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兵: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谈话的几点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9 次 更新时间:2019-08-28 21: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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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兵  
不许分田单干。”(43)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对此稍有松动,提出“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44)。从表面上看,虽然禁止包产到户的方针未有变化,但从“不许”到“不要”,语气变得和缓了,多少有了点商量的余地。

   及至前文所说的1980年9月第一书记座谈会,中央政策才有了真正突破,即在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些地方就是邓小平所说的“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那么,如何判定这些地方呢?杜润生在第一书记会上作说明时指出,可以搞包产到户的是人均收入40元以下的最穷队。这些生产队60%左右分布在云、贵、豫、鲁、甘、宁、蒙、闽、皖等9省(自治区),约占农村人口的20%。(45)

   1981年之后,这一差异化政策又被进一步量化与细化为三类:20%左右的最穷的社队搞包产到户;另有25%的先进社队搞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还有百分之五六十的中间状态的社队推行统一经营、联产到劳责任制。(46)这项政策,在当时农口部门以及农民中被戏称为“切三刀”。它“基本上具有画地为牢的性质”(47),因而很快就维持不住,被农民的实践所突破,而中央则更进一步认可了农民的实践,不再因区域位置和经济条件设限,准许农民自由选择,甚至于一些地方开始自上而下地推广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随之,包干到户全面取代包产到户,覆盖绝大多数农村,几乎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一刀切”。

   回顾这一政策转变的脉络,可以发现有最主要的两个关节点:一个是正式承认贫困地区可以搞包产、包干到户;另一个是尊重农民意愿,由其选择是否搞包产、包干到户。邓小平的谈话正处在第一个节点上,或者说是推动了第一个节点的形成,承认“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可以搞。那么,哪些地方适宜搞,在地方执行上就存在着弹性,也可能因为各自的环境和认识而各取所需,各执一词。此外,当时争议的焦点之一即包产到户姓“社”姓“资”的问题,邓小平的谈话对此也没有正面回答,因而导致围绕这个问题的意识形态争议也就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

   (二)邓小平说的“大包干”是包干到户吗?

   许多著作以为邓小平谈话中的“大包干”,说的就是凤阳小岗村搞的那种包干到户。这恐怕不够准确,大包干和包干到户最初远不是一回事。

   大包干的概念史别有意趣,可以说是农村人民公社化之后,经营核算主体变革的一个缩影。从名称上讲,大包干可以追溯至60年代初。当时要解决的一大问题,就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对生产队经营权的限制和对生产队财产的平调。1961年,河北省张家口地区第一书记胡开明在万全县郭磊庄村搞了“收益分配大包干”的试点,内容是“三包一奖”(即包工、包产、包投资,超产奖励),继而进一步把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此后,毛泽东采纳了试点经验,决定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48)这个时候,大包干指的是包干到队。

   70年代末,大包干的概念再次出现,不过,所针对的已非生产队,而是其下的作业组,亦即包干到组。首先把包干到组称为大包干的,是安徽省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1979年2月,他与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一道,来到凤阳县城南公社岳北生产队调研那里正在实行的包产到组情况。当时,社员们计算包产包工和各种上缴的比例,算来算去,总算不清楚。有几位老社员说,最好的办法是,把产量包到组,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多少是组里的,既简单又省事,一刀一个血口子,干部省心,社员放心。王郁昭、陈庭元觉得这个办法好,同意他们这样干,王郁昭还为其命名为“大包干”。(49)很快,“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个顺口溜在凤阳全县流行。

   进入1980年之后,随着小岗村的包干到户由秘密走向公开,受其影响的地方逐步增多,引起的关注也越来越大,大包干也逐步从包干到组进一步下移为包干到户,那句著名的顺口溜,也逐步被用作包干到户的专门俗称了。随着时间流转以及包干到户覆盖绝大多数农村,人们逐渐习惯性地将大包干等同于包干到户。然而,这在阅读历史文献的时候,难免造成干扰,形成某些误读。

   那么邓小平谈话中所说的凤阳大包干,究竟指的是包干到组,还是到户呢?仔细分析来,他说的应该是包干到组,可从三方面看:

   第一,资料显示,1979年凤阳全县共有3710个生产队,实行大包干到组的有3098个,占生产队总数的83.5%(50)。事实上,当年凤阳的包干到组影响非常大。6月,赴凤阳调研包干到组之后的万里,派周曰礼等3人,会同滁县地委办公室主任陆子修等2人,赴凤阳总结经验,整理材料。因此,凤阳县大包干政策逐步走向条理化和理论化。8月8日,《安徽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凤阳县在农村实行“大包干”》。一时间,新闻界、文艺界和理论界的记者和专家、学者,云集凤阳,参观访问。(51)可以说,邓小平所说凤阳“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正是对这一盛况的反映。

   第二,邓小平谈话是在1980年5月。揆诸常情,他所知悉的凤阳大包干的材料应该要更早些,大致说的就是1979年初到1980年初的情况,这也正与他所说的“一年翻身”在时间上基本吻合。而在这一年中,小岗村的包干到户尚处于秘密状态,不愿也不敢为人所知。1980年1月,凤阳县委政策研究室在一份调研报告中写道:“小岗生产队包产到户搞了一年,谁也不敢去总结它,更没有人敢去宣传它。在县里整理的一些材料中,偶尔出现小岗的例子,也都谨慎地被删去了。”(52)正是在1980年1月初安徽全省农业工作会议期间,经由王郁昭,这份调研材料送交了万里。万里看后高兴地说:“像看小说一样,连看了两遍。”很快,万里就去了一趟小岗村。(53)此后,小岗村的情况才陆续公开,因此邓小平所说凤阳绝大多数地方搞了大包干,就不可能是说小岗村的这种包干到户。

   第三,据笔者看到的材料,最迟到1980年7月,在行文中,“大包干”和“包干到户”这两个词还不相通,而此时已是邓小平谈话两个月之后了。例如,这年7月,安徽省委赴凤阳调查组的一份调研报告中指出,“大包干”是一种过渡性形式,它或者过渡到在生产队统一领导下,实行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基础上的包产到人,或者发展到“包干到户”。报告强调,在凤阳,由“大包干”到“包干到户”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54)

   邓小平所说“大包干”指的是包干到组,而非到户,这或许也是在他谈话后争议依然存在的一个原因。对于反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领导干部来说,邓小平谈到支持包产到户,那么包产到户就不便反对,但邓小平并没有支持搞包干到户,那么反对包干到户或许未尝不可。例如,前面提到的在1980年6月初安徽省委领导召开的巢湖会议上,此时省委领导已见过邓小平谈话的内部稿,“在讨论的时候,没有人再明目张胆地反对包产到户,但却不大赞成大包干到户。省委领导说,包产到户还可以,因为还坚持五统一,还有统一分配,而大包干到户则是两包一脚蹬(踢),因此不同意包干到户”(55)。

   六、不是“两极化”,不能“脸谱化”

   在许多改革史著作和相关人士的回忆中,早期农村改革突破过程中的争议和争论,被描述得似乎针锋相对,是非分明,势不两立。这里面有从特定视角看问题形成的“放大”效应,但研究者、回顾者有意无意地拔高一方,批评一方,也强化了这种印象。其实,在真实的历史中,思想观点有争论,但非“两极化”,相关人物有分歧,但非“脸谱化”。此处结合邓小平后来的回顾,对当时围绕包产、包干到户的争议进行几点评析。

   第一,支持农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领导干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具有不一般的政治智慧、勇气和担当。这应该是评判当时争论、分歧的基点。万里的一段回顾极其真实、传神、深刻,道尽了其间的艰难与不凡。他说:“有些好心的同志向我反映说,有人批评我们既违背宪法,又违背党的决定。怎么办呢?我说,农民赞成,农民一定要搞,那只好硬着头皮顶着吧,反正已经干了,就这样子干吧。党的决定说不要搞包产到户,我不能公开表示反对,但我对他们说,是我同意你们干的,就这么干算了,出了什么问题我来顶着。安徽那一段就是这种‘违法乱纪’的情况,实质上反映了农民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和已不适应的旧的上层建筑、旧的规章制度之间的矛盾。”(56)确实,尽管时代背景转换了,也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武器,但历史上包产到户几次遭到政治批判,牵涉到许多领导干部的政治命运和人生境遇,这在改革初期依然令人心有余悸。就像有论著所指出的,凡是农村改革搞得早搞得好的地方,大概都有一批不拍挨批坐牢的农民和一批不怕撤职挨整的干部,有一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暗暗支持或公开支持的领导(57)。因此,面对新一轮包产到户的兴起,这一批默认、容忍、支持包产到户的干部,是值得称颂的。邓小平就曾回顾说:“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58)他还曾指出,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59)。这里,万里可以被视作当时从高层到基层一批干部的典型和代表。

   第二,对包产到户认识的转变过程是一个连续的谱系。前已述及,关于包产到户的政策和认识转变,有两个关节点,一为是否允许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二为是否允许农民自主选择经营方式。从更大的背景看,农村改革最初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结束搞穷过渡的学大寨运动(60)。认识的转变是艰难的。就像万里1981年3月在农业部党组会议上讲的,“‘左’的思想在我们同志的头脑里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里不是有无之分,而是多少之分”(61)。因此,从认识上讲,关于包产到户的转变,可构成一个谱系,很多领导干部处在这个谱系的不同位置,转变中存在着先与后之分、迟与速之分、多与少之分。一些不太赞成、不大认可大面积搞包产到户的领导,后来大多转变了认识。(62)例如,陆子修回忆说,“1980年万里同志离开安徽,张劲夫同志主持省委工作期间,联产承包责任制出现了波折。劲夫同志属认识问题,后来他自己也作了自我批评”(63)。在张劲夫去世后新华社播发的生平中,则明确指出:“他不断清除‘左’的思想,大力推进农村改革,继续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64)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情形。邓小平后来曾回顾说:“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65)在农村改革中,中央本着一条原则处理人的问题,即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只当作认识问题来对待,而且认为认识是可以变化的。为此而被调离原地的领导人并不影响继续工作,有的还成了国家领导人,在地县一级大致也如此。(66)

第三,一些一度不太赞成大面积搞包产到户者的认识,其实也触及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例如,张劲夫到任安徽后,跑遍所有地、市、县,去了一些贫困的地方,特别像临泉这样人口多的大县。后来他向财政部要了一笔钱,作为解决临泉群众生活困难的专款。他在安徽讲过两句话:“农民光靠一亩三分地富不起来”,“安徽光靠一把米富不起来”。第一句强调的是农业要搞多种经营,第二句强调的是要大力发展工业。(67)在黑龙江,杨易辰一开始也不大赞成大面积推广包产到户。他认为,不能搞一刀切,不能搞一个模式。有的地方搞包产到户、包产到组,是适合那里情况的,是对的,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就不一定适合。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如果不从我们那里的特点出发,去搞划队型、包产到组、包产到户,那我们就将失去我们的优势。他强调的是东北土地面积大、机械化程度特别高这个地域特征。(68)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不一定构成反对包产到户的理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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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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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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