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双重断裂的代价-——答“钱学森之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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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  
也等于基本筛掉了本国、本民族最优秀的学术种子,学术人才的基本断裂就不可避免。

  

   ②大学毕业生质量一代不如一代。

  

   任何教育都是教师和学生两大部分组成的。既然原有的优秀教师大量外调,教授人数不断下降,新归国的欧美留学生难以作为新鲜血液流入教育界,又由于高等教育的“跳跃式”发展,使教授的教学负担大大增加。所有这些刚性的因素,使优质的高等教育师资力量大大稀释,必然会影响到质量。同时,一般的文化教育、知识传授,技术培训,对于绝大多数人都是适用的,成效差别也不会太大。唯独对于学者的培养有特殊的要求。首先要求有天赋,民间所谓的聪明人。不可否认,多数诺贝尔奖获得者是有天赋的,是聪明人。你能说杨振宁、李政道不聪明、无天赋吗?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上流社会、成功家庭的子女整体上的遗传比一般家庭优秀。否则,何谓优生优学?其次,要有兴趣。前面已说过,中国新兴阶层的最大关注是权力。即使那些高学历和留学生,最后也往往会把主要精力用于仕途。1950年代留苏学生的最亮点在权力的尖上,即是最好的注脚。对学术感兴趣的,一般是已成功的家庭或破落户的后代。现把原垄断文化的阶层和有较好遗传、对学术感兴趣的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给予限制与排斥,等于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基本剔除了最优秀的学术生源。当师资和生源都出现问题,且问题越来越严重时,教育质量自然就走下坡了。

  

   “文革”前,对当时高等教育的质量“实际上一直是有不同看法的”。早在“反右”前,社会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已发现了科学家的断层现象,他对新生代的大学生不抱大的希望[69]。1963年,在部分工科院校负责干部的座谈会上,“有一些老教授认为,解放以前的高等学校毕业生有‘后劲’;1953年到1957年这一阶段的大学毕业生,有‘前劲’而无‘后劲’;而1958年教育革命以后的大学毕业生呢?既无‘前劲’,又无‘后劲’”。尽管这些观点不久被否定[70]。然人们不愿看到的是,陶孟和等的分析与预见,不幸被言中。

  

   以《中国现代科学家传》为例,上世纪中叶的大学生成为现代著名科学家的人数及其概率,大致是一代不如一代。又如,23位“两弹一星”功勋,有21个是民国毕业的大学生,没有一个“52后”[71]。再如,新世纪才产生的18个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大学毕年的时段分别是:1949年以前的有11人;1950-1952年的有4人(内肄业1人);1953-1958仅3人(内肄业1人)。也即无论是“两弹一星”还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大学毕业的科学家都与当代中国代表性的科学成就奖绝缘!尽管那代大学生里有相当多的人已进入“古稀”。

  

   至于1949年后培养的社会科学家,更不能与潘光旦、费孝通、钱钟书、季羡林那代比肩为伍了。

  

   (二)“文化大革命”之社会全面断裂

  

   革命胜利后,对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层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剥夺的政策,造成了“读书种子”的断裂。但第一次断裂的程度是基本断裂,还不至于几乎完全断裂。若不发生1966-1976年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读书种子”会逐步增加,更不至于几乎“灭绝”。因为,在新的统治阶层,虽然有产阶级出身为主的第一代共产党人已不多,但各个革命时期,都有背叛原阶级的知识青年和中共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源源不断地加入建立新中国的征途中。第一,从红军到八路军,再到解放军,各根据地培养过数万知识分子;第二,抗日战争时期,因统战的需要,吸收了数以十万计的地主、富农和其他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加入革命队伍。到建国前夕,在数百万解放军中“革命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左右”[72];第三,解放战争的中后期,在国统区有大批青年学生加入地下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民主青年团、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此外,还有各民主党派、华侨和其他阶层对革命有功的知识分子。笔者估计,1949年后约有60万左右,占总数20%上下的知识分子本人或家庭不仅没有受到歧视,而且,还作为既得利益阶层得以比较体面地延续。

  

   又由于“十七年”中,在无产者身上已整整培养了一代知识分子。那么,如果不发生“文革”,到建国三十周年,新老书香或精英家庭的数量将超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一旦遇上如七十年代末的开放时代,这些书香或精英家庭的子女去发达国家留学,如同四十年代的民国留学生一样,到九十年代后很有可能再次“井喷”,涌现出杨振宁、李政道那样的人物。

  

   可历史不承认假设。

  

   继拿枪的敌人、地主与富农、民族资产阶级、右派和敢于提意见的“彭德怀”后,不甘心退居两线的毛泽东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曾经的战友、时在一线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先摧毁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再掀起“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又发动了所谓揪叛徒运动、“革命大批判”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等,制造了刘少奇等无数冤案,殃及上上下下的大批党、政、军干部。

  

   “文革”打击面最广、人生落差最大的是老干部。但受害最深远的是文化教育和知识分子。整整十年,几乎没有一个文化或教学单位不受冲击;没有一个课题或实验不至中断;没有一个教师或学生不被耽误;没有一个上流或知识家庭不受牵连。这是地球上绝无仅有的大蠢事。“文革”中,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到底有多少人倒霉?在那“一人当官,鸡犬升灭,一人倒霉,株连九族”的时代[73],又有多少家庭、个人受到牵连?

  

   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林彪、“四人帮”“制造大量冤案、错案、假案,把许多老同志打倒,把大批干部和群众打成‘走资派’、‘反革命’,进行残酷迫害。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的”[74]。这里,叶是指“文革”中制造的“冤案、错案、假案”,显然,不包括“文革”前的“地、富、反、坏、右”。而即使“文革”中,不管哪一派得势,“地、富、反、坏、右”始终是垫底的政治贱民。现在,原“五类分子”加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等“四类”,变成了所谓的“黑九类”。此外,还有二个庞大的群体——华桥与基督教、天主教徒,前者作为有“海外关系”者,实质上等同于政治上的不信任者;后者则是“精神鸦片”,也在歧视之列。那么,除了在“文革”中发迹的造反派和林彪、“四人帮”之流,这“十一类”差不多把19世纪末后出生的、居住在大陆的新老精英、上层人员一网打尽了。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应占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二以上。也可以说,千年积储的书香之家,几乎无一幸免;他们的后代,在求学路上,绝大多数遭遇不公正。如在文革中被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那些“可教育好的子女”,按政策规定只占3%。而这可怜的3%,许多也是靠“走后门”的[75]。同时,由于“十七年”培养的大中专毕业生都曾享受干部待遇,则包括工农出身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不是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就是作为走资派、修正主义(留苏归国者)的黑苗子被批判,或迅速“工农化”、边缘化,使曾寄于厚望的整整一代的“接班人”,他们宝贵的知识与青春大多被耽搁。这使得“文革”对教育和文化传承的破坏,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战争与政权更替。

  

   等浩劫结束,全国人民都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者”、全民族都构成了“白丁”之家,一切得重新来过、选择、积淀;各阶层、家庭,重新洗牌。而这恰恰重犯了学术尤其是中华学术之大忌!

  

   据本人三十年的研究与揣摩,以中国人的心理,一个地区或家族在上升初期,最优秀的人首选的、也最容易成功的,往往是做官或发财(两者都可走捷径或投机,尤以当代为甚),鲜有献身需要积累、不存在任何侥幸的学术的。所以,与欧美相比,华夏民族的大学问家,一般需要家庭更多一代的积累,且通常是父母双方的积累。这就是,为什么,即使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也几乎是清一色的书香或有产阶层之后的新移民,而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血统的美国人的主要原因。因为,后者的积累尤其是文化的积累还不够。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出不了大师,甚至说,建国后“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有人可以笼统地用“体制”一词来回敬的话,那么,何以诠释改革开放后在百万留学大军里、在不回来的数十万文化精英中也出不了大师呢?而包括民国在内的世界现代人才史表明,三十多年的一个跨度,这么多在发达国家喝过“洋墨水”并大多留下来的群体中,足以孕育出如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吴健雄、钱学森式的一代学人了。可我们似乎一个也没有见到!这就是“文革”惹得祸!

  

   “文革”后,在1985年前出去的留学生(包括访问学者)队伍中,不是年龄偏大就是先天不足,要从这一群体里涌现世界级的科技帅才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可1985年后出去的留学生都经历了比较系统、完整的训练,大致可以与发达国家的本科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了。然而,这一代的创造性,也根本不能与他们的前辈比。

  

   我们拿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陈省身、丘成桐、吴健雄、钱学森等8位英才从他们出国到获奖或取得代表性成果的时间来比较。最短的李政道用了11年,最长的李远哲用了24年,平均经历16.6年。质言之,如果大陆出去的留学生获奖或取得代表性成果的周期与他们相同的话,则1985-2000年出去的学者,今天都具备了问鼎世界科学高峰的时间了。再看这8位获奖或取得代表性成果时的年龄,都在50岁及以下。其中李政道31岁、丘成桐34岁、陈省身、扬振宁35岁。此外,1975年出生的陶哲轩,获奖时也只有31岁。“文革”结束也有35年了,以赵红洲的术语表述,正好经历了一个“科学波动周期”。因此,不要说“新三级”学人,与那批海外华裔学人相比,即使“文革”后才出生的学者,也有部分该到了出尖端成果的高峰期了。然而,我们没有看到奇迹。

  

都是同宗、同根、同语生,都是黑头发、黄皮肤中的达人,又都在欧美国家留学、工作、生活、定居,与体制有关的政治运动、学术环境、学术自由、人才流动、课题选择、时间支配、官本位等被人诟病的因素,在他们身上都不存在了。为何学术建树的差距也仍在这么大?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诺奖得主,无论是博士毕业的时间还是获奖的年龄,总的趋势都在退迟。再如,1940年代出去的民国留学生,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都没有从军,而多数欧美国家战时的适龄青年,一般都要尽服兵役的义务。这使得民国留学生与同时代的欧美学子相比,更保证了学习的连续性和成效,这对理工科的学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优势。我认为,这也是“西南联大”成功的一个特殊条件。因为,在现代世界,杰出人才的培养横向比也许比纵向比更重要。但这些,只能说明杨振宁、李政道一代出道早、成材概率高的原因,而不是大陆新时代留学生出不了大师的理由。因为,朱棣文、丘成桐、钱永健、陶哲轩等,都是1948年后才出生的。更何况,在2010年的诺奖得主中已有“70”后。我觉得,大陆新时代留学生与其他华裔科学家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家庭背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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