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鹏飞:1979年3月邓小平与麦理浩的“北京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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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邓小平     麦理浩     香港问题  

齐鹏飞  

   内容提要:1979年3月英国总督麦理浩的北京之行,代表英国方面以香港“土地契约”问题为“突破口”逼中国方面对过“九七”的“英国管治”让步的“发难”,第一次将中英两国政府“长期搁置”的香港“九七”前途问题公开化。而邓小平“叫香港的投资者放心”的正面回应,初步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九七”前途问题“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的战略思考。以此为契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开始初步调整当代中国“国家统一”的战略重心,将以“一国两制”的“新思维”解决香港问题的“时间表”提前,开始逐步探索将“台湾版”的“一国两制”“香港化”的历史进程。

   关 键 词:邓小平  麦理浩  香港问题  “北京会谈”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九七”前途问题的外交谈判是以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访华正式拉开序幕的,其“前奏曲”则是1979年3月麦理浩的北京之行。麦理浩访华,代表英国方面以香港“土地契约”问题为“突破口”逼中国方面对过“九七”的“英国管治”让步的“发难”,第一次将中英两国政府“长期搁置”的香港“九七”前途问题公开化。而邓小平“叫香港的投资者放心”的正面回应,初步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九七”前途问题“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的战略思考。以此为契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开始初步调整当代中国“国家统一”的战略重心,将以“一国两制”的“新思维”解决香港问题的“时间表”提前,开始逐步探索将“台湾版”的“一国两制”“香港化”的历史进程。自1979年至1982年,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对于中英两国的“历史遗留问题”——香港问题进行了整整3年时间的调查研究工作,初步形成了“一国两制”“香港模式”的“新思维”,初步形成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特殊政策”,为自1982年9月至1984年9月的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九七”前途问题的外交谈判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和政策基础。

  

   (一)

  

   作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直接参与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香港问题“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特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他充分理解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缔造者彻底地解决香港问题、彻底地洗刷殖民主义的耻辱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大统一、大团圆”的决心和信心,充分理解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缔造者从国家利益出发超越了“简单化”的意识形态束缚对于香港问题“暂时维持现状不变”的战略决策的“现实主义”立场;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邓小平视完成“香港回归”这一前人“未竟之业”为自己这一代人不可推卸的神圣职责,有决心和信心在自己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圆“国家统一”之梦。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讲:“我们是要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统一事业。……当然,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如果说不急,那是假的,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早日实现。”①“我们这些人岁数都不小了,都希望中华民族来一个真正的统一。前人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们来完成,我们的后人总会怀念我们的。如果不做这件事,后人写历史,总会责备我们的。这是大事,前人没有完成,我们有条件完成。”②

   中英两国之间“冰封”的“历史遗留问题”——香港问题是由英国方面首先“解冻”的,其“敲门”之举就是1979年3月的英国香港总督麦理浩访华。

   中国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结束后,百废待兴,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对于“国家统一”问题的第一个思想兴奋点是其“重中之重”——台湾问题,而非“时机不成熟”的香港问题,因为当时已经开始的太平洋的“大两岸关系”——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为台湾海峡的“小两岸关系”的“突破”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因此,在1978年下半年中美两国建交谈判的过程中,邓小平开始集中精力思考如何根据“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③ 自1978年10月至1979年1月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邓小平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高密度”地发表谈话,阐释其“新的思考”——“尊重台湾的现实”。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访问日本,同日本首相福田进行了两次会谈,都谈到了台湾问题。邓小平说:“我们将在充分尊重台湾的现实的基础上,来解决台湾问题。”④ 1978年11月5日至14日,邓小平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在途经缅甸回国时,同缅甸总统吴奈温进行会谈,也谈到了台湾问题。邓小平说:“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⑤ 1978年11月28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关于台湾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多次讲过,台湾归还中国,实现祖国统一,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社会制度同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当然不同,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会照顾这个特殊问题。”⑥ 1979年1月5日,邓小平会见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派出的特使金永南,在谈到台湾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我们多次讲过,对于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我们是尊重台湾的现实的。台湾的社会制度可以不动,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变,台湾人民的收入不会减少,只会增加。”⑦ 1979年1月24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时代出版公司总编辑多诺万,关于台湾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政策和原则合情合理。我们尊重台湾的现实。台湾当局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它自己的权力,就是它可以有自己一定的军队,同外国的贸易、商业关系可以继续,民间交往可以继续,现行的政策、现在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变,但必须是在一个中国的条件下。”⑧ 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访问美国,在华盛顿对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发表演说,关于台湾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⑨ 邓小平的这一系列内部谈话的基本精神集中反映在1979年1月1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开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即:“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⑩ 它标志着新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政策已经开始走出“武力或和平解放”、“一国一制”的传统模式,向“和平统一”和以“制度不变”为核心内容的“一国两制”的“新思维”嬗变。

   至于香港问题的解决,邓小平一开始并没有将其视为具“紧迫性”的问题而列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中心工作的议事日程。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香港工作”的基本要求是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是具体政策上的“纠‘左’”,是全面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卓有成效的对于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针”,使在20世纪50~70年代已经成长为国际经济中心尤其是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更好地为新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1978年4月,受邓小平的委托,刚刚被“解放”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港澳事务负责人的廖承志,主持召开新时期第一次中共中央“港澳工作会议”。会议进行了近一个月,重点是清肃“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对于港澳工作的冲击和消极影响。会议指出:“1967年在香港发生的所谓‘反英抗暴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做法,企图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是与中央的方针不符合的,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11) 1978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作出“港澳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工作都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不能照搬照套内地做法”的党内指示(12),并决定成立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以廖承志为主任的港澳事务办公室作为其办事机构。港澳事务办公室(1978年10月开始改隶国务院)的主要任务就是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对于港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港澳事务办公室一成立,廖承志就利用一次会见香港客人(香港出版界参观团)的机会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慎重”态度。他指出:“香港的现状,看来要维持相当长的时期。香港问题,将来可以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但是绝不是短期内的事。这就要肯定两条,一是现在不可能用任何其他的方式,比如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香港问题。二是承认香港同胞是在英国统治下,香港和内地是两种不同的制度,这在短期内是不可改变的。”(13)

   但是,中国方面“要维持相当长的时期”的“香港的现状”的“策略性”安排却很快被英国方面在香港“九七”前途问题上的突然“发难”所“搅局”,迎接挑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迅速调整了“国家统一”的战略重心,将以“新思维”解决香港问题的“时间表”提前。

  

   (二)

  

英国方面是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准备就香港“九七”前途问题与中国方面进行外交交涉的。将中英两国之间“冰封”的“历史遗留问题”——香港问题“解冻”,英国人非常清楚乃“冒险的赌博”,其结果不可预测,但是他们没有选择。根据1898年中英两国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规定,“新界”“九十九年”的租期1997年6月30日届满。由于香港自开埠以来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三部分已经逐步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使以英国方面一直坚持的“三个条约有效论”的“强盗逻辑”,1997年以后的香港,英国的“殖民统治”也丧失了所谓的“合法性”,必须“淡出”。“香港殖民统治的结局注定是要和其他地方不同的。中国在十九世纪割让给英国的,只是香港的一部分;其余绝大部分土地都是租借来的,租期到1997年届满。依理,这些割让的土地可以不还。……但是无论从政治的明智考量以及行政的可行性来看,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因为香港本岛和九龙半岛(即依条约割让的土地)其粮食与饮水都必须仰赖新界及其他内陆地区的供应。”(14) 囿于此一“大限”,英国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已经承受着“香港崩溃”的巨大压力,一轮轮“移民潮”、“逃资潮”就是“危险的信号”。他们担心,如果“九七”香港走向“易帜”的“不归路”,将不仅仅意味着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奇迹——“香港现象”消失,而且其“毁灭性的灾难”将波及英国本土,“香港难民”就是一个无法释怀的梦魇——英国政府对于“将会有大批‘非白人’移民涌入感到畏惧异常,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香港的混乱将使数以十万的香港华人涌入英国。尽管1962年的英联邦移民法案已经剥夺了香港英籍护照人士进入英国本土的权利,但是在危机时期,他们却有充足的理由进入英国。在以后谈判解决香港问题的整个过程中,英国政府害怕香港难民涌入英国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因素。”(15) 因此,英国政府为了维护“大英帝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尊严,希望英国的“殖民统治”能够在香港过“九七”而不辍——至少可以以某种“特殊的方式”继续存在——将治权与主权剥离,“以主权换治权”。当时,有两件事激起了英国人的幻想:一是邓小平的“开明”形象和中国政府的“开放”政策。英国人认为中国人要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的引进离不开香港这个传统的“国际通道”,中国人没有也不可能有产生“扼杀”一只“可以孵化金蛋的金鹅”的“愚蠢的想法”。英国人“用自己的标准把北京设想成一位理智的对话者;并且,看到香港继续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城市,一个外汇和国际技术的源头,对中国正进行的经济现代化计划的成败将起着重要作用。而且,英国人意识到邓小平已经七十过半了,他们无法预测谁将接替他。而在距离1997年只剩下不到二十年的时候,英国达成的结论是:‘机会之窗’已在北京向他们敞开,如果不趁此良机在香港问题上进行最高层次的接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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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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