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凤:从学生运动到工农运动:中共早期动员策略再探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1 次 更新时间:2019-08-27 01: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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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凤  

   内容提要:虽然工人是中共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动员的主体,但在中国,阶级分化并不严重,对工农的动员极为困难。中共选择从易于发动的学生运动入手,通过发动学生,促其到工人、农民群众中宣传和帮助工农建立组织,从而达到动员工农的目的。

   关 键 词:学生运动  工农运动  共产党  动员策略

  

   革命,究竟是发生的,还是发动的?这是一个纠缠学界已久的问题。西达·斯考切波认为革命是发生的,而不是制造出来的。她认为革命并不起始于革命先锋队的主观努力,而是发生在特定的结构性情势之下①。与之相反,不少社会学家强调动员在革命中的作用②。亨廷顿认为社会动员特别是政治动员,是落后国家通向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东方型革命中,政治动员是旧政权灭亡的原因③。在1919年以前的中国,尽管革命精英在推翻王朝统治的过程中,只能倚重下层民众的力量,然而群众动员还没成为革命精英的理念。“走向民间”的观念一直到五四时期才在当时的社会运动中真正出现。在苏俄的影响下,走入群众、唤起群众,以群众的力量达成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目的,成为国共两党的共识。中共成立后,即强调动员群众,使之成为政治力量的核心来源。学界对中共群众动员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多集中在延安至“文革”时期,对中共早期的群众动员关注不多④。有鉴于此,本文拟对中共早期群众动员的理念、策略及遇到的困难等作进一步考察,以探讨中共早期群众运动的模式与理路。

  

   一、从学生运动到工农运动

  

   共产主义者进行群众动员的基本依据和合法性基础,源自马克思的阶级划分理论。然而,马克思主义是基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而产生的,中国的问题与西方有着天壤之别。在中国,阶级分化并不如马克思所设想的严重⑤,加上中国传统社会固有道德观念的深刻影响,中共在阶级框架下进行的群众动员工作,最初进展得并不顺利。马林在1922年7月11日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了在中国进行群众动员的困难。他说,上海“虽然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却没有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工人运动。……除了唯一的北京附近的铁路工人组织外,只有广东省的工人建立了现代的工会组织。中国工人组织的旧形式,行会和秘密结社,如上海的红帮、青帮,倒不如说是开展正常的工人运动的障碍。现代产业工人的人数甚少。”而“中国人口的大部分是农民,他们虽然穷,但几乎都是小有产者。内地人同外界的资本主义几乎没有联系。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没有象俄国农民和印度农民那样的阶级斗争;也不象印度和朝鲜农民那样必须缴纳重税。因此,农民群众对政治完全漠不关心,也不会发挥任何政治作用。他们消极地忍受着频仍的军阀混战。”⑥

   相较工农而言,学生显然是一个较易入手的群体。学生作为动员的对象,有其独特的优势。一方面,作为成年人,他们已经能独立自主,但没有家庭和子女的牵绊因此敢闯敢闹。同时,学生又是社会上同质性最好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年龄、生活经历和知识结构都比较相近,因此容易一鼓而起。最后,学生有着较好的组织,文化知识又给了他们较强表达怨气和愤恨的能力。在这些条件下,学生往往会成为一些社会运动的先锋⑦。对于学生的动员优势,中共早有认识:“因智识的关系,因年龄的关系,最易受我们的宣传最易对无产阶级革命表同情的,就是一般青年学生。青年学生,具有一种勇敢进取的精神和天真烂漫的性格,目击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种种不平的现象,自易感着不满而起改造之念,随之若我们宣传得法,投其所需,则必有多数人聚集于我们主义旗帜之下。”⑧

   毋庸赘言,五四时代新学生的出现与激进主义的成长,恰恰为共产主义组织的群众动员提供了机会。五四时代,是新与旧对立并开始强烈冲突的时代。旧制度的崩溃与新思潮的激荡,给予学生很大的刺激,促使他们重估一切信仰与价值,同时向旧中国的社会组织与家族观念发起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学生特别容易倾向集体行动,因而五四时期各种学生社团与团体活动特别蓬勃。而3年高等教育机构高度集中于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这又为学生们的组织与串联提供了便利,助长了学生们集体行动的发生。

   在五四运动发生前,学生的组织就起了极重大的变化。教育的腐败使学生深感学生自治的必要。1918年,学生自治会首先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和浙江第一师范组织起来。这些组织的活动范围,都是偏于校内,以谋改进教育为主。五四运动爆发后,由于学生自治会的力量有限,学生纷纷组织学生会,同时自治会亦日渐向学生会转变。5月6日,北京学校率先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5月11日,上海也成立了“上海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随之,天津、南京、杭州、武汉等地的学联会也相继组织起来。各地学联的成立为全国学总的成立创造了条件。6月16日,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在上海正式成立。相较于自治会,学生会与学联组织不仅是学生参与校务和改进学生本身利益的一个团体,而且它们更加关注政治上的根本改造,是对抗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强大组织⑨。

   五四运动中,学生运动不仅迫使北京政府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而且释放了被捕学生,和会代表亦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一役,显示了学生运动的巨大政治能量,使得广大民众对学生刮目相看。在时人的眼中,此时的“学生界奇军突起,恍惚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⑩。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宁波地委报告,五四运动以来,“宁波的一切民族运动,莫不由学生领导。宁波的学生,虽有一部分相信先读书后救国的理论,可是当一种运动起来时,他们都不期然而然的认救国是他们的天职,没有落后的。所以宁波的学生在过去和最近已取得民族运动的最高地位,无形中使宁波各阶级民众不得不承认他——学生——是民族运动的领袖。”(11)

   尽管学生具有独特的动员优势,在共同的诉求下容易一呼而起,充当社会运动的先锋。但学生运动却有着天然的弱点,学生是一种身份而不是一种职业,缺乏明确的阶级定位,难以充当坚定、持久的革命力量。当时就有人指出,“学生在学校中受了校外校内的压迫,尚能迎接光明的新势力去反对黑暗的旧势力;若出校到社会上向军阀官僚政客和资本家求得相当的地位及生活,也能迎接黑暗的旧势力去反对光明新势力,现在的官僚政客是从前的学生,将来的官僚政客就难道不是现在的学生吗?”(12)对于学生的弱点,中共同样有着清醒的认识。尽管中共非常注重学生的力量,另一方面却始终认定“青年学生本没有确定的经济基础,因此,他们也没有确定的阶级倾向。他们是依附于社会各种有经济地位的阶级而存在,绝对不能自成为一整个的阶级。”中共认为学生的这些阶级属性,决定了其无法成为社会革命的主体,“学生离了民众,便一事无成,……学生虽能引导各种运动,如果得不着民众的后援,结果总不免于失败。”(13)

   对中共而言,其阶级基础建立于工人之上,工人才是中共社会动员的主体。使学生参加政治运动,并非中共进行学生运动的最主要目的。中共认为,从事学生运动的最重要目的是使学生充当动员工农群众的媒介与桥梁(14)。陈为人指出,所谓“学生运动,不过是运动学生向各种青年群众中去运动反抗黑暗的旧势力的意思。”(15)连一向极为关注学生运动的施存统也不得不承认,学生运动其实是“以向青年工人中发展为目的,向青年学生中活动为手段”(16)。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明确指出了学生运动的意义所在:“学生在目前政治运动中,是重要的推动力,所以学生须参加这种群众的政治运动。然而这始终不能算学生运动的最重要的目的。学生运动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怎样使学生能与工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使他们到工人、农民群众中宣传和帮助他们组织。”(17)

   中共欲通过运动学生进而运动工农,从而达到运动全体群众的目的。但青年学生的社会地位、教育程度以至言谈举止、衣着打扮等方面,均与工人、农民有天壤之别,要从事工农运动,并不如理论上简单。学生从事工人运动首先遇到的一个重要障碍是“工学界限”问题。在工人们看来,工人是命运安排才受苦受难,学生是将来做官为宦之人,是统治工人的候补者,学生居然要为工人谋利,其中必有蹊跷。政客官僚们唯恐学生造反,扰乱秩序,也不断向工人聒噪:“学生是危险人物,是过激派,穷党。他们是专门来煽动工潮,借此捣乱的,你们千万不要上学生的当!”(18)这样更加深了工人和学生的隔阂。“工学界限”使学生难以接近工人,影响革命宣传与组织的深入。据罗章龙回忆,“工学界限”问题是当时从事工运的最大难关。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共采取了各种方式缓和工人对学生的抵触情绪。如一开始有人主张采用旧社会拜把子、结兄弟的办法与工人建立友谊。李启汉、杨殷等曾采用过这种办法,与工人在神像前烧香歃血为盟。但旋即发觉这种方式缓不济急,且易生流弊,决定禁止采用。后来采用的主要方式是召集各种工学座谈会,进行宣传、解释,讨论工学联合、工人团结等问题。经过长时间的互相讨论,澄清了工人们的一些误解,双方的感情也日见接近(19)。

   此外,中共采用发动学生设立工人夜校、成立工人俱乐部等手段进行宣传、联络和组织工人。但即使是用办工人夜校、义务帮其补习这样的方法来发动工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20年4月,章积和曾致信陈独秀谈及此事。章积和作为工人义务补习夜校的筹办主任,一方面贴招生简章,一方面请工头与工人接洽,不仅不收费用还供给纸张笔墨书籍。条件如此优厚,章积和预料工人定会积极参加,怎知到了开学的时候,来学的人竟很少,令章积和百思不得其解。原因其实很简单,工人们说“我们一天到夜,要做八九点钟工作,很是吃苦!一到夜里,马上就要去睡觉了。不然,那末第二天早上就不能够起来做工了。要晓得我们不做工,就没得饭吃,所以我们还是不去读书的好。实在读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那里是不肯去读呢?无奈是有这个心,没这个力罢了。”(20)

   在农民运动方面,中共最初往往不得不藉由出身农村精英家庭而前往城市求学的知识分子来深入农村。但即使是本地出去的学生,要打入当地闭塞的乡村社会,亦非易事。以彭湃的亲身经历为例,彭湃虽是赫赫有名的“农运大王”,然在其着手农民运动之初也着实吃过不少苦头。据彭湃自述:1922年5月的某日,他身穿白色学生服,头戴白通帽,走进海丰县赤山约的一个乡村。一个30多岁的农民见状,即好奇地问:“先生坐,请烟呀!你来收捐吗?我们这里没有做戏。”彭湃回答:“我不是来收戏捐的,我是来和你们做朋友,因为你们辛苦,所以到这里来闲谈。”“呀!苦是命啊!先生呀请茶,我们不得空和你闲谈,恕罪!”农民说完这句话就走开了。不久,又来了一个20多岁的农民,问彭湃:“先生属那个营?当甚么差事?来何事?”彭湃答:“我不是做官当兵的人。我前是学生,今日特来贵村闲游,目的是要来和你们做好朋友……”农民笑着说:“我们无用人,配不起你们官贵子弟,好说了,请茶吧!”头也不回地走了。彭湃不甘心就此离开,走到第二个村庄准备再碰碰运气。那知刚进村,一头恶犬便对着他大吠特吠,张牙舞爪。村内门户深锁,空无一人。彭湃走到第三个村庄,时已夕阳西下,进村不便,不得已只好打道回府。彭湃吃过晚饭后,打开日记,想把当天的成绩记在里头,结果只有一个零字。此后连续数日,仍是如此,工作毫无进展。后来彭湃结识了张妈安、林沛、林涣、李老四等几位农友,在他们的协助下,并通过魔术杂技、改编歌谣等手段扩大宣传,才逐渐打开局面(21)。

相较居于城市的青年学生而言,居住在乡村的小学教师对于动员农民有着更多的天然优势。乡村小学教师一般多为高小毕业因经济原因而不能继续升学的年轻学生或中等师范学生,虽然是知识分子,但“乡村小学教师的生活状况,与佃农及手工业者相差不多,而容易领受革命要求与革命知识”(22)。因而中共将乡村小学教师视为动员农民的重要媒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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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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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2018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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