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双重断裂的代价-——答“钱学森之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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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  

  

   与中国历史上的大学者一致,前面提到的13个世界一流的华裔科学家无一不来自书香家庭。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学人相比,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点。如1982年以前的诺贝尔科学家得主共355人,其中可考查到的家世的有304人(不含3个华裔),他们绝大多数出生在书香或中产者家庭(这与华裔科学家相似),出生在无产者阶庭的仅10人左右,只占3%上下。即使这几个特例,也有半数得到了他人的资助。如1930年获得化学奖的德籍学者菲舍尔,出身在贫苦农家,从小上不起学。是罗兹契克农庄主的资助,才使菲舍尔得以入学,并于23岁时取得博士学位。接着,又受到亲戚的资助,到柏林进修[76]。所不同的是:华裔科学家几乎都来自书香,诺贝尔科学家得主虽大多也来自书香,但父母文化程度不高的也占相当的比例;华裔科学家绝大多数需两代以上的积累,诺贝尔科学家得主仅积累父辈一代的也不是个别;华裔科学家多数需要父母双方的积累,诺贝尔科学家得主对母系并不那么依赖。当然,受制于材料,我们对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了解不全,但结论似不会改变。概而言之,一代难出学者是古今中外的共同点,相对来说,华人、华裔科学家对家庭的积累和要求更深厚、宽广。

  

   大陆1978-1995年间出去的留学生,基本上产自“白丁”和“无产者”之家,尽管其中官员子弟占相当的比例。因为,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文化的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1949年后,除了传统的书香世家基本中断,整个社会以“大老粗”为自豪,知识分子只有向工人阶级学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种单一的而不是双向的学习,对学习者来讲本身就是一种歧视。在以无文化为荣的社会,有多少孩子会对科学发生兴趣?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又有多少青少年会对知识与知识分子产生心仪?当这一代为人父母后,又有多少人会熏陶自己的儿女“有立伟功于学界之志”?同时,不管是公派还是自费,家庭经济条件对留学的影响不应低估。民国时代的留学生,就是旅欧勤工俭学的,恐怕最低门槛一般也是中小地主。像钱学森、吴键雄等“少爷”、“小姐”们,在美攻读时会担忧自己的生计吗?可1978-1995年间出去的留学生,经济条件大多不好,家里还指望着他们省吃俭用带回时髦的彩电、冰箱、洗衣机呢[77]?于是就去卖茶叶蛋、中草药,或洗碗、带小孩和做家教等。把本该做学问的时间,被“生活”所占去了。或者说,把部分时间换成了“金钱”。即是胸有大志者,你若身无分文,怎样与上流社会打交道?何以参加各层次的学术沙龙?而没有这些条件,往往会失去机遇。要之,1977年后入校的大学生和80年代发家的富人的子女,加入这一时段的留学大军的还不多。家庭背景(包括遗传、知识和在国外的人脉)决定了1995年以前出去的留学生群体都不足以产生较多的学术天才。所以,人们翘首以盼的大师在海外学人身上也没有出现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把视线又转到国内。除了前述建国62年来,杰出科学家绝大多数是民国培养的外,再以“海归”来说。无论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生,还是新时期从发达国家回来的科学家,都不及1949年前后从欧美归来的那代天之骄子。还有,包括民国在内,发展中国家的一流科学家都被留学生所垄断。可奇怪的是,新中国培养的国际知名度最高的三位科学家——袁隆平、陈景润、王选都不是留学生。这些史料其实反映的是同一个症结:五、六十年代选拔的留苏学生尽管都是很优秀的,但由于政审原因把最适合做学问的基本上被淘汰了;新时期的归国留学生,凡现在四十岁以上的几乎都是白手起家的。所以,新中国自己造就的两代归国留学生,都不敌产自书香或有产家庭的民国那代留学生,我们并不感到意外。同样道理,即使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尽管剥削阶级的子女受到整体的歧视与排斥,但最优秀的学者,如袁隆平、陈景润、王选、孙家栋(有趣的是,这四巨头都与教会学校有缘),以及曾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等也均是非劳动人民的后代,且都出自书香或知识分子之家(也即本文着墨较多的18个世界著名的华人学者,全部孕育在文人家庭)。其中,王选、袁隆平、杨小凯三人,父母双方均为书香。

  

   综上所述,迄今为止,所有对“钱学森之问”给予的答案,只有“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实证与分析,至少在逻辑上是周延的。

  

   (未完待续)

  

   2019-08-24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注释:

   [1]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第29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对“知识分子”的划分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

   [2]目前尚无1949年知识分子的准确数字。这一数据主要根据1955年初“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第1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减去1950-1954年初中以上毕业生总数256万(据《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第24-25页统计,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加上这五年间知识分子自然和非自然死亡约50万(根据求得的1949年总数的15%左右推算)。

   [3]1949年,全国高校的正副教授和1948年当选的院士,流失率均为四分之一。分别见《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第102页、于风政:《改造》第6-7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刘超:《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南北问题”——以东大和清华为例》,载《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2期。

   [5]陈丹青:《幸亏年轻——回想七十年代》,载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第7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

   [6]钱俊瑞:《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载《人民教育》1950年第1期。

   [7]钱俊瑞:《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要点》,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86页。

   [8]同注6。

   [9]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11页。

   [10]转引自于风政:《改造》第135页。

   [11]钱俊瑞:《团结一致,为贯彻新高等教育的方针,培养国家高级建设人才而奋斗》,载《人民教育》1950年第8期。

   [12]沈登苗:《打破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院系调整——以中国现代科学家于院系调整前后在高校的分布为解读》,载《大学教育科学》2008年第5期。

   [13][美]李又宁:《中国留学生的历史使命与贡献》,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14]《1949-1954年回国服务的留学生情况统计表》,载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59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5]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第37页。

   [16]《高等教育部对改进留学研究生派遣工作的报告》,载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150页。

   [17]参见《1950-1966年留学人员派出统计表》,载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220-227页。按:须参阅同书第113、121、140、162、167、190、194等页来理解。

   [18]白云涛:《留学生与中国院士的计量分析》,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9]参见《华侨事务委员会关于安排归侨学生和侨眷子女升学问题的报告》,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113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

   [20]见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224-227、274、286页。

   [21]《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国家计委、高教部、教育部关于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326页。

   [22]《关于俄语、波语、捷语、东语各专业学生转学、转专业的具体办法》,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770页。

   [23]《国务院外事办公室、高等教育部党组关于解决当前外语干部严重不足问题应急措施的报告》,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261页。

   [24]《教育部关于从1954年秋季起中学外国语科设置的通知》,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316页。

   [25]同注21,第1326-1327页。

   [26]《教育部关于从1962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外国语考试成绩作为正式分数的通知》,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073页。

   [27]同注21。

   [28]《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第102页。

   [29]百度百科:闵恩泽,2011年4月26日

   [30]《高等教育部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的分配工作和接待、管理工作的改进意见》,载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22-24页。

   [31]《高等教育部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我国留学生回国工作的通知》,载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24页。

   [32]姚蜀平:《留学教育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兼评留学政策》,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6期。

   [33]笑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载《文史精华》2002年第8期。

   [34]《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第25、27页。

   [35]罗祝立:《1978年前我国高校工农阶层子女入学优惠政策研究》,载《大学教育科学》2008年第2期。

   [36]高华:《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第49、57页,香港中文大学2004年。

   [37]《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第102-103页。

[38]我们今天见到的1952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是3.6万(见《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第25页)。可1952年初公布的这个数据是6.4万,即仅该年上半年,就有44%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休学”,使当年高校“招生十万人以上”(见张健:《动员休学青年复学》,载《人民教育》1952年第1期)的计划流产。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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