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瑜:明清华北的社与社火——关于地缘组织、仪式表演以及二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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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  
它始终存在于乡土社会之中,成为一种“民俗社区”或“民俗聚落”。

   基层的行政设置是政府进行有效社会控制的手段,因此它的着眼点主要在于征派赋役和治安,对于基层社群的凝聚基本上无暇顾及。因此,无论是靠地缘凝聚的自然村落,还是靠血缘凝聚的家族,被强制性地纳入到或乡、或党、或里甲、或保甲之中,就必然产生文化上和心理上的隔阂。原因在于文化建设或文化传统的区划与政治、经济建设的区划时常是分离的。

   上古村社的重要凝聚力量之一,就是社祭活动,其中尤以春社活动为甚。这里不仅有祭土祈年的活动、从天子到平民的耕藉仪式,有祭祖的活动,更有男女热烈交往的自由狂欢,所谓“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注:《周礼祹地官祹媒氏》,见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这里把对自然、亲情、娱乐和社群的凝聚结合在了一起,构成基层社会很重要的一项文化传统。由于社稷代表着“文化国家”(cultural state,与西方近代的“民族国家”、即nation state相对),所以天子的社祭实际上就是一种“国庆”,乡里之中的社祭则是“社庆”或“社区之庆”。所以有人说:“中国之神,莫贵于社。”(注:何佟之:《社稷位向议》,载《全梁文》卷四九,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231页。)

   由于社祭活动的重要性,使得后世在无论是否存在“社”这一级基层行政管理组织的情况下,不仅保留下了社祭活动或其变形,而且把社也时隐时现地保留了下来。三国时人王修“母以社日亡。来岁邻里社,修感念母,哀甚。邻里闻之,为之罢社”(注:陈寿:《三国志祹魏志祹王修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5页。)。 这段文本意在说明王修的孝心感动了大家,以至重要的社日祭祀活动都停止了。隋唐实行乡里制度,但社日活动之丰富,也有从祭祀句龙到结宗第16项内容(注:韩鄂:《岁华纪丽》,见《在津逮秘书》第104册,1922 年博古斋影印本。)。宋代基层社会实行乡保之制,但正如前引范成大诗中所云:“轻薄行歌过,颠狂社舞逞。”或如梅尧臣《春社》诗说的:“树下赛田鼓,坛边饲肉鸦。春醪酒共饮,野老暮相哗。”到了这个时候,“社火”不仅存在于乡村,而且也扩展到城市,只不过乡村的社火是社祭的活动,至少是与传统的地域性里社相关的;而城市中的社火是特定结社组织进行的表演活动,它们虽然也是祭祀表演,但并不一定与社祭相关。比如汴京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时,“其社火呈于露台之上”(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南宋临安元宵社火时,“姑以舞队言之,如清音、遏云、掉刀鲍老……神鬼、十斋郎各社。不下数十”(注:吴自牧:《梦梁录》卷一,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明代的情况比较特殊,似乎统治者意识到,社区的行政或者经济控制必须与文化传统相联系才能更为有效,所以规定“里社,每里一百户立坛一所,祀五土五谷之神”(注:张廷玉等:《明史》卷四九《礼三》,中华书局本,第1269页。)。《明会典》还进一步解释说,这是“专为祈祷雨暘时若,五谷丰登。每岁一户轮当会首,……遇春秋二社,预期率办祭物,至日约聚祭祀。……祭毕就行会饮,会中先令读抑强扶弱之誓”(注:申时行等重修:《明会典》卷九四《里社》,万有文库本第2集第19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140页。)。这样, 就把传统的里社活动与新建之里甲制度结合了起来,把凝聚社区和社会教化的职能交付于与里的建制相合的社,社区中心就是这个社坛,以及祭无祀鬼神的乡厉坛。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百姓不可能像国家规定的那样进行非常严肃刻板的仪式,而是力图把政府颠倒了的东西再颠倒过来,原来的木主统统变成偶像,宣传说教重新变成娱乐表演。如明代浙江武康祭春社时,“各村率一、二十人为一社会,屠牲酾酒,焚香张乐,以祀土谷之神”(注:嘉靖《武康县志》卷三《风俗志祹岁时俗尚》,《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影印本。)。一直到清末民国初,还是“元旦演剧,城乡通行。其剧场,在城必择戴庙,乡镇各就社庙为之”(注:民国《德清县新志》卷二《舆地志二祹风俗》。)。

   必须指出,许多以社为单位、或以社庙为地点、以社神为祭祀对象而进行的活动,有可能、却不见得一定是传统上“春祈秋报”的那个社祭,华北的情况与南方的情况有许多相同,也有许多不同。比如清代江南的“大王神诞”,“每里皆有之,即里社神也。其名号甚不可解。其有姓氏者,如忠安庙、南门外黄氏庙俱为春申君,闾窑大王为吕蒙正,东亭则诸葛孔明,闾江则伍子胥,管社则项羽,石塘山及胶山则徐偃王,荡口大王为隋炀帝,尤可怪”(注:乾隆修《锡金识小录》卷一《备参上祹补订节序》,光绪本。)。这种多名目的社神存在的情况在华北就不太多见。在徽州,明中叶以后的变化也体现在了社祭上。弘治《徽州府志祹祀典》中就记载说:“府城内及歙各乡皆有社,春祈秋报,礼仪颇丰。但易坛以屋,而肖社公之像而祀之,不如式耳。”这里的社屋,实际上就是社庙,并与特定的宗族发生联系;而更大的寺庙则涵盖着若干相关的村族,在赛会的时候,都是各族姓请出各自的社神,再由后者群迎它们之上的某一庙神,形成“众社拱庙”的格局(注:参见郑力民《徽州社屋的诸侧面——以歙南孝女会田野个案为例》,载汉学研究中心编《寺庙与民间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1995年版,天恩出版社承印,第553-578页。)。 而在闽南莆田的江口平原上,情况则又有一些不同;除了明代初建的里社之庙(祖社或祖庙)以外,原来里社内部又发展起许多村落,不仅各有各的村庙、甚至有各姓的家庙,也称之为社。于是,一个村落可以就是一社,甚至两社,村庙即是社庙,与华北一社之下有许多村的情形正好相反(注:参见郑振满《莆田江口平原的神庙祭典与社区历史》,同上书,第579-598页。这后来新建的社或可称之为“村社”、“甲社”, 而与传统的或明代意义上的“里社”相区别。)。

   在华北,许多地方依然把春祈秋报当作岁时节庆活动中的两次,如蓟州三月“用牲醴祈年于社庙”,九月则“秋成报社”(注:康熙《蓟州志》卷一《疆域志祹风俗》。)。蔚县“当春秋祈报日,里社备牲醴祀神,召优伶作乐娱之。各邀亲朋来观,裙屐毕集。竣事,会中人叙坐享竣余,必醉饱而归”(注:乾隆《蔚州志》卷一八《风土记》。)。顺德的“乡社赛神”被称为淫祀,举的例子就是“遇春祈秋报时,乡人醵钱谷,具牲醴,盛张鼓乐,扮杂剧于神庙前”(注:乾隆《顺德府志》卷六《风俗》。)。山西的一些地方的社日祭祀活动,城里人也踊跃参加,称为“走社”,黎城、屯留等地秋社时,“士女走社愈盛”(注:康熙《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见《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15、639页。以下所引地方志资料凡未注明卷轶者,均出自此书,不详注。)。长子社日士女出游称“走社”,但这时“乡人张乐赛神,曰‘结秀’”(注:光绪《长子县志》卷一一《风土记》。),可能是“走社”有城里人到乡村去观社的意思。曲沃里社的春祈秋报甚至“多聚娼优,扮演杂剧,连日累夜,甚非美俗”(注:万历《沃史》卷一三《风俗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完全不是统治者希望的那种教化活动了。

   正如前述,以里社为单位分别组织或共同参与的神灵祭祀活动,并不仅限于春秋社日祭祀活动,祭祀的神灵并不见得是本社的社神。河北赞皇立春头一日,“知县具庙服,率僚属及七社里民,鼓乐结彩,迎春东郊”(注:乾隆《赞皇县志》卷五《礼仪志祹迎春》,光绪二年补刻本。);山西崞县在四月初八“各村多迎神作戏”,其中“东南乡多办社火,合数十村,各妆演故事,观者如堵”(注:乾隆《崞县志》卷四《风俗》。);绛县二月二十五日在“坡下老君庙设香火会,装社火,演杂剧,招集贩鬻,各色货物置买甚便。四社一十八村轮流办事,余庄不随”(注:光绪《绛县志》卷二《风俗》。);也有的地方在所有年节活动时都进行社祭,如山西沁源,祭礼“分公祭、自祭二项。公属于社,或属于族;社祭,系各村在神庙演戏时,或各节献羊时行之;族祭,系士民立有家祠者行之”(注:民国《沁源县志》卷二《风土略祹礼仪》。);在河北滦县,一年之间乡村中的各种庙会,均有里社参与,所谓“在城之会,城隍庙为大,……在乡之会,寺为大,社必有寺”。

   我们仔细观察滦县神灵祭祀的等级结构,发现它似乎与前引徽州的情形有些类似。“凡在社内大小村庄,共奉一寺之香火,俗谓之‘风光’,董事人谓之‘会首’”。虽不知这一社之寺是否系社坛转变而来的社庙,但它们却是一社之内各村的共同信仰中心。这里“一社之会,一日之间,如是者或十数起,糜费无算。此外,又有各村所自主之庙神,各有诞期,多荒谬不经”,可见除前述社寺之外,社内各村还各有村庙,亦是“众庙拱寺”的格局,因此才有可能出现一社之内,在一天之中有十数起庙会的局面(注:民国《滦县志》卷四《人民志祹风俗习尚》。)。与此相似,又与前述南方的情况相似的,还有山西闻喜的情形:

   村各有所迎之神,大村独为一社,小村联合为社,又合五、六社及十余社不等,分年轮接一神。所接神有后稷,有成汤,有伯益,有泰山,有金龙四大王,又有澹台灭明、五龙、五虎、石娘娘等神。……凡轮值之社,及沿定之期,锣鼓外必闹会……。庙所在村及途经同社之村,必游行一周。庙中,则送神之社,预演戏;既至,锣鼓数通后,排其仪仗,舁其行跷,返至社人公建之行宫,演戏三日以安神。平时日轮一户,祀两餐,早晚铺叠床寝如生人。每村至少有一月盘期,搭精巧之彩棚,陈水陆之供品,演戏三日。邻村及戚友皆捧酒肉浇神,必款以宴。次年送神,则仅有锣鼓而已。亦有闹送不闹接者。要之,不赛神之村,无几也。(注:民国《闻喜县志》,见《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700页。)

   可见,这里也有各种名目的社神,这里的迎神活动也是村、社为两级,而社又是迎神、轮值的主要单位。但社并不是纯粹的实体,具体的操作者还是村,因为社庙也在某一村中,祀神者也是具体的村民,然而社、社神以及赛社活动,却不断维系着同属一社之各村之间的联系。

   有意思的是,上面提到的地方的基层行政组织是不同的,如滦县的确是分成65个屯社,其中称社的44个, 每个屯或社下所辖之村最少是5个,多的达60个。绛县前面说4社18村如何如何, 但其基层组织却是乡、里、村三级,地方文献中并没有提及社(注:光绪《绛县志》卷三《城池祹坊里附》。)。沁源同样提到社和社祭,但这里的基层组织自明初就是乡、都、里三级,崇祯八年归并为7个里, “清代因之”(注:民国《沁源县志》卷一《疆域略祹里甲》。)。而闻喜自明初经崇祯、顺治、康熙等朝,到乾隆时是4坊29里, 社也没有作为某一级行政组织的名称(注:乾隆《闻喜县志》卷二《城池》。)。显然,在前面提到的这些地方,“社”如果不是祭祀演出团体,就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传统地缘组织,虽未如某些地方被列为基层乡里组织之一级,但也被民间默认而保留了下来。即使是因为特定的祭祀活动而建立起来的社,也由于它们包含了特定的地域范围,而成为具有地缘性质的祭祀组织。像笔者参观过的武安固义村(地方文献及仪式活动中皆作“顾义”)大型社火表演中,世袭的组织者和表演者称“西大社”,打出的旗号还有“中南境”等古称,而乾隆时期的县志却告诉我们这里的基层行政区划为4 乡34里(注:乾隆《武安县志》卷三《疆域祹里社》。)。

晋东南阳城县北留镇下郭峪村的地方文献,给我们留下了关于这种社的基本职能的具体描述。根据新编《郭峪村志》的记载,“明清,里为基层行政单位。郭峪里下设十甲,……与里同时存在的有里社,里社有社首,由推举产生。里社设在大庙,主管春秋祭祀、庙宇创建及维修、祈雨、庙会、看庄稼、巡更查夜等事项,具有很大权力”。同时,“清代,社首负责村民事调解”(注:赵振华、赵铁纪主编:《郭峪村志》“政治祹村政”、“政治祹民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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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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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国史研究》 1999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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