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鹏飞:邓小平关于香港问题的调查研究和“一国两制”新思维的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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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鹏飞  

   内容提要:1979年3月麦理浩北京之行,针对英国方面以“土地契约”问题为突破口,逼中国方面对“九七”的“英国管治”让步,邓小平以“叫香港的投资者放心”的承诺破解;1982年4月希思访华,中英两国政府就“长期搁置”的香港“九七”前途问题开始进行初步的外交接触,为正式的中英两国政府的外交谈判做前期准备工作。在对香港和香港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调整了“国家统一”的战略重心,将以“一国两制”的新思维解决香港问题的“时间表”提前,探索将“台湾版”的“一国两制”“香港化”,初步形成了“1997年收回香港”决策和政策——“十二条”特殊政策。

   关 键 词:邓小平  香港问题  “十二条”特殊政策  “一国两制”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九七”前途问题的外交谈判,是以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正式拉开序幕的,而其“前奏曲”是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理浩的北京之行。自1979年至1982年,中国政府对中英两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香港问题进行了整整三年的调查研究工作,初步形成了“一国两制”“香港模式”的新思维,制定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特殊政策”,为1982年9月至1984年9月的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九七”前途问题的外交谈判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和政策基础。主要是由于时间性、政策性和资料性的限制,在“九七”前后的学术研究中,对这一时期的“人与事”在香港回归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都在一定程度上被省略了,视野模糊。本文拟根据近年来海内外公开发表和正式出版有关香港回归的历史资料,对1979至1982年邓小平关于香港问题的调查研究和“一国两制”“香港模式”新思维的初步形成问题进行梳理和阐释。

  

  

  

   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直接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香港问题“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特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他充分理解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缔造者彻底地解决香港问题、彻底地洗刷殖民主义的耻辱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大统一、大团圆”的决心和信心,充分理解新中国缔造者从国家利益出发,超越简单化的意识形态束缚,对于香港问题“暂时维持现状不变”的战略决策的现实主义立场;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邓小平将“香港回归”这一前人未竟之业作为自己这一代人不可推卸的神圣之责,有决心和信心在自己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圆国家统一之梦!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讲:“我们这些人岁数都不小了,都希望中华民族来一个真正的统一。前人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们来完成,我们的后人总会怀念我们的。如果不做这件事,后人写历史,总会责备我们的。这是大事,前人没有完成,我们有条件完成。”(注:邓小平:《希望中华民族来一个真正的统一》(1983年6月18日);《邓小平论祖国统一》,团结出版社,1995年,第17页。)

   中英两国之间冰封的历史遗留问题——香港问题,是由英国方面首先“解冻”的,其“敲门声”就是1979年3月的麦里浩访华。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内乱结束后,百废待兴,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对于国家统一问题的第一个思想兴奋点是其“重中之重”——台湾问题,而非“时机不成熟”的香港问题,当时已经开始的太平洋的“大两岸关系”——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为台湾海峡的“小两岸关系”的突破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因此,在1978年下半年中美两国建交谈判的过程中,邓小平开始集中精力思考如何根据“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6~37页。)。在1978年10月至1979年1月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邓小平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发表了多次谈话,阐释其新的思考——“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97页。)。邓小平的这一系列内部谈话的基本精神,集中反映在1979年1月1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开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中,即:“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注:《人民日报》1977年1月1日。)。它标志着新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政策已经开始走出“武力或和平解放”、“一国一制”的传统模式,向“和平统一”和以“制度不变”为核心内容的“一国两制”的新思维嬗变。

   至于香港问题的解决,邓小平一开始并没有将其视为紧迫性的问题而列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中心工作的议事日程。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香港工作”的基本要求是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是具体政策上的“纠‘左’”,是全面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卓有成效的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针,使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已经成长为国际经济中心,尤其是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更好地为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1978年4月,受邓小平的委托,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一直是港澳事务负责人的廖承志,主持召开新时期第一次中共中央港澳工作会议。会议进行了近一个月,重点是清肃“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对港澳工作的冲击和消极影响。1978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作出指示:“港澳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工作都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不能照搬照套内地做法”(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1987.12)》,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40页。),并决定成立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以廖承志为主任的港澳事务办公室作为其办事机构。港澳事务办公室(1978年10月开始改隶国务院)的主要任务就是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对于港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港澳事务办公室一成立,廖承志就利用一次会见香港客人(香港出版界参观团)的机会,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慎重态度,他指出:“香港的现状,看来要维持相当长的时期。香港问题,将来可以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但是绝不是短期内的事。这就要肯定两条,一是现在不可能用任何其他的方式,比如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香港问题。二是承认香港同胞是在英国统治下,香港和内地是两种不同的制度,这在短期内是不可改变的。”(注:《廖承志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30页。)

   但是,中国方面“要维持相当长的时期”的“香港的现状”的策略性安排,很快被英国方面在香港“九七”前途问题上的突然发难所打破。为迎接挑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迅速调整了国家统一的战略重心,将以新思维解决香港问题的“时间表”提前。

   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英国方面准备就香港“九七”前途问题与中国方面进行外交交涉。将中英两国之间冰封的历史遗留问题——香港问题解冻,英国人非常清楚这是“冒险的赌博”,其结果不可预测,但是他们没有选择。根据1978年中英两国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规定,新界“九十九年”的租期1997年6月30日届满。由于香港自开埠以来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三部分已经逐步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使以英国方面一直坚持的“三个条约有效论”的“强盗逻辑”,1997年以后的香港,英国的殖民统治也丧失了所谓的合法性,必须“淡出”。囿于此一“大限”,英国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已经承受着“香港崩溃”的巨大压力,一轮轮“移民潮”、“逃资潮”就是“危险的信号”。他们担心,如果“九七”香港走向“易帜”的“不归路”,将不仅仅意味着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奇迹——“香港现象”消失,而且其“毁灭性的灾难”将波及英国本土,“香港难民”就是一个无法释怀的梦魇(注:〔英〕罗拨·郭瞳著:《香港的终结——英国撤退的秘密谈判》,岳经纶等译,香港明报出版社,1993年,第68页。)。因此,英国政府为了维护大英帝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尊严,希望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能够过“九七”而不辍——至少可以以某种特殊的方式继续存在——将治权与主权剥离,“以主权换治权”。当时,有两件事激起了英国人的幻想:一是邓小平的开明形象和中国政府的开放政策。英国人认为,中国人要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的引进离不开香港这个传统的国际通道,中国人没有也不可能有产生扼杀一只“可以孵化金蛋的金鹅”的“愚蠢的想法”(注:〔英〕罗拨·郭瞳著:《香港的终结——英国撤退的秘密谈判》,岳经纶等译,第58页。)。二是中葡两国建交时对澳门问题的“搁置”。当时,英国人并不知道中葡两国政府在建交谈判中就澳门问题秘密签订了一个“谅解备忘录”——“葡萄牙共和国政府承认澳门是中国的领土,目前由葡国管理,适当时候将由中葡两国政府通过友好协商解决”(注:邓开颂、谢后和:《澳门历史与社会发展》,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178页。)。英国首相欧文“非常兴奋地”发现,在1979年2月8日发表的中葡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只字未提澳门问题,“他觉得中葡好像承认了澳门作为葡萄牙托管的领土的地位”,这样,英国人在香港也就可以循“澳门模式”对主权作出让步,而要求以“续约”的方式继续维持管治权(注:David Owen,Time to Declare,London,1991,p407.(欧文:《宣告之际》)。)。但是,与此同时,英国人却忽略了一个绝对不应该忽略的信息,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中美两国建交谈判过程中对于台湾问题所进行的政策调整,英国人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中国人解决台湾问题与解决香港问题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以至于在以后的中英两国外交交涉中,邓小平不得不一再提醒陷入被动的英国人,要注意研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新思维。

   英国政府内部经过反复讨论,权衡利弊,最后决定在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里浩访华时和4月英国首相欧文访华时以“‘土地契约’可否续签过‘九七’”的间接询问方式,非正式地试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香港“九七”前途问题的态度。

  

  

  

英国选择“土地契约”问题发难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在70年代末期,由于距离新界租约期满的日子愈来愈近,香港人和海外的投资者对香港的前途开始表示关注。特别是愈来愈多人感觉到新界各项批地契约上存在的问题。这是由于新界所有批地契约,均于1997年新界租约届满之前三日到期。新界的批地契约年期日渐减短,而香港政府批出新的土地契约时,亦不能跨越1997年的期限。凡此种种,都清楚显示可能令投资者裹足不前和损毁信心。英国政府与当时香港总督磋商,详细研究这个问题后,作出结论,认为若不设法采取步骤减少1997年这个期限所带来的不明朗情况,在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便会开始出现信心迅速崩溃的现象。因此,当香港总督应中国外贸部长的邀请,于1979年3月前往北京访问时,英国政府便主动试行设法解决1997年到期的批地契约问题。”(注:White Paper:A Draft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Question of Hong Kong,Hong Kong,Government Printer,September,1984.(白皮书:《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协议草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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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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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04年0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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