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阳:关于“权贵资本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33 次 更新时间:2019-08-28 08: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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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阳 (进入专栏)  
只要引入资本主义因素,经济就会得到快速发展,而所有这些发展都不是高质量的,都带来了贫富差距的极速扩大和资源环境的破坏,都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和或大或小的社会动荡,或者说,都没有建立起一个符合人民期望的良序社会。

  

   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新加坡。新加坡独立后一直是威权政体,但较好地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结合和让大多数人滿意的良序社会。

  

   我们在新加坡曾听一个出租车司机讲了他的故事。他的收入属于最低层之一,但他养活了4个孩子,两个老人以及他和他老婆共八口人,并供4个孩子都上了大学,他认为,关键是政府提供的低价和低息贷款的“组屋”,使他一家虽然拥挤但可以安居,并腾出钱来提供虽然紧张但可以应付的开支,因此,他和他这样的人都是政府的拥护者,每次选举都投执政党的票。

  

   在某种程度上,战后的日本也与新加坡相似。

  

   自民党在日本长期执政,其政治架构也具有威权性质。但正像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在其回忆录中指出的,由于美国在战后塞给日本一个在其本国都没有实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法体系,以及日本自己政府对经济干预的传统,日本的社会矛盾被大大消解,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公民福利的基本满足得以同时实现。

  

   为什么我们如此愚蠢,重犯别人在百年前犯过的错误?我们的思考能力哪里去了?我们的结果能比他们好吗?


三、社会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有本质的差别


   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从来没有而且至今没有认识到,今天的欧美与100或200年前的欧美有本质的差别。

  

   付出了巨大社会成本,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的社会痛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欧美在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的带领下形成了社会共识,建立了一个新的经济社会结构,逐步降低了社会成本。它的主要特点,就是政府对经济的资本主义因素的适当而严格的监管,以及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制度性倾斜和救助。

  

   这种结构或制度,在经济学上称为混合经济,在政治学上称为福利社会,它们都迴避了一个敏感的词:社会主义。

  

   有一个人不想迴避,这个人叫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在他著名的《自由选择》一书中,将以下的这些经济政策都定义为社会主义的,包括:社会保障制度,最低工资,医疗保障,职工健康保护,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产业和弱势群体的补贴制度,小企业扶助制度,教育补贴,低收入住房等公共政策,产业监管,为保障上述政策而实施的累进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稅,以及专门的社会保险税,工会集体谈判权等,以及重要资源和公共产品的国有化等等。

  

   总体上说,这些社会主义政策包括了保障制度,保护制度,补贴制度,扶助制度,监管及准入制度,倾斜性税收制度,弱势群体社会化及国有企业制度这8大方面。这些政府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半社会主义的股份制规模化大企业实施的企业福利制度,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部分的核心。

  

   这些政策的核心,是由政府通过税收剥夺富人用以补贴穷人和公众,也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其主要哲学诉求是“公平”,这正是自17世纪英国革命中的“掘地派”以来历代社会主义派别的主要政策诉求,也是欧洲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的主要政策诉求,美国民主党在大萧条之后也转向了这种政策,弗里德曼称其为社会主义政策并没有错。

  

   弗里德曼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美,也就是我们立为模板的那种经济状态,都实行了这些社会主义政策,因此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他甚至认为世界从来没有实现过自由经济,欧美只有19世纪末一小段时间接近自由经济,而那段时间被欧美知识界称为“强盗资本主义”。

  

   弗里德曼认为世界从来没有实现自由经济也是符合历史的。英国君宪制断断续续出台过许多倾斜性和限制性政策;陆洲大陸在1848年后,各国政府普遍采取对经济的强力干预,尤以德国法国为甚,这是他们经济追上英国的基本因素。美国在建国初期,在财政部长汉弥尔顿的强烈主张下,政府也采取了强势态度,包括土地政策、银行政策等,美国共和党原本是继承汉弥尔顿政策的,只是在强势大企业出现后,才与民主党換了政治角色。

  

   纵观整个资本主义史,从现实说,自由资本主义只是一种“乌托邦”,从意识形态上说,只是英美的一种学术传统。

  

   我们将弗里德曼所反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美,称为“新欧美”,而将弗里德曼比较赞赏的19世纪末的欧美称为“旧欧美”。

  

   显然,弗里德曼的所谓“自由经济”,是企图改变“新欧美”的发展方向,将其拉回到“旧欧美”,他的所谓“自由”是强盗的自由,他的所谓“自由经济”就是强盗资本主义。

  

   令人震惊的是,我们被严重误导了,我们被告知,“新欧美”和“旧欧美”是一回事,都是“自由资本主义”,但实际上它们有本质的不同,这个本质就是弗里德曼所说的那些社会主义政策。

  

   被误导的原因之一是,上世纪末,撒切尔和里根认同弗里德曼的思想,对监管政策和国有企业做了一些改动,税率降了一些,我们误以为它们回到了“旧欧美”,但实际上,变化只在局部,而且程度微小,而总的格局没有变。所以2000年弗里德曼回顾这段历程悲哀地说,今天的世界离社会主义更近了。

  

   今天欧美的左右派,它们的区别仅在于程度上,而不在本质上。在西方现代社会,没有一个政治派别能够将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完全排除在自己的政策主张之外。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已成为所有现代经济的基本制度,对现代社会的公平公正起到了基本保障作用。而弗里德曼主张的自由主义经济,不但从来没有出现过,而且永远也不会出现了。

  

   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当美国部分撤销监管后,金融危机来了,至今没能恢复,而这次如此大的经济危机之所以没有引起社会动荡,完全在于20世纪30年代之后新政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被倾覆。危机之后,欧美认识到弗里德曼主义的错误,正在建立新的监管,例如新的巴塞尔协议等等。

  

   奥巴马的民主党政府的两个主要政策,就是实现医疗保险的全覆盖和气候变化协议,这是美国与欧洲社会主义政策的两个主要差距,民主党历来主张补足这些差距,以使美国赶上欧洲的社会政策。

  

   也就是说,被弗里德曼称为社会主义举措的,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和环境保护政策的一整套新政及其后续制度,在20世纪30年代和21世纪两次救了美国的命。更准确地说,它是用改变资本主义救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命。

  

   社会主义的8大政策仅是现代经济结构中社会主义因素的组成之一,如果加上全部政府开支和股份制社会化规模化企业创造的产值,以及或多(欧洲)或少(美国)的国有企业,那么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份,已经占据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半以上。显然,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不能被准确地定义为“资本主义”了,正像马克思曾预言的那样,资本主义“长进”了社会主义,也可以说,社会主义“长进”了资本主义,虽然这个“长进”并非是和平的。

  

   “新欧美”的这个新的经济社会制度,我们将其称为“社会资本主义”,它不同于强盗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在这个组合中,资本主义因素承担发展的效率,而社会主义因素则承担发展的公平问题,包括社会和环境的公平。

  

   或者我们用比较意识形态化的语言说,资本主义因素保障了“自由”,社会主义因素保障了“公平”。“新欧美”的“社会资本主义”是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自由和公平相对比较平衡的“新”社会。

  

   社会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创造,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平衡了公平和效率这两个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需求,从而有可能创造稳定的良序社会,并创造条件使社会在稳定良序的状况下,用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的变化和进步。

  

   显然,世界历史的发展冲破了过往的那些教条,它证明对于建立一个良序社会,降低发展成本来说,经济社会制度是基本的因素,因为它是大众所迫切需要的,而政治制度则是发展的因素,因为它是在精英中进行权力配置的,它只能随着大众知识和财富的增长而提高需求度。


四、弗里德曼主义带来的世界性危机

  

   弗里德曼主义,或称新自由主义虽然没有破坏社会资本主义的体制架构,但它向资本主义偏转的这一点点,就足以给欧美带来重大危机。

  

   在经济上,它使欧美重新步入两极分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IMF)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目前发达经济体的贫富差距已扩大到数十年来最高水平,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加强。两极分化的后果,就是经济危机不断,从80年代开始,欧美经济虽然摆脱了滞胀,经过垃圾债券泡沫,网络泡沫和房地产泡沫后,终于引发了重大经济危机,至今尚未恢复。

  

   弗里德曼主义不但引发了危机,而且误导延误了危机治理。

  

   弗里德曼主义强烈反对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双管齐下的政策主张,这种主张的货币流向,是把货币政策超发的货币通过政府工程发到失业人员手中,再通过乘数效应创造有效需求,从而拉动实体经济发展,它的本质是通过降低贫富差距创造有效需求,作用于实体经济。

  

在弗里德曼主义影响下,本次危机后,美联储三轮量化宽松的3万亿美元,绝大部分流入企业手中。由于失业和恐慌,中下层人民缩减了消费,降低了有效需求,致使企业虽有钱却不能投入生产性投资。于是量化宽松转化为流动性过剩,不断推高本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资产价格,造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巨大落差。这种落差一方面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从而继续影响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则使虚拟经济始终处于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之下,一旦退出量化宽松,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财富将再次毁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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