有一小批,有幸进入硕士博士班,但他们只能选择两个方向:语言或文学。

总之,我国高校很少跨学科,这是长期套用苏联模式的积弊之一。即便在国防院校,也缺少地缘政治、国际战略等高级科目。结果呢?我们拥有庞大的英语人口,却由于琐碎切割、方向单一,无法培养出与中国国力相称的研究人才。

今天,我向大家报告一下,我在哈佛学到了什么?而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美国学权威,又是怎样潜移默化,影响了我对美国的总体看法、长远预判?先说说我老师丹尼尔,他教会我一些导向性原则(guiding principles)。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1982年,我在哈佛上研讨班,讨论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老托是美国学的开山鼻祖。身为法国贵族,他热情赞扬美国民主。他在1840年预言,美国人的开放思维、实用精神、民主实践,“必将汇合成一股巨大动力,推举它超越欧洲,成为一流强国”。

报喜之后,托克维尔又忧心忡忡道:美国民主也有四个弊端。丹尼尔将这一负面清单,带去研讨班,又命我等全神贯注,挨个儿掂量。援引当年的英文笔记,我摘译如下。

一,民主令人忘记祖先。只有爱国主义或宗教,能让全民族奔向同一目标。

二,世人迷信普选权,以为它能保证国民做出最佳选择,可那完全是幻想。

三,民主国具有一种Leveling Power(削平力量),它排斥理性,蔑视精英,导致民主暴政。

四,没有哪个民族,会像美国人这样渴望发家致富。然而民主的首要原则,并非要消除庞大财富,而是要避免这些财富,落入富豪统治、寡头垄断的掌控之中。


现代性,一个矛盾概念


我们讨论美国,须从哲学开始,首先要弄懂黑格尔的著名概念,现代性。所谓现代性(modernity),是个矛盾概念,特征是悲喜交加、善恶交织、福祸相依。在黑格尔看来,现代性即是理性,是民主自由,也是资本主义的时代精神(Zeitgeist)。

然而尼采发疯之后,欧洲人却一再诋毁它、讽刺它。什么道理?因为现代性不断给世界带来进步与竞争,剧变与冲突,还有没完没了的精神焦虑,心理创伤。二战后,现代性在许多西方学者眼里,变成了“危机”的代名词。(赵按:上面讲的是抽象哲学概念。)

现代性到了美国,又有哪些变化?我老师说,美国独立革命,代表它对宗主国的反叛,也是针对欧洲现代性的扬弃。从中可以发现:美国现代性后来居上,具备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势头、进步意义。(赵按:中国人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比方说,美国人鄙视欧洲的腐败僵化,所以他们强调美国例外、美国神奇、美国天命昭昭。再者,由于欧洲人打打杀杀,不得消停,美国人转而赞美自家的国土广袤、资源丰饶,偏安一隅。

最后,美国背靠大西洋,雄视太平洋,真可谓得天独厚,左右逢源,进退自如!(赵按:这已转向了一种地缘战略研究。)结果呢,与欧洲的保守传统明显不同,美国文化形成一系列标新立异、引导潮流的特殊性。为了凸显这种特殊、别致、与众不同,美国人得意之余,又发明一个新概念,即美国例外性(Exceptionalism)。

与欧洲相比,美国创造了哪些例外?请看美国无拘无束,欧洲敬畏传统;美国阶级模糊,欧洲贫富悬殊,美国流动频繁,欧洲等级森严;美国持续创新,欧洲墨守成规。而美国人热爱自由,追求平等,信奉个人成功,这在社会学家看来,也是人类的巨大进步。最让世人惊诧的一大例外,则是罗斯福新政起死回生,不但让美国躲过了经济危机,又侥幸避免了左右对峙、革命爆发。

丹尼尔在研讨班上,还给全班留下一道思考题。大意是:黑格尔发明的现代性,实乃一个矛盾概念。托克维尔针对美国民主,也使用了矛盾修辞。《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更以一种独特的辩证方式,生动刻画现代性与生俱来的矛盾本质:“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里,开发出比过去世世代代还要大得多的生产力。它创造了与埃及金字塔、古罗马水道、哥特式教堂根本不同的艺术奇迹,它举行了与民族大迁徙、十字军远征完全异趣的远征。”热情赞美之余,马克思又慨然发指道:“它迫使一切民族在唯恐灭亡的忧虑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使乡村依赖城市,使野蛮和半开化国家依赖于文明国家,使东方依赖于西方。”


丹尼尔:美国史上,三轮危机


我老师丹尼尔,高寿一百零四岁。他一贯褒扬进步传统,抵制少数权贵。他在自传中,反复提及美国的Plutocracy(富豪统治)、Oligopoly(寡头垄断),指其为美国民主的重大威胁。在他看来,美国史上先后出现了三股反民主势力:一,挑起内战的南方蓄奴派;二,导致1929年大萧条的垄断资本家;三,冷战中坐大的军工联合体。

我老师教我的第二课,是把美国建国后的二百四十年历史,粗略切分成三段,每一段长约八十年。丹尼尔认为,美国每经历八十年的迅猛发展,剧烈扩张,就会遭遇一场严重危机。譬如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美国度过了八十五年的“少年发育期”。从内战结束到二战胜利,其间也有一个长达八十年的“青春骚动期”。

丹尼尔肯定林肯、罗斯福的伟大功业,赞扬美国人民对民主制度的热烈追求。于是我在哈佛,尝试写一篇论文,《美国现代性:第三轮危机》。至此,我已跟随老师,步入历史哲学的殿堂。

简单说,美国人民仰仗林肯和罗斯福,两次冲破难关,巩固了民主制度。至于第三轮危机,却是扑朔迷离,难以捉摸。直到特朗普上台,我才基本断定:大灰狼又来了!


摩根:美国奴役,美国自由


二战后,流亡美国的德国哲学家,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联袂发表《启蒙辩证法》。这两位犹太哲学家,从头爬梳欧洲启蒙史,从中赫然发现:欧洲人沾沾自喜的启蒙运动,不过是理性的诡计!

此话怎讲?只因他俩三生有幸,见识了党卫军、集中营、原子弹。这表明:人类并非从启蒙走向自由,而是“从但丁地狱,走向人间炼狱”。再者,二战也不是什么远古野蛮,而是一种标榜逻辑思维、精确计算的现代野蛮。(赵按:此乃经典的西马批判理论[Theorie der Kritik],也是剖析发达资本主义的手术刀。)

法兰克福学派在纽约,先后培养出五百多个美国博士。然而美国人阳火旺盛,一直缺少辩证思维。真正的反思,始于美军1975年在越南的惨败。那一年,耶鲁教授摩根(Edmund S. Morgan),推出一本名著《美国奴役,美国自由》,引发学界的热烈反思:美国号称是民主国家,干嘛总喜欢奴役他人?

摩根发现:1776年前后,华盛顿与杰斐逊,伙同弗吉尼亚的一群乡绅,集体起草了《独立宣言》《美国宪法》《人权法案》。独立战争后,这帮南方绅士联手统治美国,长达二十二年之久,史称“弗吉尼亚王朝”。然而别忘记:他们个个都是奴隶主!

摩根翻检十七世纪殖民档案,揭示一系列尖锐矛盾:南方贵族老爷,毫无民主意识。他们压迫佣人、剥削黑奴。奴隶不断逃亡,奴隶主疯狂捕杀。殖民地的英国官员,目睹蓄奴经济利润丰厚,趁机捞油水。奴隶主们气急败坏: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民主斗士。

摩根质问:“共和国的自由,为何要仰仗奴隶制的支撑?《美国奴役》试图破解这一埋藏在美国核心的悲剧性矛盾。”摩根的核心悖论(central paradox),即弗州是美国革命策源地,也是北美最大的蓄奴州。而美国民主制度,正是一桩“自由与奴役的婚姻”!

2016年哈佛又推出新书,《这广阔的南方帝国》。此书作者卡普(Matthew Karp)揭示:内战爆发前,南方政客蠢蠢欲动,妄图纠集墨西哥、智利、巴西等蓄奴国家,打造一个横跨美洲的大帝国。在其周密计划中,美墨战争只是一次预演!

美国学界一般认为,奴隶制是美国的原罪(基督教定义:人人都有原罪)。卡普却说,奴隶制是一桩现代性原罪。这是因为,美国民主脱胎于奴隶制。美国少年时期,又惨遭南方奴隶主的误导。由于奴隶制尾大不掉,美国成年后,很可能因此走向覆灭。

(赵按:美国人民打响了革命第一枪,高高举起自由民主的旗帜。然而在其骨子里,这个新生共和国,依旧是善恶交织:从中孕育出一种新野蛮,这又埋下了南北战争的祸根。)


一个美丽新帝国


下面,我要转入一个高难度课题,帝国主义研究。十九世纪末,美国大举扩张。美国学者强调这一轮扩张的特殊性,却不接受马克思列宁有关帝国主义的经典判断。

1963年,康奈尔大学的拉菲伯教授(Walter LaFeber)出版一本《新帝国》。此书认定:美国扩张并不依赖攻城略地,也不像英国人那样派遣殖民总督、征收苛捐杂税。相反,美国开启一个新型工业化进程,即鼓励创新,刺激垄断,推广流水线生产,尝试管理革命。

拉菲伯据此断言:美国人在打造一个新帝国(New Empire)之际,也建立起一套现代化的工业基础、贸易法则。他们利用这一压倒性优势,推行更开放、更便利的自由贸易。

美丽的帝国主义:左派学者质问:从1846年美墨战争,霸占墨西哥近一半领土,到1898年美国夺取古巴、波多黎各,再到1899年美军入侵菲律宾,杀戮土著,镇压起义,这一系列侵略与扩张的暴行,难道还不够帝国主义? 美国自由派一片哗然,纷纷辩护说:美国并不追求霸权,它要构建一个全球互助系统!美国还拥有在全球行善的能力,它打败了法西斯!

上述帝国辩护书,连篇累牍,越来越搞笑。1993年,美国汉学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又发布《美丽的帝国主义》。此书分析中国文人、商人与自由职业者,针对美国的矛盾心态,即美国好坏参半、善恶交织,简称“美帝”。

如今多数美国人相信:尽管美国统治着世界,可它并非帝国主义。这方面,普林斯顿大牌政治学教授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写下一本《自由主义利维坦》,影响最是深远。此书证实:美国利用一整套国际法与国际机构,取代了帝国统治。如此先进方式,当称一种自由主义世界秩序(Liberal World Order)。

上述世界秩序,源自威尔逊总统。美国历届总统中,威尔逊是唯一的哲学博士,政治经济学教授。身为普林斯顿校长,他也是美国自由派学者的楷模。世界大战爆发,老教授提出“十四条纲领”,即缔结《凡尔赛和约》,成立国际联盟,维护世界和平。他的方案太过理想化,首先遭遇欧洲列强的阻击,后来又被美国国会否决。

然而,威尔逊方案开启了美国领导世界的战略思路。受其启发,罗斯福总统在二战炮火中,提前规划世界秩序。1941年,他与丘吉尔起草了《大西洋宪章》。1942年元旦,齐聚华盛顿的二十六国代表,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而这就是那个“自由主义利维坦”。

美国人所谓的“自由秩序”,明显超越了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二战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英国统治土崩瓦解。美国抓住时机,鼓吹美国的民主政治,推广美国主导的自由经济,进而引导亚非拉的大批穷国,相继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

然而不难发现,自由秩序的关键,是以美国为主,拉拢欧洲与日本,结成一个发达国家联盟,又称富国俱乐部(G7)。其次是将众多的弱小国家,纳入一个松散外围结构,让它们成为欧美联盟的附庸国,为其提供原料、市场、劳动力,同时分担防务费用。

哈佛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深入阐明自由世界的精巧机制。他表示,美国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并不仅仅依靠军事霸权。美国独有的软实力,也是一种强大领导能力,例如民主政体、门户开放,科技发达、法治健全,又比如各国青年争相赴美留学,美国大片风靡海外。(赵按:感谢奈老师提醒:原来美国现代性的特征,除了善恶交织,还有一大亮点,即软硬兼施,恩威并举。)


梅教授:美式帝国主义


从内战到二战,美国实现了社会改革、经济腾飞,继而在罗斯福引领下,完成了美国民主的现代转型。然而这一奇迹,也导致全球经济危机,还引爆了两场世界大战!

美国学界自相矛盾,搅浑了帝国主义这一潭深水。多亏哈佛历史系的梅教授(Ernest May),他教会我识别美帝的霸权特色。1968年梅教授发表《美式帝国主义》,明确指向帝国主义的新变种。

帝国主义,一大变数:据梅教授多年研究,起初是马克思、霍布森、卢森堡,合力开启了帝国主义研究。后经布哈林、列宁的修订,发展出一套帝国主义经典理论。1942年,哈佛经济学教授熊彼得,推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此书振聋发聩,揭示美国资本主义一大变数,即自由创新、持续变革、自我毁灭。

梅教授发现,美国国力超常,体量庞大,足可以抗衡沙俄、碾压日本。而与欧洲列强相比,这个新生的民主政体,思想开放、主动创新,又凸显一条别具优势的发展轨迹。

不仅如此。美国在地缘战略上,也要比英国更高明。其长远目标,并非封建领主式的割据与厮杀,而是打造国际联盟,设计条约体系,确立美元霸权,以便长期主导全球的经济发展。

美国的扩张本质:华盛顿总统说,美国是一个“年幼帝国”。富兰克林也说过:早期的殖民首领,即是“民族之父”。他们驱逐土著,再把抢来的土地,留给子孙后代。杰弗逊大声疾呼:“让我们向西推进,占据一片又一片的西班牙领地!”

对此,耶鲁教授保罗·肯尼迪指出:“定居者从新英格兰出发,向西不断拓展。他们代表一个帝国,一个征服民族。”问题是,美国民众太天真,始终看不清美国的扩张本性。

左右两派,各执一端。梅教授只好杂糅出新了。他承认,美国作为民主国家,拥有强大的进步动力。同时,美国也是帝国主义的新变种,即美式帝国主义。为何要用帝国主义,而非帝国(Empire),来形容美国霸权?梅老师的理由如下:

一,罗马帝国持续千年,势力范围有限。而美国剧烈变革,彰显一种史无前例的扩张势头。所以,美式帝国主义一词,更吻合美国三百年发展史,即一部持续扩张、不断干涉他国的历史。

二,美国扩张轨迹,并不吻合列宁定义的资本主义垄断阶段(腐朽与垂死)。它更像是哈佛历史系主任蓝厄教授(William Langer)所说的预防性帝国主义(Preclusive Imperialism)。

简单说,美国的主要战略方向,一向集中在欧洲。所以它对贫瘠的第三世界,并无太多经济图谋。但出于地缘战略考虑,美国往往会提前下手,抢占势力范围,防范新兴大国。参比南海自由航行。


尼布尔: 美国历史的讽刺


南北战争后,美国扩张迅猛,命符如火。待到打赢了二战,美利坚已是威风凛凛、君临天下了。美国人相信:这一连串辉煌成就,代表上帝的特别恩宠。故此,美国理所当然,负有领导全人类的使命。果真如此吗?美国神学家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952年发表《美国历史的讽刺》,一时轰动朝野。

(赵按:尼布尔的神学思想,饱含人类学家的睿智。他又擅长心理分析,一再挖苦美国人的自负与自恋。譬如美国人相信,他们漂洋过海,是要在新大陆上改天换地。美国人不仅要推进民主事业,还要重建一种失落的天真[Innocence]。)

幼稚民族,拒绝长大:世界上的其它民族,难得有此奇葩念头。尼布尔却说,这念头激励美国人锐意开拓,又将这个幼稚民族,带入烈火烹油的美国世纪。问题是:二战后的美国如日中天,却还像顽童那样任性妄为!尼布尔冷酷指出:美国是个拒绝长大的民族。而美国世纪,又滋养一种“对于天真和美德的幻觉”。

假装天真,双重个性:尼布尔指美国历史短、扩张快,这导致一种巨婴式的自负与自恋。美国人满以为,一旦摆脱君主制,美国就能像弥赛亚那样,宣布人类解放的最佳方案。

尼布尔承认,美国科技发达,富得流油,可你随处可见贫困、仇恨与不平等。美国的巨大成功,往往建立在贪婪与暴行之上。而在国际事务中,它也习惯于扮演“天真的民主斗士”。

美国人笃信自己是救世主,却又坚持一种“假装的天真”。美国人的自由梦想,就此分裂出两种模式,一种是所谓现实主义外交,即反战、孤立,不买欧洲人的烂账。其实他们明白,等到欧洲打烂了,美国再去抄底,也是很精明的一桩生意。

另一种方式,号称理想主义外交,即“美国的好战分子,善于把私欲包装成一种美德”。只可惜,美国老百姓天真到家,总以为派兵出国、大打出手,就是替天行道。

(赵按:美国建国之始,性情粗野,放浪不羁。一旦遭遇压迫,它便激烈反抗家长统治。为此,欧洲人挖苦美国,说它是一个逃学顽童,一个叛逆成性、离家出走的小外甥。)

谁曾想,这个缺少家教的野孩子,却在二战后当上了全球大家长! 问题是:新家长趾高气昂,自命不凡。他不明白,何谓忍辱负重,韬光养晦。他也搞不懂,何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小阿瑟:批判美国世纪


尼布尔的辛辣讽刺,影响了一批哈佛教授,其中便有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阿瑟是我老师丹尼尔的师弟,哈佛历史系教授。他也是美国现代史权威,罗斯福总统的传记作者。

1961年肯尼迪竞选上台,请阿瑟做顾问。师叔放弃了哈佛的终生教职,隐入白宫深处。1963年,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身亡。阿瑟在白宫卷起铺盖,回家写书。针对美国世纪的最大疑案,我曾记下一些线索,备忘如下。

美国世纪,最大疑案:首先,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八年间,冷战局势紧张,国内暗流汹涌。艾克卸任前,一度闷闷不乐。他发现,美国已生成一个权势熏天的利益集团,俗称“军工联合体”。老总统自知惹它不起,只能明哲保身。

艾克在1961年告别演说中,突然发出严厉警告:“一支庞大军队,与一个大型军事工业相结合,这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必须警惕军工联合体,它可能攫取不正当的影响力。”

(赵按:艾克是欧洲战场的盟军总司令。对于美军及其高级将领,自然明察秋毫。然而身为总统,他却如履薄冰!)

为了对付军工联合体,美国自由派一致支持肯尼迪竞选。1961年,肯尼迪顺利上台,随即仿效罗斯福,任命一个由哈佛教授组成的智囊团,又请阿瑟(小肯的历史课老师)出任顾问。我老师丹,身为小肯的文学课老师,也成了总统的坚定支持者。

哈佛智囊,一败涂地: 哈佛的全明星阵容,当年曾为罗斯福新政,立下过汗马功劳。他们还力助美国打赢了二战。众所周知,哈佛教授主导了战略情报局(现在的CIA)。麻工与加州理工,负责研发兵器,包括原子弹。这批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却在肯尼迪时代一败涂地,而且败得不明不白!

肯尼迪因何失败?我几番揣度,试说如下。

一,肯尼迪年轻气盛,与银行家关系紧张。他继承罗斯福的强力干预政策,坚持由国家控制美元的发行与流通,可是他的多数提案,都在国会遭遇了挫败。

二,1961年5月,肯尼迪访问巴黎,与戴高乐商谈东南亚局势。老戴说越南是个大沼泽,千万别陷进去!阿瑟证实:古巴导弹危机后,总统决定从越南撤军。很显然,此事惹恼了利益集团。

三,肯尼迪挑选得州参议员约翰逊,作为竞选搭档。但二人生性不合,矛盾公开化。再度竞选前,肯尼迪表示要换人。结果是总统被人一枪爆头,副总统在血泊中宣誓接任。

约翰逊上台,下令向越南增兵五十万,随之投入上千亿美元。美国大银行与军工联合体,从中狠赚了一票,美元也开始在全球泛滥。法国总统戴高乐,乘机抛售美元,回收黄金。

1968年初,美联储一口气抛出九千三百吨黄金,不料全被欧洲人吸纳!约翰逊魂飞魄散,放弃了总统连任。尼克松上台后,被迫放弃了金本位。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轰然倒塌。

2007年,阿瑟因病故去。我以为,美国史学大家中,唯有阿瑟一人,见识了阴森的政治内幕,体验了惨烈的社会动荡。阿瑟晚年笔耕不辍,持续批判美国世纪。

冷战与帝国:阿瑟在《冷战》一文中,潜心研究帝国。何谓帝国?阿瑟说帝国自古就有,特征是穷兵黩武、扩张成性。何谓帝国主义?阿瑟说那是一种扩张意志:每当强国崛起,它自会恃强凌弱,挤占空间。然而美国世纪降临,改变了传统帝国的扩张方式,即从宗教战争、领土兼并,走向政治颠覆、文化渗透。

阿瑟又说,美国是一个准帝国,因为它缺少领土欲望。但它更像一种强势扩张的文化帝国主义。美国的称霸关键,在于二战。二战为美国打造了一支庞大军队,一套举世无双的先进军工体系。冷战进一步提升它们的规模与水准,并将其制度化、职业化了。

阿瑟又指美国世纪的扩张意志,主要来自政客、将军、银行家。此说代表学术界精英,印证艾森豪威尔的警告:“我们必须警惕军工联合体。权力的恶性增长,已经存在、并将继续存在。”说到底,美国有一个爱打仗的利益集团,其势汹汹,谁敢阻挡?

帝王总统,福兮祸兮:1973年,阿瑟又出版《帝王式总统》,区分三种类型的总统。首先是宪政式总统,它遵循开国元勋的原则,推行大民主、小政府、弱总统的治国理念。

罗斯福利用经济危机,颠覆这一模式,确立了总统主导权。然而他的继任者,都想延续罗斯福的权势与荣耀。阿瑟说,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到约翰逊、尼克松,构成一组君临天下的帝王总统。

他们个个手握美元、美军与核弹,又把持着NSC(国安会)、CIA(中情局)、兰德公司。(赵按:这在政治学家眼里,无疑是一个全球帝国的现代化架构,人类史上绝无仅有。)

再看帝王式总统,如何滥用战争权。美国历史上,只有五次符合宪法的国会宣战,即美英战争、美墨战争、美西战争、一次大战、对日宣战。换言之,罗斯福死后,国会宣战权就名存实亡了。其后的总统,不断向海外派兵,从韩战、越战,再到海湾战争、叙利亚战争。(赵按:这些军事干涉,俱是不宣而战。)

帝王总统肆无忌惮,终于引发了水门事件。尼克松遭弹劾,阿瑟戏称他是“造反总统”。此后几任总统,被迫有所收敛。里根上台后,又开始新一轮的权势膨胀。

(赵按:二战后的美国总统,几乎不分党派地喜欢打仗。这是为何?回顾一下艾森豪威尔的告别演说,再看看阿瑟的《帝王式总统》,还有哈佛智囊团的那一轮惨败。难道美国民主的背后,还真的隐藏一个Deep State[深层国家]?)


从传统帝国,到英美帝国


说起美国,中国人会想起一句俗语:美国的月亮圆又圆!我想告诉大家:美国月亮早先一点也不圆。借助黑格尔的现代性,它后来逐渐圆起来,一度圆得非同寻常,以至于现在又不那么圆了。依照中国的传统历法,此乃自然规律,没啥子稀罕。

再看美国世纪。1941年,美国报业大王亨利·卢斯,写下《美国世纪》一文。年底,日本袭击珍珠港,罗斯福宣布对日开战。从那时起,美国世纪持续了七十八年。

还记得我老师的说法么?每过八十年,美国就会爆发一轮严重危机!在我看来,南北战争是政治危机,1929年大萧条是经济危机。眼下这一轮,应该是一场霸权危机了。

各位若是不信,请看普林斯顿教授吉尔平(Robert Gilpin),他也下过一个类似判断。吉老师是西方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的领军人物。他2018年去世,留下了两部传世大作,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全球政治经济学》。

我们先看第一本。《世界政治》称:人类史上出现过三种国际体系,其结构特征,先后有别。

原始社会的地方结构:所谓地方结构,是指古希腊的雅典与斯巴达,或中国的战国时期。那一批早期国家,依赖奴隶和战俘,实行低水平的农业生产,很难扩大再生产。

传统帝国的掠夺体系:从罗马帝国到波斯帝国,形成一种帝国支配下的国际体系,特征是穷兵黩武,开疆拓土,不断扩大势力范围。吉尔平将这种传统帝国,称作掠夺性帝国(Predatory Empire)。

就是说,它们为了维持霸权统治,必须通过不断的杀戮、征服与掠夺,拼命搜刮硬通货,譬如攻城略地、勒索小国、收受贡金。又比如开采金银矿,控制贸易通道,征收苛捐杂税。至于帝国的经济盈余,主要取决于土地的大小,人口的多少。

海上重商帝国:十七至十八世纪,史称欧洲重商主义时期。此际,民族国家呱呱坠地,国际市场逐渐打开。传统的掠夺性帝国,开始升级为现代帝国。最先出场的是西班牙与葡萄牙。它们凭借远洋船队,漂洋过海,建立殖民地。荷兰与英国紧随其后,改进殖民模式。

其中关键,是宗主国不断输出工业产品,用来交换殖民地的劳动力、农产品、矿产资源。两百多年激烈竞争,促使英国人打造一种新帝国。新旧帝国,有甚不同?吉尔平指英国人改变统治方式,发展出缜密的敛财手段,建起一个海上重商帝国。

该帝国由两大部分组成:首先是一个工业强盛、商业发达的霸主国,其次是霸主国控制的海外殖民地。如此掠夺方式,与罗马帝国雷同。但大英帝国的成功,恰在于现代化转型,即由粗放农业,转向工业制造、跨洋流通,同时依托一个民族国家体系。

吉尔平感慨:英国人赶上了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头班车。他们占尽先机,因能在工商科技领域,长期保持领先。他们疯狂榨取殖民地,从中获得高额收益,那可是传统帝国无法想象的!

吉尔平断言:大英帝国代表一种“现代资本主义发明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这个结构日新月异。二战后,美国进入全盛期,迅速顶替了英国,成为新霸主。与英国不同,美国高度重视自身的国家安全、经济利益。为此它出钱又出力,主动建立一套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美国霸权,后来居上:凭借这一套条约组织,也仰仗罗斯福留下的超强国力,美国推行一种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这导致美军全球部署,美元到处流动,经济长期繁荣,民主深入人心。(赵按:民主与现代性一样,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论。就是说,美国推广民主之际,也导致各国人民,竞相批评美国的反民主行径。)

如果说,从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代表一次从传统到现代的飞跃,那么从大英帝国到美式帝国,历史再次腾飞,进入一个全球帝国时代。吉尔平冷静指出,新旧国际体系,自有一种内在连续性,即弱肉强食。作为新霸主,美国恶习不改,照样是贪得无厌,赢家通吃。

吉尔平强调:美国打造了一套号称民主的统治秩序,却未从根本上改造国际政治。相反,新霸主妄自尊大,并将因此而走向衰败。

吉尔平:帝国衰败,在劫难逃

千百年来,数十个新老帝国,争相控制国际体系。一旦他们拔得头筹,就开始不劳而获,贪婪攫取。吉尔平叹息:这种争霸努力,却是一项烧钱事业,一种慢性自杀。它让霸主国变得入不敷出,直至饮鸩止渴。从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莫不如此。

吉尔平确信,任何霸权统治,都涉及一个经济学基本命题,即霸主国能从国际体系中攫取财富,可它也要为此付出巨大成本。例如它要加大投入,增强军力。同时,它必须拉拢盟国,提供援助。它还要镇压反叛,确保帝国运转。这些巨额费用,都不是生产性投资。对于霸主国,它们层层加码,构成一种要命的负担。

霸主国若要继续统治,就不得不巧取豪夺。这在吉尔平看来,也不过是枉费心机。请看传统帝国,往往延续上千年。英国霸权也长达两百年。美国治下的和平,仅仅过了几十年,便已极度紧张了。全球帝国为何短命?吉尔平给出五个理由,介绍如下。

帝国发展,S型曲线:英国学者莱本斯坦,描述帝国的S型生命周期。第一段指传统经济,特征是低技术、低投资、低效益。第二段是改革开放,即引进新技术,推行新政策。第三段进入成熟社会,即拥有庞大的工商业与城市人口。此时消费发达,腐败滋生。

在此成熟阶段,美国大力提倡经济自由化,鼓励资本输出、技术扩散。如今它又后悔不已,因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开始彰显后发优势。在此成熟阶段,一旦停止军事扩张,霸主国就会出现资源枯竭,经济减速。这又必然导致军费、消费与投资的持续下降。这就是那条该死的S型曲线!

战争成本,成倍增加:为了避免曲线,霸主国只能到处打仗,加紧掠夺。这又激活一道催命符,即战争成本成倍增加。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指现代战争,成本翻番。原因是霸主国必须确保其军事上的压倒性优势。但军事技术一再扩散,落入敌国之手。这又反过来刺激霸主国,大幅改进技术,疯狂提升军备。

公共财政扩张:罗斯福新政开创了福利国家的先例。战后每一届美国政府,都要加大福利投入,从社会保险、国民教育,到失业救济、医疗保障。就是说,政府买单越来越多,直到不堪重负。

从肯尼迪到约翰逊,公共财政迅速膨胀,老百姓获得了巨大好处。问题是,他们过惯了好日子,政府的麻烦可就大了去!如今美国人酷爱消费,不喜欢存钱。这一享乐倾向,始于罗马帝国。如今的美军,也像罗马军团那样,开始依靠雇佣军,或征召烂仔当兵。

美国经济由实向虚:美国在冷战中挥金如土,推行马歇尔计划。等到欧洲恢复了元气,布雷顿森林协议也瓦解了。于是美国放弃金本位,转而大规模印制钞票,玩起了金融空手道。

苏联垮台后,美国又犯下三大错。其一是迷恋军事超强,不断砸钱,升级军事装备。其二是炫耀武力,到处打仗,结果造成了二十二万亿的巨额亏空。其三是依赖金融市场,大搞虚拟经济,这又导致美国制造业大量流失,本土实业空洞化。

财政优先权的困境:与传统帝国相比,美国人如今的理财手段,早已鸟枪换炮,不可同日而语了。首先在国际体系中,美国独享一系列霸主特权,例如美元的国际信用、国际储备货币的权重、美元印刷权、石油定价权、军火买卖的暴利。

其次,美国的高科技优势,源源不断转换成知识产权、科技专利。美国大公司也能从遍布全球的产业链中,轻松抽取高额利润。最后作为金融霸主,华尔街老板习惯于操控大盘,买空卖空。而他们最喜欢的把戏,恰恰是剪羊毛,发横财。

(赵按:上述不义之财,如同钱塘江的潮水,来的快,也去的快。如今美国财源枯竭,内部争斗加剧。各派势力争斗的焦点,即围绕军费、消费与投资这三大项,争夺国会拨款的优先权。)

吉尔平分析:如果抑制消费,必定加剧种族矛盾,扩大贫富差距。倘若减少军费,大规模裁军,又怕新兴大国乘虚而入。而要避免上述危机,政府只能降低工资,削减福利,压缩基建投资。这又会带来工业、农业、教育、民生等方面的持续衰退。

前景很不乐观:吉尔平预计,美国只剩下三种选择。第一是发动战争,摧毁挑战国,以便一劳永逸,消除威胁。然而美国政府的大麻烦,一来是打不起仗,二来又怕打不赢。(赵按:特朗普灵机一动,打起了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

第二个选择,是减少国际义务,压缩国际开支。请看特朗普的“美国第一”:他不断宣布撤军,撕毁条约,还逼迫盟国出钱,否则就要退出朋友圈。(赵按:这是要返回孤立主义,千方百计地省钱。)

最后一个是和平变革,即霸主国与挑战国达成妥协,实现联手共治。这方面,英国人为美国树立了榜样。十九世纪末,大英帝国风雨飘摇。如何摆脱困境?英国人通过绥靖政策,逐一解决它同挑战国的分歧。譬如1898年,英国承认美国在美洲的地区霸权。1902年,英国又与日本联盟,分享远东利益。

吉尔平担心,美国霸权衰落,将给世界带来混乱与冲突。他又说,如今美国处境艰难,几乎是史无前例。首先,美国要调整霸主心态,适应新兴大国崛起。其次要认真反思,推进政治改革。最后,美国还不得不寻找新资源,发明新技术,以便振兴国内经济。

吉尔平最后认定:上述三种选择,都不太可能成功。结果会怎样,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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