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张瑜: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解决香港问题战略决策的历史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4 次 更新时间:2019-08-28 21:2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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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张瑜  

   内容提要:在香港回归的历史过程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大局出发,尊重香港的现实,在坚持中国拥有对香港主权的大前提下,提出了“暂时维持现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等一系列战略决策,不仅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而且其中某些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还成为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思想来源。同时,这些战略决策的实施,不仅充分发挥了香港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作用,而且保持了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为后来和平解决香港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 键 词:毛泽东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香港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大局出发,保持了沉着冷静的态度,尊重香港的事实,采取了特殊的策略和政策,为解决香港问题、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

  

   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统一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梦寐以求的理想,更是中国共产党人执著追求的目标。1949年,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上节节胜利、准备挥师南下解放全中国时,香港问题便凸显出来。事实上,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1949年初就开始考虑如何处理中英两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香港问题。1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对于中国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必忙于去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总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1] 这一外交方针为解决香港等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依据。香港问题是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产物,是强权外交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之一,是“必须取消”的,但当时香港问题“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更不可急于去解决”。对此,毛泽东在2月与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谈话时对此作了明确的说明:“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过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2]这实际上说明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已经作出“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的政策了。因此,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抵粤港边界时没有长驱直入,而是按兵于深圳河畔。①

   “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是中共领导人审时度势作出的战略抉择,是一项原则的坚定性和斗争策略的灵活性高度结合的战略决策。当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新中国成立后必然会彻底解决帝国主义侵略留下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要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不过是时间问题,但当时条件尚未成熟。首先,新中国刚刚成立,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国际上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军事上的包围和经济上的封锁;国内面临着新生政权尚未稳固、经济上千疮百孔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退踞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是主要的敌人,如果过早提出香港问题会多方树敌。而把香港暂时留在英国人手里,有利于分化、瓦解资本主义阵营。其次,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和禁运,保留香港这个与西方世界的贸易和运输的通道,有利于开展同西方国家以及海外华侨的来往,引进国内必需的物资、技术、资金和人才,开展进出口贸易。事实证明,“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战略决策执行的结果,初步达到了中共的预期。一是对分化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发挥了重要作用,迫使英国政府为了维护其在香港的特殊利益,不顾美国的反对于1950年1月6日正式承认新中国。而新中国在与英国讨论建交问题时,也没有就香港问题进行交涉。1950年1月29日,在中英建交谈判过程中,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胡阶森 ②来时应与谈英国与蒋介石关系问题及建立外交关系的其他问题,而不要谈收回兵营问题。”[3] 二是香港作为大陆与外界联系的渠道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当美国对新中国进行全面封锁和禁运时,香港为祖国提供了石油、化学品等重要物资。

   正是由于“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这个战略决策的执行取得了成效,周恩来曾在1951年春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谈话时对这个战略决策进行了初步的总结,系统阐述了中央制定这个决策的战略考虑:“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作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上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香港是大英帝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在这个范围内,美国和英国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因此,在对华政策上也有极大的分歧和矛盾。美国要蚕食英国在远东的政治经济势力范围,英国要力保大英帝国的余晖。那么,保住香港,维持对中国的外交关系是英国在远东的战略要着。所以,可以这样说,我们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比收回来好、也比落人美国人的手上好。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我们反而主动。我们抓住英国一条辫子。我们就拉住了英国,使她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部署跟得太紧,靠得太拢。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大和利用英美在远东问题上对华政策上的矛盾。在这个情况下,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经济建设。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它将是我们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近两年的发展证明我们在解放全国时留下个香港是正确的。”[4] 这说明“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决策不仅是新中国对外整体战略的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共最大限度实行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布局。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和周恩来曾进一步就“暂时不动香港”作了重要指示。1954年8月12日,周恩来在为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不成熟的问题,也不要去谈,例如香港问题。”[5] 1956年6月11日,毛泽东在听取广东省委关于香港问题的汇报时表示:“香港还是暂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们还有用处”。③ 后来,吴学谦在《就提请审议中央关于香港问题协议文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中》对香港问题进行回顾时,也谈到了这一决策的确立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政府曾多次阐明我国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即: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对于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暂时维持现状。”[6] 这说明,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香港问题始终保持着冷静和慎重的态度,“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这一政策在建国初期保持了稳定性,为后来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决策的制定铺平了道路。

  

   “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及对香港实行的特殊政策

  

   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一直把香港作为我国同外国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充分尊重香港资本主义的现实,不允许影响香港社会的安定。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中国面临美苏等国的侵略威胁与军事压力,香港作为中国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的渠道、开展进出口贸易的窗口、沟通中外民间往来的桥梁,其作用更加突出。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保持香港地位“为我所用”的策略,他说:“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买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所以,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我们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环境,才能使香港为我所用。……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所以,“保持和扩展香港这个阵地有好处。”[7] 60年代初,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总结过去十年的经验,对港澳工作明确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即在不改变香港现状的同时,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战略服务。

   保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的内在要求。为此,自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采取措施,从政治上稳定香港,在经济上支持香港。具体来讲,一方面,中共中央对香港采取了有别于内地的政策,不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避免内地的政治运动波及香港。当时,中国已经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如何认识香港存在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周恩来曾指出:“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至于将来怎么办?我们不会来个七反八反的,不会象‘三反’、‘五反’那样的搞法。……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港澳的同胞不要担心前途。”[7](pp.353~354) 这个讲话无疑是后来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直接思想来源。在1958年“金门炮战”的过程中,尽管当时全党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台湾上,但中央却并未忽视香港,8月18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广州军区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关于在深圳方向上进行演习的部署给军委的报告》上批示:“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因此不要在广东深圳方面进行演习了,不要去惊动英国人。”[8]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波及香港,1967年8月22日,狂热的红卫兵甚至还放火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但中央却没有动摇关于香港问题的既定方针。周恩来于1971年8月7日同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奈温谈话曾谈到这个问题:“群众包围了英国驻华代办处,我们事先毫无所知。等我知道时,已经来不及了,烧起来了。当时我们下命令要群众离开”,“我们广播命令时,英国代办听到了,他相信这是我们政府的意见,他就找我们解放军保护,结果他没有受伤。”[9] 此外,对于发生在香港涉及中英两国的政治敏感问题,新中国也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加以解决。

另一方面,新中国政府一直以优惠的价格向香港提供生活必需品、淡水和工业原料等,即使是在内地经济遭遇严重困难时,这种供应也没有中断。毛泽东对此曾有过重要指示。1959年1月22日,在新华通讯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2691期上登载的一则报道披露,香港副食品绝大部分是依靠内地供应的,最近一个月来,内地对香港供应量锐减,在各阶层人士中引起了很大波动。25日,毛泽东对这则报道批语:此件有用,请印发到会同志们读一读,[10] 敦请大家注意。周恩来对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搞好对港澳供应工作也作过一系列重要指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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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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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7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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