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奠礼源于古代的圣王祭祀。中国古代祭祀对象繁多，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三大祭礼:祭天地、祭袓先、祭圣贤。《国语·鲁语上》中记载了禘、郊、祖、宗、报五种国家祭祀的典章：“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也，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圣王制定祭祀礼节的原则是：凡是以完善的法规治理人民的就祭祀他；凡是为国事操劳，至死不懈的就祭祀他；凡是有安定国家的功劳的就祭祀他；凡是抵御重大灾祸的就祭祀他。不属于这些范围的就不能列入祭祀的典章内。将这五条原则归结为一点，即所有被祭祀的人“皆有功烈于民者也”，也就是只有为人民建立了功劳，对历史文化有卓越贡献的人。接着，他又以黄帝、尧、舜、鲧、禹、契、商汤、后稷、周文王、周武王等十四个祭祀对象进一步加以证明，这就是圣王祭祀。《礼记·祭法》也有类似的记载。

荀子《礼论》把礼的内容归结为“天地”“先祖”“君师”，他说：“礼有三本:天地者，上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总结的应该是孔子以后的情况。释奠礼本是古代学校的祭祀典礼，属于“三礼”中的“君师”之礼。周代的官学中，就有释奠先圣先师的礼仪，《礼记·文王世子》记载：“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作为孔庙祭礼中规格最高的一种祭孔活动，曲阜孔庙举行释奠礼，除有皇帝亲临或御遣钦差外，例由衍圣公主祭孔子、四配，属官分祭十二哲、先贤、先儒、启圣祠、崇圣祠、寝殿、家庙等。

祭祀先圣先师的政治文化意蕴：

第一，圣人崇拜。圣人是聪明睿智，通达天地万物，下学上达，超凡入圣，与天道合一的最高理想人格。《孟子·尽心》“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圣人是出类拔萃的大人，具有神性，故曰“神圣”。邵雍《皇极经世书·观物篇》：“圣也者，人之至者也。……谓其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物观万物，一世观万世者焉。又谓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功，身代天事者焉。又谓其能以上顺天时，下应地理，中徇物情，通尽人事者焉。又谓其能以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今古，表里时事者焉。”儒家对圣人的尊崇，成为我国文化史上后来崇拜圣人的基础，后世中国人希贤希圣已经成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如医学中有“医圣”东汉张仲景，书法中有“书圣”王羲之，绘画中有“画圣”吴道子，诗歌上有“诗圣”杜甫等……圣人崇拜已经深入到民族文化的深处，使得普通中国老百姓对孔圣人的崇拜情感不断提升，使孔子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信仰。

第二，尊师重道。孔子一生主要是办私学，从事教育，是师儒身份。师儒源于《周礼·地官·大司徒》：“四曰联师儒。”郑玄注：“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西周的师儒是在民间进行道德和礼乐教化的儒者。因为师儒是以道教人，所以就有尊师重道，在尊师重道的基础上才有尊师重教。《礼记·学记》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大凡求学之道，很难遇到严格的老师。老师严格其所传之道才能受到尊重，重道才能使人敬重学业。所以君王不以对待臣子的态度对待臣子的有两种情况：当他在祭祀中作为祭尸（神的替身）时，则不以臣子相待；当他作为君主老师时，则不以臣子相待。根据大学礼制，给天子授课，授课的臣下无需北面而居臣位，这就是为了表示尊师重道的缘故。祭孔，从周敬王四十二年（478年）鲁哀公立庙，岁时奉祀开始，到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奉旨将孔庙祭祀规格升为大祀，皇帝行三跪九拜礼，可以说达到了极致。又据山东曲阜市文管会编撰的《曲阜观览-帝王祭庙考》中的统计，自汉武帝起至于清末，帝王（亲自或委派专使）赴曲阜孔庙祭孔达196次之多。帝王之祭孔，向孔子行大礼，主要是出于政统合法性的考虑，即需要借用道统赖为政统确立合法性，而孔子就是道统的象征。帝王之拜孔子，就是政统自觉以道统为制约和引导的体现。

第三，尊孔重儒。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中国上古以来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集圣与师于一体，在在世时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他的思想光辉，超越时空，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也对人类精神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朱熹曾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柳诒微著《中国文化史》有云“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吴宓也说：“孔子者，理想中最高之人物。其道德智慧，卓绝千古，无人能及之，故称为圣人。圣人者模范人，乃古今人中之第一人也。”

第四，神道设教。历代帝王祭孔主要是神道设教。“神道设教”出于《周易·观卦》：“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神道”即天道，是从信仰的意义上看的“天道”，因此就是“天之神道”。《礼记·祭统》说：“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顺之至也。祭其是与？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祭祀是教化之本。后世帝王们大都懂得“孔子之教,非帝王之政不能及远;帝王之政,非孔子之教不能善俗。教之不能远,无损于道;政之不能善俗,必危其国。”（《孔贞丛:《阙里志》卷十，天历二年（1329），《遣官祭阙里庙碑》）魏晋以后的历代帝王，建立王朝以后大都先确立儒家的主体地位，以儒为主，治国理政，再出于三教平衡考虑，利用和控制道佛。唐王朝对儒佛道采取的基本政策是三教并用，即根据三教各自的历史渊源、思想特点、不同功能，立足于朝廷与国家的稳定，帝王的政治理性，以及帝王个人的喜好与信仰，采取了崇道、重儒、尊佛的总体政策。具体即崇道以寻求血统的正统性，为提升皇权合法性的基础；重儒以寻求道统的合法性，确立治国理政的主体；尊佛以重建精神世界信仰，以为归化民心的工具。大致格局是在确立儒学意识形态正统和国家民族主体信仰地位的前提下，以儒为主，以佛、道补充和辅助，逐渐形成了儒、佛、道三教并行，三元和合的局面，其中儒教具有主体的地位，与国家政权紧密结合，指导和支配政治生活、公共领域的一切方面及个人生活的某些领域。后来，在面对景教等其他多元宗教的形势下，又不断调整，形成了以儒为主，整合多元文化，构建立体的国家意识形态体系和国民信仰体系。这充分表明唐王朝处理三教关系的方法和手段开始成熟起来。这一格局由隋代开启，唐初高祖和唐太宗二帝奠基，历经高宗、武周、唐中宗、睿宗的发展，大致到了唐玄宗开元时期最终完成（韩星：《初唐儒家话语体系下的三教关系》，《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

总之，释奠礼有着丰富的政治、文化蕴涵，在礼乐复兴过程中，我们不仅仅要重视礼乐外在形式的复兴，更要重视礼乐价值基础和内在精神的阐发。当今中国文化全面复兴，礼乐复兴已经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但很多时候让人们感到一些礼乐活动有形式而无内容或者形式大于内容，这样必然影响到礼乐活动的实际效果，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礼乐复兴。多年前张岂之先生就指出过清明节陕西黄陵黄帝祭祀礼仪“形祭”大于“心祭”，甚至“形祭”代替了一切，缺少在祭祀中令人感动的“心祭”。其结果，自然也对祭祀礼仪的实际效果产生了一定影响（张岂之：《心祭重于形祭》，公祭轩辕帝网）。“心祭”其实就是要我们参加祭祀活动要虔诚。《礼记·祭统》曰：“外则尽物，内则尽志，此祭之心也。”外观则要求祭品极其丰盛，内心则极其虔诚、尽其心志，这才算是祭祀的用心。如果重视礼仪而忽视礼之本，礼乐复兴就有可能舍本逐末，给反对传统文化复兴的人找到借口，说你们这些礼乐活动很“虚伪”，而这正是应该注意和自戒的。

注：本文为韩星教授在2019年5月25日河北省儒学会主办的“祭孔释奠礼推广工作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