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鹏飞:1979年3月邓小平与麦理浩的“北京会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0 次 更新时间:2019-08-28 21: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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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鹏飞  
那是愚不可及的。”(16) 二是中葡两国建交时对澳门问题的“搁置”。当时,英国人并不知道中葡两国政府在建交谈判中就澳门问题秘密签订了一个“谅解备忘录”——“葡萄牙共和国政府承认澳门是中国的领土,目前由葡国管理,适当时候将由中葡两国政府通过友好协商解决。”(17)。英国首相欧文“非常兴奋地”发现在1979年2月8日发表的中葡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一个字也没有涉及澳门问题,“他觉得中葡好像承认了澳门作为葡萄牙托管的领土的地位”,这样,英国人在香港也就可以循“澳门模式”对主权作出让步而要求以“续约”的方式继续维持管治权(18)。但是,与此同时,英国人却很“不幸地”忽略了一个绝对不应该忽略的信息,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中美两国建交谈判过程中对于台湾问题所进行的政策调整,英国人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中国人解决台湾问题与解决香港问题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以至于在以后的中英两国外交交涉中,邓小平不得不一再提醒陷入被动的英国人要注意研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新思维”。

   英国政府内部经过反复讨论,权衡利弊,最后决定在1979年3月英国香港总督麦理浩访华时和4月英国首相欧文访华时以“‘土地契约’可否续签过‘九七’”的间接询问方式,“非正式地”试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香港“九七”前途问题的态度。

   英国选择“土地契约”问题“发难”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英国人占领香港以后实行的土地租用制(Leasehold System)与英国本土的永久业权制(Freehold System)不同,除了香港岛花园道圣约翰大教堂所在地段,凡辖土均为“官地”,由土地所有人英国香港政府将其分段分块进行拍卖,基本上以“七十五年可续期”和“七十五年不可续期”两种方式与土地使用人签订“官地批租契约”(即“土地契约”)。自开埠即实行低税制的“自由港”政策的香港,其殖民地政府的主要财源就是土地收益。“在七十年代末期,由于距离新界租约期满的日子愈来愈近,香港人和海外的投资者对香港的前途开始表示关注。特别是愈来愈多人感觉到新界各项批地契约上存在的问题。这是由于新界所有批地契约,均于1997年新界租约届满之前三日到期。新界的批地契约年期日渐减短,而香港政府批出新的土地契约时,亦不能跨越1997年的期限。凡此种种,都清楚显示可能令投资者裹足不前和损毁信心。英国政府与当时香港总督磋商,详细研究这问题后,作出结论,认为若不设法采取步骤去减低1997年这个期限所带来的不明朗情况,在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便会开始出现信心迅速崩溃的现象。因此,当香港总督应中国外贸部长的邀请,于1979年3月前往北京访问时,英国政府便主动试行设法解决1997年到期的批地契约问题。”(19)

   为了尽可能地降低以“土地契约”问题试探中国方面关于香港“九七”前途的态度的“敏感性”,英国政府决定“侧面进攻”。他们在麦理浩离开香港前发出指示:“他只能以商务问题的形式提出新界土地租约的问题,而不应以政治问题的形式提出来。他特别应该强调英国并不准备在现阶段寻求在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港,而是仅仅为了香港本身的利益着想,以方便长期投资。麦理浩还要询问中国,香港政府对在所有新界土地的批租契约中所注明的1997年6月27日这一期限能否修改为本契约‘在英国统治这地方的时间内有效’。英国猜想此举理应成功。那么,如果邓小平真同意的话,他们则已使事情朝正确的方向发展了。下一步就是由欧文提出审查条约的建议。……但要一步一步走,重要的是打开对话的局面。”(20)

  

   (三)

  

   1978年12月,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曾经访问香港。因此,麦理浩1979年3月的北京之行的“回访”就是以李强的名义邀请的。麦理浩的陪同人员有香港政府政治顾问魏德巍(即卫亦信,David Wilson)和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简悦强。他们于1979年3月28日抵北京。第二天(3月29日)上午,邓小平由李强和廖承志陪同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会见了麦理浩一行。英国驻中国大使柯利达也参加了会见。

   在与邓小平的会见前,“麦理浩公开承认他对是否值得向邓小平提出香港问题还是犹豫不决。他认为这是危险的一招,因为无论所得到的是负面的答复,或是那个答复最终将被公开的话,两者也是不大妥当的。”(21) 简悦强亦不赞成以“土地契约”问题试探中国方面关于香港“九七”前途的态度的“冒险的赌博”,“因为简认定中国不会接受,倘提出而被中国反对,只会更加吓怕香港人。最后,麦理浩决定,假如中国领导人会面气氛良好,才会提出这个建议。”(22)

   由于中国方面对麦理浩的北京之行心中有数,所以邓小平在与麦理浩的谈话中对香港“九七”前途问题并没有回避,“未待麦理浩提出出售土地建议,邓小平已抢先表态中国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23) 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讲:“现在有人开始担心香港将来的前途和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贯的立场。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24) 同时,邓小平也明确表态:“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即使到了一九九七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现在人们担心的,是在香港继续投资靠不靠得住。这一点,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作出某种政治解决,也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请投资的人放心,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25)“你们知道我们解决澳门问题的立场,我们没有立即收回澳门,我们也没有直接提出这个问题。你们也知道我们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中国政府多次声明台湾归回祖国的方式。我们始终考虑到台湾的特殊地位,不改变那里的社会制度,不影响那里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作为一个特殊问题来处理。只要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以拥有广泛的自治权,拥有自卫武装力量。当然不能有两个中国,也不能有一个半中国。我们对台湾、对香港、对澳门的立场就是这样。这不是现在才有的政策,是继续了相当长时间的政策。我们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政策?道理很简单,我们需要。我们保持这样的政策,采取这样的立场,有利于中国本身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26)

   关于中国方面对香港“九七”前途问题的态度,英国人是有心理准备的。“麦理浩认为当天会议气氛甚为融洽,所以随即向邓小平提出香港政府以是十五年为期售卖官地的刍议。”(27) 麦理浩字斟句酌地“点题”:“副总理先生刚才谈到香港的未来问题。这一点你讲得很清楚,我也明白,但这个问题将来最终要由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来解决。你们的代表也经常讲,这个问题在时机成熟时就会解决。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不能等到将来解决。这就是允许一些私人在新界租地的问题。现在申请人每年多到上万,每月也有成百人。我们颁布的契约都必须写明有效期限是1997年6月以前。……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影响对这一地区的投资。……我也在考虑一些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个办法必须同中国对香港问题的立场不发生矛盾。我想了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我建议把原来契约上写的有效期限‘1997年’去掉,改为只要新界仍在英国管治之下,契约依然有效。这同中国的立场并不矛盾。”(28) 但是,“英国期望的‘点头接受’并没有出现。”经验丰富的邓小平对于英国方面以“土地契约”问题“偷涉”香港“九七”前途问题的“小动作”十分敏感,他明确地表示“没有回旋余地”:“在土地租约问题上,不管用什么措辞,必须避免提到‘英国管治’的字眼”(29)。邓小平告诫麦理浩不要幻想中国方面会改变对于香港问题的一贯立场,虽然“中国还没有具体决定将于何时重新对香港行使主权,可能是1997年以前,也可能是下个世纪。然而,作出决定的应该是中国。”(30) 他希望英国方面高度重视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关于澳门问题当然也包括香港问题“制度不变”的“新思维”,把注意力放在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道共同“维护香港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上。邓小平讲:“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利益,这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一九九七年香港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31) 邓小平希望麦理浩鼓励香港的商人到中国内地投资,特别是要帮助即将成为经济特区的深圳的发展,“深圳和香港将有很多的交流。”麦理浩问邓小平深圳和香港之间的“边界”是否会消失,邓小平回答说:“不会,深圳和资本主义之间必须要有一个边界。但香港的资本主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可以并存至下一个世纪。”(32) 会见结束前,麦理浩问邓小平:“我回香港以后对香港人怎么说?”邓小平一句话总结:“叫香港的投资者放心。”(33)

  

   (四)

  

   对于英国人在香港问题上以“土地契约”问题突然“发难”,中国方面是不满意的。29日下午,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会见麦理浩。黄华对麦理浩讲:按照外交礼节,跟邓小平提“土地契约”问题是“不适当”的。麦理浩辩解说:“土地契约”问题“是一个现实的问题,除非采取具体措施,它不会自动消失的。”黄华反驳说:邓小平“叫香港的投资者放心”的保证“已经足够了,若再坚持多争取些,则未免希望将之‘合法化’了。”(34)

   由于麦理浩的北京之行没有能够实现英国人预期的目标——以“土地契约”问题为“突破口”逼中国方面对过“九七”的“英国管治”让步,他们对此耿耿于怀。按照英国人的计划,1979年3月麦理浩的访华是第一步“非正式”“试探”,4月欧文的访华是第二步“正式”“试探”。在欧文的北京之行因英国工党政府在大选中失败而不得不流产后,刚刚上台的英国保守党政府决定继续以“‘土地契约’可否续签过‘九七’”的间接询问方式试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香港“九七”前途问题的态度。7月,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向中国外交部提交了一份《关于香港新界土地契约问题的备忘录》,再一次建议中国方面同意麦理浩提出的“将‘土地契约’的有效期限‘1997年’去掉,改为只要新界仍在英国管治之下,契约依然有效”。当然,其结果是一样。9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宋之光正式答复柯利达:中国政府认为英国方面修改“土地契约”的建议是“不必要的”,中国政府将在1997年“采取适当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35)

   当然,英国人就香港“九七”前途问题与中国方面进行的第一次具“试探”性质的外交交涉也并不是一无所获。麦理浩的北京之行尤其是与邓小平的会见毕竟开始了中英两国之间关于香港问题的“对话”,而且邓小平“叫香港的投资者放心”的信息还初步透露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态度:一方面,中国方面绝对不会在香港的主权和治权问题上对英国人让步,“英国管治”无论以什么形式过“九七”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为了维护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中国方面也不会在“时机成熟”前“匆匆忙忙地”收回香港——“收回香港”也不会改变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香港的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因此,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相的英国保守党政府就逐步将与中国方面进行的关于香港“九七”前途问题的外交交涉集中在“解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新思维”和具体政策上来。

  

   (五)

  

在1979年3月邓小平会见麦理浩“面对面”地迎接英国人在香港问题上以“土地契约”问题突然“发难”的挑战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关于“国家统一”的“新思维”——“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正在酝酿过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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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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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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