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辉: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

——论陈彦兼及现实主义赓续的若干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0 次 更新时间:2019-08-30 11:3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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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辉  
无疑贴近底层人物之基本现实,且由之生发出对个人生命价值的另一种具有崇高意义的思考。此种思考亦并不借重将“个人”置于“社会”(他人)之上的思想资源,而是着力强调扎根于社会的个人“牺牲”和奉献的内在价值。历史地看,作为中国社会“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要义之一,身处底层的普通人以前所未有的历史主体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是为《创业史》所敞开之“新世界”与“新人”交互生长之核心要义,亦关涉到文学与历史、现实互动之问题的核心。基于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理解,以从事“新人物”的“新的思想、意识、心理、感情、意志、性格……的建设工作”(36)为柳青创作《创业史》的根本目的。此种目的自然有基于宏阔的现实的总体性考量的历史意味,并非人物塑造那么简单(37)。1980年代初中期,身处已然不同于“十七年”文学的“新时期”的历史语境之中,路遥经多方考量仍坚守柳青传统,其根本性的考虑即在此处。其间暗含之个人命运与大历史变化的内在关联之深层寓意,非有切身之生命实感经验而不能道(38)。此种思想理路在1980年代之“反潮流”意义及其所遭遇的文学史的冷遇,表明两种关于“人”的想象间之复杂博弈。是为“十七年”文学两种研究理路的内在分歧。此种分歧意味着“关注‘穷苦人’的社会主义文化与今日精英本位的主导文化之间存在根本差异”(39)。也因此,柳青与路遥的写作乃是关于“人”的另一种想象性实践的结果,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几乎在同样的意义上,《西京故事》可以被视为路遥传统在新世纪的回响。困扰路遥的主人公的“城”、“乡”之辩仍属新世纪第二个十年诸多底层人物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难题。柳青多年前关于文学作品经典化以六十年为一个单元的说法得到了确凿无疑的印证——后世的历史性评判终究压倒同时代人的观念而更为切近文本生产的历史性背景,也更符合历史语境的客观要求。对文学作品的价值评判如是,对作品所涉之历史事件之评判亦复如是。然而时隔多年后,总体性观念与时推移的自然调适已使时代主题发生变化。此种变化自然影响到置身大历史之中的个人命运。相较于1950年代的“新人”梁生宝和1980年代的“新人”孙少平、孙少安,《西京故事》中可视作为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新人”的罗甲秀、罗甲成必须面对更为复杂的现实和精神境遇。可以作为“新人”梁生宝极为强大的精神后援的总体性观念在1980年代已非孙氏兄弟所能分享,具有丰富之历史寓意的“劳动”及其所持存之价值和尊严在《平凡的世界》中几乎成为人物一厢情愿的精神姿态。在塔云山这一远离城乡冲突的封闭世界,罗天福及其所坚守之价值观念已然面临日渐逼近的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而一旦置身文庙村这一交叉地带(城中村),诸多潜在的矛盾被一一激发且一再强化。即便起早贪黑累断筋骨,罗天福一家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命运。郑阳娇的蛮横和逼迫以及偶入工地推销千层饼被打,均不过是此种冲突的不同面向,其根本仍在经济地位所造成之阶层分野。一如孙少平半生奋斗的结果可能不过是他人人生的起点,无论罗甲成如何努力奋斗,也似乎并无与沈宁宁等人共享同等资源的可能(40)。尤需注意的是,《西京故事》的世界已无如《平凡的世界》中贯穿始终的道德理想主义。看似善解人意叫人心动的童薇薇也无法成为田晓霞的再现,也自然不能为罗甲成承诺一段美好的恋情。即便进入名校却仍身处底层的罗甲成最终因无法承受种种压力而愤然出走。虽在罗天福精神的感召之下重返校园,但并不意味着其拥有了超越个人境遇的可能。在作品的结尾处,沈宁宁等人相继有了足以教罗甲成们艳羡不已的去处。罗甲成、罗甲秀克服“毕业即失业”的方式是“创业”这一具有新世纪历史和现实独特寓意的方式。他们依靠数年所学将千层饼做成连锁店,在即将从容展开的未来可能获得更具象征意义的“成功”。无论“失败”还是“成功”,罗天福一家的命运均是高度历史性的。而个人命运的根本性变革,仍以社会的变革为基本前提。是为陈彦“重启”“孙少平难题”的要义之一。

   在总体的制度性资源(如梁生宝的种种行为均有来自时代强有力的思想及制度的支持)匮乏的境况下,罗甲成、罗甲秀以个人“创业”(与梁生宝“创业”的集体性质形成极具历史意味的“反差”。此亦为“80后”参与性危机产生之根源)克服现实困境的方式未必具有一定意义上的普遍性。此种对现实疑难的缓解也或许不过仅在象征的意义上发生效用,陈彦对此无疑有更为深入的洞察。如贾平凹几乎在同一时段尝试以重启“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及美学谱系的方式表达其现实忧虑,却只能以“新人”的“幽灵化”作结所昭示的问题一般(41),总体性和制度性资源的匮乏,使得陈彦在“路遥传统”的基本框架之中象征性解决现实疑难的种种努力难以成功。与时代主题与时推移的自然调适一般,《大树西迁》《迟开的玫瑰》及《西京故事》之后,陈彦藉对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传统沉潜往复、从容含玩而悟得之思想及审美观念尝试赋予如罗天福般难于从根本意义上改变命运的人物以生之意义和尊严。此种思考无疑属古典思想及其所持存之人世观察境界之再生。长篇小说《装台》《主角》及其中“新人”之不同于路遥传统的新的思想、心理和情感,均需在这一思想及审美谱系中加以阐释,而不能简单地被目为“传统”或“守成”而归入另册。

   相较于“新人”罗甲成们虽屡遭挫折却总能化险为夷从而以勇猛精进的姿态朝向未来的“上出”之境,刁顺子和他的兄弟们却被迫只能面对周而复始的“轮回”般的命运。就根本而言,已无纯然美好的希望愿景等待他们阔步踏入,陈彦也无意于将他们的生活纳入某种理想的幻象之中。基于对现实人生的敏锐洞察,陈彦充分意识到此类人物及其根本性的“局限”所在。“问题是很多东西他们都无法改变,即使苦苦奋斗,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境遇,也不可能使他们突然抖起来、阔起来、炫起来。”他们极为艰难的现实处境也使得童话般缓解困境显得无能和无力。“他们永远都不可能在森林里遇见连王子都不跟了,而专爱他们这些人的美丽公主,抑或是撞上天天偷着送米送面、洗衣做饭,夜半飘然而至,月下勾颈拥眠的动人狐仙。”也因此,陈彦无法简单地延续路遥传统中极为重要的道德理想主义以化解极为尖锐的现实问题,而必须重新切近更为复杂且坚硬的现实。但根本的问题仍在马克思的经典论断所昭示的思想现实之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如《创业史》般来自外部自上而下的思想及制度性资源匮乏的境况下,以现实的方式化解矛盾变得分外艰难。如是阶层既定命运的根本性变革尚需时日。因是之故,“在农民事实上不可能快速转移入城市,农民收入不可能得到迅速提高的情况下,站在农民主体立场的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重建农民的生活方式,从而为农民的生活意义提供说法”(42)。此处所谓之“农民”,换作“底层”亦无不可。《西京故事》之后,陈彦在《装台》《主角》中对底层,甚或可以扩而大之的“所有人”的生之意义的探讨,即属在更为广阔的思想资源中,为“人”的生活意义提供说法的尝试。

   如是努力,也并非没有文学的先例。沈从文1934年返乡途中对“真的历史是一条河”的体悟,即包含着另一种读解普通人命运的思想路径。不同于“五四”以降“人”的发现的启蒙立场,沈从文意识到普通生命内在的正大庄严。“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各担负自己那分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去。不管怎样活,却从不逃避为了活而应有的一切努力。他们在他们那分习惯生活里、命运里,也依然是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更感觉到这四时交替的严重。”(43)也因此,“沈从文作品里的人,与启蒙的新文学里的人不同”,前者无疑“大于”后者(44)。作为他们生活世界的基本背景的,既有精神意义上的千年传统渐次累积形成之文化人格之基本依凭,亦有个体生命与天地自然齐同之内在节律。如此,人自有由内而外生发之勃勃生气,并非概念化、图式化的“现代观念”所能简单概括。是为其生之意义本身自有,不假外求的原因所在。延续沈从文对普通人生活意义的如是理解,余华以“生活”与“幸存”区分两种理解福贵命运的视域。后者的评判乃出自“外部”,如“启蒙”观念自上而下的特征;而前者则源自“内部”,属一种对对象如其所是的理解。此种“内”、“外”之辩,恰属两种思想路径之基本分野。以淡化宏大之历史背景,表明类同于许三观们的普通人命运之非进步的循环特征,为余华对现实冷峻观察之一种(45)。而经由对身处极端境况且无由解脱的福贵们的命运的悉心书写,余华则表明源自古典思想之人世体察仍有不容忽视的当代价值。以“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为核心意旨的文本的“高尚”之处在于,“活着”本身内在价值的正大庄严。如是理路,在陈彦的笔下得到了可谓淋漓尽致的发挥。一如福贵、许三观们既定命运类如存在主义的悲怆性质,刁顺子们“只能一五一十地活着,并且是反反复复,甚至带着一种轮回样态地活着”。但即便身处生命之艰难境况,他们却“不因自己生命渺小,而放弃对其他生命的温暖、托举与责任,尤其是放弃自身生命演进的真诚、韧性与耐力。他们永远不可能上台”,成为时代的焦点所在,但他们在台下的行进姿态,却是“有着某种不容忽视的庄严感”(46)。此种关于刁顺子生之意义和尊严的书写,无疑接通了另一更为悠远的精神传统。而忆秦娥历经个人命运之兴衰际遇、起废沉浮之后,仍以儒家式的精进姿态化解来自生活世界的重重压力。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是忆秦娥即便面临“死生”之际,却仍不至于颓然的根本原因所在。她从“人民”中来,最终又“返归”人民之中。陈彦在作品结尾处对忆秦娥命运的如是处理,无疑包含着更为复杂的时代寓意。忆秦娥个人命运的转换与“新时期”社会之革故鼎新同时展开,亦表征着大历史的变革之于个体命运的重要意义。作为“新时期”的贯穿性人物,忆秦娥的命运遭际无疑具有更为深入的历史意涵。她如罗天福一般,属江山社稷的脊梁。其所坚守之勇猛精进之价值信念亦属民族精神生生不息之要义所在。在新的历史和现实情境中,忆秦娥可被视为与“新时代”互证的“新人”。是为陈彦反复申论“主角”之复杂寓意的根本用心。

   历史地看,从梁生宝到孙少平、孙少安,再到罗甲成、罗甲秀以及刁顺子、忆秦娥,“新人”所面临的历史性难题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而有着并不相同甚至截然二分的意义。此种变化无疑属延续革命现实主义及其所依托之宏大叙事而对不同时代社会问题的不同回应。此亦为“典型人物”无法脱离“典型环境”说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其内在的问题亦有根本的连续性。在当代文学“越来越自我,越来越中产阶级化”的基本语境中,对现实主义的重要性的重申必然与对“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的关注”,以及对“更多的群体性的‘人’的关注”密不可分。然而其间最为重要也更为迫切的问题仍然是如何“捍卫”“中国革命的理念”以及如何使“中国革命的正当性”(47)持续彰显。是为接续“未完成”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要义之一。如论者所言,“捍卫现实主义这个成就斐然的主要文艺流派的原则”,非关马克思主义奠基者的个人偏好,而是因为“这些原则渗透着公开地和真诚地为劳动人民的解放服务的愿望”。亦属马克思和恩格斯革命世界观内在规定的自然要求,“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本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48)。进而言之,一种社会主义的总体性,必然包含着独特的历史进步意义以及与之相应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群众运动”与“革命”也并非简单的组织问题,而是有着无产阶级自我生成和发展的内在意义。而如“阶级意识”作为“‘主体’的过程的真理本身”亦随着实践的变化而辩证发展一般,“新世界”不断创生过程中对新的“问题”的生产和克服的辩证自然要求“新人”作为意识形态主体的内涵的不断迁移(49)。是为从梁生宝、孙少平到罗甲秀、罗甲成思想及困境差异的根本原因。对如上问题所属之思想和审美谱系的反思和重建,属赓续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内在要求,具有更为深入的思想和现实意义。

  

   三、思想和审美资源的多样化

  

就其要者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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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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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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