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晖:中华政制要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0 次 更新时间:2019-08-27 00:4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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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晖  
乃择所谓平民政治之名,以明吾国不容贵族政治之存在。夫去贵族而代以平民,自然为一种进步。然在吾国除至尊之皇室外,其他人一律平等,无所谓平民非平民。如是平民云云,乃仅为自西方政治辞典中所采用之名辞,而无其他贵族平民对立之实质者也。”[29](P91)“平民政府”必须相对于“贵族政府”才有意义,系指在存在着贵族势力的情形下,将贵族排除出政府,而任用平民。在中国历史上,大概春秋战国之交可算是平民取代贵族进入政府。严耕望详考史籍,认为秦“宗室贵族势力极盛,大庶长尤为其领袖,时操废立之权……成公以前,贵族权重;穆公雄才,外拓国土,内抑贵族而巩政权,是以父子相传,位宁八世,厉公以后,贵族复强,迄乎孝公,亦已八世;无虑皆为贵族所立所废,君权脆弱可知矣”[30](P3-6)。商鞅变法之后,军功爵制使得平民大量进入政府,导致“宗室亲贵起与客卿斗争不遗余力,是以孝公既殁,车裂商鞅,穰侯相秦,疾拒游士,及文信失势,贵族更乘机谋议,一切逐客……秦史传统,君主与贵族斗争至烈,雄主以客卿为爪牙以与贵族搏斗,贵族之势既夺,君主之威既隆,则客卿自亦因缘得势耳”[30](P3)。但是由此造就的政府,却并非平民主导的政府,仅是专制君主主导的政府任用平民办事而已。平民没有政治背景,只能仰赖君主的威势,哪怕身居高位,也可为君主随时去除。张君劢云:“以云士人在各朝参加政局者,其最大难题,莫过于与专制君主之相处,乃至与帝王有关系人物之相处……越王勾践之于大夫文种,秦惠文之于商鞅,人臣之生死,皆决于君主一时之喜怒而又显然矣。及秦始皇统一天下,有吕不韦徙蜀自杀。汉高祖威加海内,杀黥布、彭越、韩信诸叛将,固不足怪,乃至发纵指示之功臣如萧何者,亦复投之狱中。其他创业之主如唐太宗者,平日固倚李勣为长城,于其临死之前,乃遗诏太子曰:‘如勣不受命,当杀之。’宋太祖惩五代诸臣之廉耻道丧,乃立不杀士大夫之戒,可谓得为君之体。至于明太祖之杀功臣,较诸前代尤惨酷矣。”[29](P96)

   《汉书》卷八《宣帝纪》,宣帝系由平民登立为帝。但在登基之前,“入未央宫,见皇太后,封为阳武侯”,师古曰:“先封侯者,不欲立庶人为天子也。”[5](第1册,P238-239)可见汉政府并不以“平民政府”自居,甚且忌讳以庶人为天子。

   《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张让传:“(灵)帝本侯家,宿贫,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为私藏,复寄小黄门常侍钱各数千万。常云:‘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31](第9册,P2536)早年的贫穷并不必然导致关心民生疾苦,反而极有可能导致极端的贪婪。灵帝已是帝王之尊尚且如此,又何怪乎贪腐横行。正是基于此,我们反思钱穆所谓“全民政治”,平民进入政府是否必然保障政府关心平民?徐复观的反驳显然极有道理,“陈世美现象”就是最好的证明。一个人为了自己向上爬可以抛妻弃子,又怎能指望如此之人为民请命呢!

   至于“士人政府”,张君劢指出:“所谓士人,指读书人或士大夫言之,政治托之于读书人,自为一种长处。然历代以来,不读书不识字之人,占全国人十之八九,此十之八九即为不得预闻政治之人。彼西方国家中识字者,居十之八九,尽行使钱先生所谓间接民主而以为不足取法,我中国十分之一之人民,得因考试入官,而钱先生择美名以名之,曰直接民权。不知其所称许者,乃士大夫之做官权而已,何民权可言哉!”[29](P91)再进而言之,士人经由科举进入政府便可称为“士人政府”吗?张君劢认为:“吾国由考试中选拔之文官所造成者,为官僚政治。其人职在奉令承教,自己无所主张,在法规之内,习于舞文弄法,上下其手,以便自己升迁,或且奉迎长官之意,蹂躏百姓……如是文官制,可以视同人民参政乎?可以代替民意机关乎?盖不待辨而自明矣。”[29](P93)再从政府行政来看:“吾欲问钱先生者,所谓士人政府之政策之预备,事先有何调查,有何报告书乎?政策之决定,既由君主裁可,而何以立朝者各有主张乎?究竟谁有权赞成,谁有权反对,其准绳安在?如此一国三公我谁适从之局中,何制度可言乎?何种传统可为后人遵守者乎?”[29](P110)

  

   五、家国一体

  

   天下为公的伦理承载,则是同居共爨的平民家族,正是这国家机器之下的民间自治,使普通民众得以养成道德承担,憧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修养,在科举制下培育出“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阶层。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谏襄王述周公封建,有云:“昔周公吊二叔之不,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4](第6册,P255)至少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以宗族拱卫国家的观念。此后这一观念一直贯穿整个中国历史。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始皇一统六国称帝之后,“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11](第1册,P303)可见虽然天下大势已由封建变为郡县,但是“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观念仍然牢不可破,且并非仅仅是几个不识时务的儒生的谬见,而是秦朝多数大臣的共识。

   唐代中期均田制崩溃之后,国家再也无力授田。“中国古代社会的君民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格局,不是贵族政治,不是门阀政治,也不是国家直接控制编户齐民。唐末五代,由流民武装建立的政权不能直接掌握土地,也就不能直接控制地方社会。而作为经济上的主体力量,富民、土豪阶层又不能获得政权,或者将自己的经济力量上升为政治力量,于是出现了叶适所谓的‘民与君为二’的格局。也可以讲,这是国家与乡村社会分离的格局,或者说政治体系与经济体系分离的格局。”[32](P15-16)宋儒往往将唐之亡归因于世族消亡,因此救弊之法就是重建宗族。张载《经学理窟·宗法》曰:“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或问,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既立,朝廷之本岂有不固?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如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33](P259)正是基于这一观念,宋儒最终构造出了有别于六朝世族的平民宗族。在户等上,有田者为主户,无田者为客户,均为编户齐民,身份相等。基于契约的佃农对于地主不再具有人身依附关系,避免了地主的贵族化。因此宋以后的家族囿于一隅之土,纵使族人获致高官,也仅仅是以个体身份入仕,其家族绝不可能成为国家政治力量。成为宋以后县以下乡村治理的基础。

   当近代国家危亡之际,孙中山于1924年演讲三民主义,于民族主义一节,强调:“我们想要恢复民族的精神,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我们知道现在处于极危险的地位;第二个条件是我们既然知道了处于很危险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象家族团体和宗族团体,大家联合起来,成一个大国族团体。结成了国族团体,有了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奋斗,无论我们民族是处于什么地位,都可以恢复起来。所以,能知与合群,便是恢复民族主义的方法。”至于合群之法:中国人对于国家观念,本是一片散沙,本没有民族团体。但是中国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此外中国人的家乡观念也是很深的。若是拿这两种好观念做基础,很可以把全国的人都联络起来。中国人照此做去,恢复民族主义比较外国人是容易得多。因为外国人是以个人为单位,再由个人放大便是国家,在个人和国家的中间,再没有很坚固很普遍的的中间社会。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联络得多[34](P238-242)。

  

   六、结语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曰:“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钜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绝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沈歇绝。近虽有人焉,欲然其死灰,疑终不能复振。其故匪他,以性质与环境互相方圆凿枘,势不得不然也。”[35](P283-284)由于汉代形成了稳定的政教体系,因此在六朝佛教冲击之下,中华文化不但吸收了佛教精华,还在“沙门不敬王者”与“父母恩重”方面迫使佛教让步,退出世俗层面。此后,世界各宗教出入中华大地,只要不碰触制度与伦理的底线,都得到宽容对待。中华文化也得以遍采其长,熔铸伟辞。

   这也正是中华政制的当代价值所在:以制度与伦理的一致性为框架融摄外来思想,以分权制保障天下为公,以民间自治培养道德责任。

   注释:

   ①《商君书》,蒋礼鸿《锥指》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7页。郑良树《商鞅及其学派》认为《画策篇》“受韩非思想的影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3页。

   ②“遗”当作“匮”,参钟肇鹏主编:《春秋繁露校释》,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校补本,上册,第510-511页。

   ③《唐律疏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06、226、69、227、225、69-70、348、349页。

   ④所以到北齐只能限制受田奴婢的数量。《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北齐清河三年定令“奴婢受田者,亲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已上及皇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人,八品已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给田者,皆不输。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四十亩。奴婢依良人,限数与在京百官同。”《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册,第6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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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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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齐鲁学刊》 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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