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辉: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

——论陈彦兼及现实主义赓续的若干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 次 更新时间:2019-08-30 11:3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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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辉  
于总体性的宏阔视域中展现丰富复杂的生活世界,并塑造与“新世界”相应之“新人”形象,且以丰富多样的思想资源尝试肯定性地回应现实的精神疑难,可视为陈彦作品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也充分说明“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的说法的真理性和当下意义。此种“生活”并非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式的外部“观察”,而是扎根于丰富而鲜活的生命的实感经验之中,并突破既定的文学观念的限制,向无限的可能性敞开。也因此,写作者得以处于对“新生活”和“新人”的发现之中,发现那些被既定观念遮蔽的人与物、历史和现实、观念和方法,以及表现新的世界的多样的可能性。无论《西京故事》《装台》,还是《主角》,陈彦熟悉他笔下的人物。那些人物和他们的生活或许原本就是作者生活的一部分,他在他们中间,和他们一同体会个人命运的兴衰际遇、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以及其与大历史间之复杂关联。陈彦充分意识到,仍在持续的社会的转型期,如刁顺子们的命运或将继续,但他们的生活仍有不容忽视的庄严和自内而外散发出的勃勃生气。忆秦娥虽历经内外交困之境却仍以儒家式的精进姿态化解重重矛盾,从而担负个人之于社会的责任的行为无疑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刚健之气的重要表征。他们或许是社会不可撼动的脊梁,承载着与时俱进的时代精魂。而书写他们和时代相互定义的复杂关系,也便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意涵。“人民共和国的立国根基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破旧立新的前进运动,它也是不断突破主观的幻觉,包括理想主义的幻觉,一步步走向具体、实在的自我的真理性(反过来说也是局限性)的过程。”(68)换言之,“社会主义不仅不是革命的结束,反而孕育着新的革命”。此种“革命”的“内在构成因素”虽极其复杂(69),但其要义,或在于“新”与“旧”,或“危机”与“对危机的克服”间之辩证过程。曼海姆申论之“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辩证及其之于现实革故鼎新的重要意义,核心义理亦与此同。在此过程中,伴随着“新世界”意义的不断丰富,“新人”亦随之被赋予新的内涵。是为社会主义文学不断创化的要义之一,亦属现实主义的开放性的必要前提。

   至此,有必要重温秦兆阳六十余年前对于现实主义文学及其可能的以下判断:“现实主义文学既是以整个现实生活以及整个文学艺术的特征为其耕耘的园地,那么,现实生活有多么广阔,它所提供的源泉有多么丰富,人们认识现实的能力和艺术描写的能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现实主义文学的视野、道路、内容、风格,就可能达到多么广阔、多么丰富……如果说现实主义文学有什么局限的话,如果说它对于作家们有什么限制的话,那就是现实本身、艺术本身和作家们的才能所允许达到的程度。”(70)就“现实本身”而言,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社会文化的巨变所包含之复杂的历史和现实,足以为作家提供极为广阔丰富的“素材”。再稍稍放宽视域,自“五四”以降中国社会与文化“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视域观之,则百年中国历史之沧桑巨变无疑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历史和现实内容。而以贯通古今的思想理路效法史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之宏阔视域书写更具历史和现实意味的“中国故事”,仍属文学创作“未思”的领域,有着极大的可供敞开的思想和文化空间。时至今日,在不放弃自身内在的质的规定性的基础上,现实主义已然呈现为极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状态,向人类一切优秀的精神成果敞开,并在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宏阔视域下吸纳一切有益的经验,从而以更具象征性和表现力的方式完成对丰富复杂的现实的审美表达。无论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五四”以降之新文学传统以及西方文学传统,均属可资借鉴之思想及审美资源。如是种种,最终与创作者个人之世界观念、思想视域、审美表达能力密切相关。“在中国,历史没有完结,无论文学还是作家这个身份本身都是历史实践的一部分,一个作家在谈论‘现实’时,他的分量、他的眼光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世界观、中国观,他的总体性视野是否足够宽阔、复杂和灵敏,以至于‘超克’他自身的限制。”(71)对正在进行中的现实的“介入”程度、文学观念和创作视域的宽广度以及思想和审美资源的丰富度,或为创作者自我“超克”的要义所在。就此而言,陈彦及其创作经验,无疑可为当下文学提供重要参照。

   ①丁帆、陈思和、陆建德等:《贾平凹长篇小说〈带灯〉学术研讨会纪要》,《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6期。

   ②李杨、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③罗岗、张高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返“人民文艺”——罗岗教授访谈》,《当代文坛》2018年第3期。依罗岗之见,返归“人民文艺”的先决条件,是“在文学史研究上超越‘五四文学’与‘延安文艺’、‘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中国新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史的‘革命叙事’与文学史的‘现代化叙事’”等一系列二元对立,“重新回到‘20世纪中国文学’鲜活具体的历史现场和历史经验,再次寻找新的、更具有解释力和想象力的文学史研究范式”。

   ④参见宇文所安《过去的终结:民国初年对文学史的重写》,《他山的石头——宇文所安自选集》,田晓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9页。

   ⑤转引自汉斯·科赫《马克思主义和美学》,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第585页。

   ⑥汉斯·科赫:《马克思主义和美学》,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第585页。

   ⑦⑧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37、20~21页。

   ⑨陈彦反复申论之“恒常价值、伦理、道德观”,是指“经过人类历史检验,并继续适用于今天社会秩序建构、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不拘古今中西,一切有价值的精神成果均可纳入其中。陈彦:《边走边看》,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第373页。

   ⑩陈彦:《直面现实拥抱生活》,《当代戏剧》1999年第2期。

   (11)可参见杨庆祥《重建一种新的文学——对我国文学当下情况的几点思考》,《文艺争鸣》2018年第5期。

   (12)(16)(33)(52)陈彦:《边走边看》,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第371、202、373、161页。

   (13)罗岗:《人民至上:从“人民当家作主”到“社会共同富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2页。

   (14)对此问题及其历史变迁之深层寓意的详细申论,可参见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第五章“劳动或者劳动乌托邦的叙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5)此段作为《大树西迁》点题之笔在剧中反复出现。陈彦:《陈彦精品剧作选:西京三部曲》,太白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34页。

   (17)艾伟:《对当前长篇小说的反思》,《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

   (18)转引自张均《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纯文学”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在分析“纯文学”的局限之后,张均以“告别‘纯文学’的方法,将视野从文本和个体灵魂延伸至‘历史深处’的‘力的关系’或历史的动态变迁之中,则实在是学术走向开阔之境的必经之途”。如是思路,用作超克“纯文学”局限的方法亦无不可。

   (19)陈彦:《艺术家要有大气象大格局》,《中国艺术报》2015年4月1日。

   (20)陈彦:《西京故事》,太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432页。

   (21)吴义勤:《如何在今天的时代确立尊严?——评陈彦的〈西京故事〉》,《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2期。

   (22)(53)(54)(60)(61)陈彦:《主角》,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894、897~898、898、882、894页。

   (23)吴义勤:《生命灌注的人间大音——评陈彦〈主角〉》,《陕西日报》2018年2月1日。

   (24)B.苏契科夫:《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论无边的现实主义》,罗杰·加洛蒂著,吴岳添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34、236页。

   (25)参见李云雷《秦兆阳:现实主义的“边界”》,《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26)杨庆祥:《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重读路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4页。

   (27)罗岗、张高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返“人民文艺”——罗岗教授访谈》,《当代文坛》2018年第3期。

   (28)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页。

   (29)贺桂梅:《“总体性世界”的文学书写:重读〈创业史〉》,《文艺争鸣》2018年第1期。

   (30)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3页。

   (31)奥泽洛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若干问题》,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第31页。

   (32)(68)张旭东:《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18页。

   (34)(46)(57)陈彦:《装台》,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433、432、427页。

   (35)值得注意的是,在《主角》后记中,陈彦特别提及其因一个新闻事件而一度停笔。而支撑其继续写作的,恰恰是对普通人命运的关切。陈彦:《主角》,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899页。

   (36)柳青:《和人民一道前进——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周年》,《柳青写作生涯》,蒙万夫等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

   (37)参见拙文《再“历史化”:〈创业史〉的评价问题——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中心》,《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38)参见拙文《路遥文学的“常”与“变”——从“〈山花〉时期”而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2期。

   (39)张均:《“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分歧、陷阱与重建》,《文艺争鸣》2015年第2期。

   (40)参见拙文《“一代人”的“表述”之难——杨庆祥〈80后,怎么办?〉读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3期。

   (41)参见陈晓明《他能穿过“废都”,如佛一样——贾平凹创作历程论略》,《贾平凹研究》,李伯钧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6~57页。

   (42)贺雪峰:《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乡土中国与文化研究》,薛毅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

   (43)沈从文:《历史是一条河》,《沈从文全集》(卷十一),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44)参见张新颖《沈从文九讲》,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二讲第三节。

   (45)如李今所论,《许三观卖血记》“所隐示的重复不变的社会结构使它能够超越左翼文学传统的个别历史与个别意识形态,而彰显出没有历史轮回的底层命运”。《论余华〈许三观卖血记〉的“重复”结构与隐喻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8期。

(47)周展安、蔡翔:《探索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难题”与“意义”——蔡翔教授访谈录》,《长江文艺评论》2018年第2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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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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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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