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双重断裂的代价——答“钱学森之问”( 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35 次 更新时间:2019-08-25 23:3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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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  

  

四、古今中外的佐证


   人类总得为自己的失误或非善举的行为付出代价。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对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层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甚至剥夺的政策,这等于筛掉了本国、本民族中最优秀的学术种子,势必会造成学术天才的断层。此并非新中国之特有。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他们也几乎都为此付出了学术水平倒退的代价。这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极其惨烈而又鲜为人知的教训,是人类不该遗忘的。类似的还有,在我国元朝和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统治者采取的民族歧视政策和“逆淘汰”措施,也使国家文化跌入低谷或造成尖端人才的大量流失。

  

   (一)元朝统治者采取的民族歧视政策使元末明初人才处于低谷

  

   笔者在明清区域文化考察中发现这样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若一个地区某一时期学人鼎盛,那么,这一地区一般是五十年前教育发达的地区。相反,若一个地区某一阶段的教育不发达,那么,这一地区在未来的五十年内就不可能专家绝俦。以上规律同样反映在中国历次的改朝换代中。如一个新朝在初期时专家学者辈出,那么,说明其受到了前朝还在发展的文化的影响,如(宋末)元初、(明末)清初、(清末)民初都出现过文化小高朝。这很大程度上可看作前朝文化的余波或恩赐。相反,若一个新朝在初期时学术没有起色,那么,一般可看作是前朝文化衰退的“后遗症”。(元末)明初就属这种情况。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思想家抑或是教育家的人数,元末明初都处于南宋至清的最低值[1]。此百年间(1340-1440)似乎没有出现诸如朱熹、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阳明、徐光启、黄宗羲、戴震、康有为、王国维等式的人物。这是元朝推行民族歧视和“逆淘汰”政策所造成的后果。

  

   蒙元统治下,汉族政治地位低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南人很难入仕,也不能享受最好的教育。第一,元代前期废除了科举制度。在恢复科举后的科考中,录取进士、举人平均每年的中式者远远低于宋、明、清。更严重的是,元代实行的是“四等人制下的科举取土”,进士中额,拥有百分之九十几人口的汉人、南人仅占一半,另一半给了享有特权的蒙古、色目人。第二,作为最高学府的元代国子监,规模小,且三个国子学都不招南人,汉人也只占其中的小部分。第三,元代重吏轻儒,各级政府官员主要通过吏员出职的途径选用,且任用的官员尤其是比较重要的职位与各“等”的人口极不相称。韩国学者周采赫根据《元史》等有传可稽的3419位元朝官员统计出族种比例:蒙古族占22.64%,色目人占26.88%,汉人占39.84,南人占10.24%,另有0.41%不详。可见,占元朝总人口82%、撑握比较先进文化的“南人”在官员队伍里只占据很小的部分[2]。凡此种种,都可看成是“逆淘汰”。

  

   在生产力低下的封建社会,官僚群体及其家属享受着政治经济特权的同时,也是文明的主要建设、传承者。由于汉族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边缘化,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地位亦不高,使得原处于较高文化水平的汉族知识分子学术承载力降低。又经过元末明初的战争,作为中、高级官吏主体的蒙古人、色目人及其书香世家不是被消灭,就是北遁,以至他们的后人在明代的进士中少到可以不计的程度。这样,就在元末尤其是明初出现了一个学术世家的“真空”,这至少是宋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千年史上的唯一“真空”。

  

   我们以钱茂伟根据《明代进士登科录》记载的进士户籍资料论证之。明代开科的洪武四年共录取进士120名,其中户籍为“儒籍”即南宋书香后裔的有64人,占是科的53.3%,也占有明一代今天尚可稽考的儒籍进士之和155人的41.3%。此后五科资料阙如。建文二年共录取进士110名,其中出自儒户者6人,占该科的5.5%。此后有据可查的75科,儒籍进士总数才85名,不足这些科年全部有“户计”可析进士的0.4%[3]。这一权威的史料告诉今人:元代儒户制度虽使南宋科第仕宦世家之家学、家风的延续得到了保障,也构成了联系宋明两代江南精英阶层的桥梁[4]。但到了朱元璋时代,仅见南宋书香之家的回光返照[5],至建文朝已成强弩之末,新科进士遂被新兴地主尤其是军功地主所取代了。也就是说,公元1400年左右,文化家族出现了“准断裂”。通俗地说,换了“一批人”。我想,明初君主励精图治,革新政治;发展经济,安定民生;设科取士,重文兴教;国力强大,可称盛世。唯独学术建树不彰,这应与元末明初书香世家的“准断裂”有关。同时也说明,教育和人才培养上决策失误的后果,没有几代人的时间是难以消除的。

  

   (二)纳粹德国对以犹太人为主的文化精英的迫害造成尖端人才的大量流失

  

   为不重复,对此问题的一般性述论,可参看本文“之一”中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心的洲际转移”一节。读者诸君欲更深入的了解,请参阅李工真:《文化的流亡——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之于后来的西德1945年以降仍保持科学强国的地位,如又出现了30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绝对人数超越了战前的“西德”,若与战后“东德”的“全军覆灭”相比,最明显的原因莫过于遵循了成材与教育的一般规律——既没有对原精英阶层及其子女采取歧视的国策,又回避了高等教育“大跃进”(详后)。

  

   (三)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悲剧

  

   1、二战前后东欧地区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冰火“二重天”

  

   二战前,德国作为欧洲和世界科学中心,不仅反映在她的科研实力上,也同样显示在她在欧洲所处的地理位置中。据笔者初步归纳,二战前的约半个世纪,世界著名的科学家绝大多数产生在大致以德国黑森州的马尔堡为圆心,以一千公里为半径的范围内。也即战前的东欧多数地区,尤其是“东德”、匈牙利和波兰诸国也属于产生一流科学家的沃土。例如,止1945年,东欧地区贡献了19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正好与同时期的美籍得主相等),占当时总数的13.5%;1946年后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仍有30人(有28人在二战前,或战后的西方接受高等教育)出自东欧(正好与同时期的“西德籍”得主相等),占总数的7.4%。这都表明,直至二战末,东欧地区不仅是诺奖得主最多的地区之一,而且,人才的出现还处于高峰期。可事态发展的结局不堪回首:30个诺奖得主有29人是在西方国家(内6人归属西德)获奖的。以东欧公民身分赢得最高荣誉的仅是1959年的化学奖得主、捷克斯洛伐克的海洛夫斯基1人而已。遗憾的是,这一特例,其成就是在“解放”前取得的。也就是说,兑换诺奖的科研成果二战后东欧各民主国家颗粒无收[6]。再如,20世纪上叶,匈牙利和波兰的数学双双进入世界前十强[7]。可今天,匈、波两国作为曾经的数学强国,雄风早已不在。

  

   世界人才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才高峰期形成的时间十分漫长,然一旦出现,其峰值也不会立即消失。可二战前后的瞬间,东欧的诺奖得主怎会演绎成冰火“二重天”呢?

  

   也许人们会联想到体制。体制当然难辞其咎。但两者并无必然的联系。否则,就无法解释“十月革命”后苏/俄有11人获诺贝尔科学奖,同时挤身于数学强国之林[8]。我们撇开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仅从教育的视角,寻找这些国家是否发生过内部共有又独立于“外”的、违背教育规律的举措?

  

   2、二战后东欧科学衰落的两大原因

  

   ①高等教育“大跃进”的苦果。《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显示,高等教育的发展一般是循序渐进的,且各国高等教育产生的时间、形成的规模、发展的速度与项尖学者的出现和数量存在着相当大的关联。

  

   二战后的头几年,许多国家的在校大学生都出现了快速增长。如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最多的10个国家,除中立国的瑞典、瑞士,以及日本外,其他国家在校大学生都较快地增长。但除苏联再次“跃进”[9]、荷兰仅在1946年出现超常增幅外,其余的美国、英国、西德、法国、奥地利都属恢复性增长。此后,至少在1993年前,这些国家以及世界上的其他教育强国,似乎都不曾出现高等教育“大跃进”的现象[10]。

  

   二战后,东欧地区一片废墟,高校教师和优质生源大量流失。可“在全日制高等教育上,所有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战前相比都出现快速增长”[11]。且这些国家呈现的不仅仅是恢复性增长,而无一不是“跳跃式”发展。如捷克斯洛伐克1945年在校大学生5.49万,是战前的2.1倍;南斯拉夫1946年在校大学生3.92万,是战前的1.8倍。更有比较意义的是“两德”。1951年,东、西德在校大学生分别是3.15万与11.8万。可到了1954年,人才大举西逃、经济负重前行,且还在实行供给制的东德的在校大学生已发展到7.07万,三年间递增124%;而在美、英、法扶植下,经济已起飞的西德仅上升至12.3万,踢除其中的“不在校”因素,实际增加似不会超过10%[12]。

  

   欲速则不达[13]。即使最优质的教育资源,无限稀释后也必然会变质,且影响不止一代人。

  

   ②高校招生对有产阶层子女的限制。与其它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二战前的东欧各国的高等教育资源,也被有产阶层和统治阶级所垄断,无产阶级子女所占的比例很低。二战后这一结构得到迅速改变。“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几乎所有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或者通过强加配额体系,或者通过其他筛选程序,对中产阶级的孩子都有一些区别对待。无产阶级出身的孩子在升大学的竞争中有优先权,即使他们的正式资格不如非体力劳动家庭出身的孩子。因此,在匈牙利,1945年、1950年,66%的大学生来自工人和农民家庭,这一比例在实行社会主义之前为11%……在波兰,调查表明有48%多的大学生是农民和无产阶级出身。因此,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地改变了大学学生的社会构成,这远比任何西方国家包括曾由劳动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所做的都要激烈”[14]。与之对应的便是对旧时代上流社会的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上的限制与歧视,很大程度上筛掉了本国、本民族中最优秀的读书种子,学术天才的造就难免不受影响。

  

   曾几何时?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宣传教育成就时,突出宣传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和在校学生阶级成份的突变。可我认为,与中国相似,正是当初作为新制度优越性炫耀的、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共性的这两大特征,是导致优秀学者难出,科学技术一落千丈的重要原因。

  

   (四)与前苏联高等教育有关的几个问题

  

无论是对原有产阶层和社会精英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甚至剥夺的政策,还是高校“大跃进”,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都是始作俑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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