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双重断裂的代价-——答“钱学森之问”(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62 次 更新时间:2019-08-25 23: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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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  
在第一次高校跃进时还有一个插曲: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多容纳新生”,教育部决定理、工学院1952-1953年的三年级大学生提前一年毕业[48]。我们认为推出这一举措的两个理由都不充分。首先,当时至少还有30万知识分子失业[49]。而且,到1957年,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的失业问题还没有妥善解决[50]。其次,为了多招新生而叫在校学生,尤其是叫本来就因政治运动而耽误了的在校学生提前毕业,这是什么逻辑[51]?严酷的现实是,这批正规学校肄业的一部分学生,1956年后又不得不到业余高等学校中去“回炉”了[52]。这就是违反教育规律而自食的苦果。

  

   由此可见,1949年后,先天不足的不仅仅是“文革”一代的学生;教育决策中的热衷于打破常规,也不始于今日。事实上,共和国的高等教育一开始就走上了“快车道”。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曾发出指示:“以15年左右的时间来普及高等教育”[53]。这些决策的兑现,自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稀释,付出的代价必然是精英教育的滑坡;再有这些先天不足的一代,去担纲教育下一代的重任,形成了不良循环。

  

   第二,千年积累的“读书种子”基本断裂。

  

   统治阶级、有产家层的子女往往能受到更好的教育,这已被中外历史所证明。但易代之际的过渡阶段,新的统治阶级一般不歧视、排斥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的子女接受教育。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主体是官僚阶层。而官僚阶层的基本构成是读书人,他们是书香门户和文化承载的主体。故改朝换代并不影响多数书香家庭的自然延续。但由于权力及其权力导致的财富来源的丧失,这类书香家庭持续的时间不会太久,除非家庭中有人再度跻身于官僚阶层或经济地位的重振。否则,二、三代后多数破落户式的书香之家,必然会被新的统治阶级及其子孙所替代。同时,新的有产阶层整体上绝对不是靠剥夺他人的家产或夜遇横财产生,而主要靠勤劳、吃苦、节俭、天赋(包括体质)、智慧、机会(有时也包含运气)、胆略、经营等起家的。要不,社会发展史(包括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富人)就无法解释。能进入这类阶层的家庭,其经济地位上升时的第一、二代,往往没有条件读书。只有他们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积累,大致达到了小康(如中、小地主)以上的生活水准后,才有可能供子孙长期读书应试。无数的新老地主家庭,形成庞大的官僚、书香的后备军。再经历几代的洗礼,这类阶层的少数家庭上升至统治阶级,部分家庭保持原貌,而更多的家庭会衰落下去,又回到贫穷的境地。除此循环往复,中华民族千年赓衍;约定俗成,龙的传人的读书种子世代延续。而思想家、科学家就是薪火(这里包括物质与精神)相传中的杰出代表。从孔夫子到王阳明、从沈括到华衡芳,凡炎黄子孙的学术大师有几个产生在无产者之家?

  

   时至民国,一代难以产生学者的规律基本没变,所不同的是,书生家庭来源的具体构成出现了变异。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经济结构逐渐发生变化,致富的门路和机会增多,财产原始积累的周期缩短,社会精英更替的步伐加快。废科举后,虽然站在权力的角度,知识分子日益边缘化。但他们谋生、服务的渠道增加、扩大;知识分子离开体制,依靠自己的才智(部分或某一阶段借助父兄的力量)也能比较体面地生存。独立的经济催生现代独立的知识阶层破土而出。由于在新式学校尤其是中、高等学校读书成本不菲,渡洋留学的川资更非下层民众能及,加之成材环境已离不开城市,这又加深了读书人对财富的依赖。故民国的读书人与知识分子的家庭来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接受教育的诸多因素中,权重向财产倾斜。在此背景下,主要由地主等有产阶级转变过来的工商阶层的子女崛起于知识界。据郑若玲教授对建国前厦门大学2356名学生家庭出身的统计,家长职业为工人、农民、军人、学界(知识界)、政界、商人、其他等七大类的百分比,依次为2.21%、13.54%、2,46%、21.3%、17.74%、40.07%、2.67%。学界、政界、商界三者相加接近八成。又由于军人中有军医[54],农民中应该有一定数量的地主、富农,其他类的也不可能全是贫寒子女。故笔者有理由推知,民国时代能跨入厦大校门的,有九成左右来自是有较高经济、政治、文化地位的家庭。厦门大学在民国高校中的地位属中偏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55]。故由此判断,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也主要来自有产、有文化的家庭。这一结果,与毛泽东的旧中国的文化人,被“百分之十左右”的“地主、富农、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垄断(即使识字的,也“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富裕中农”)的分析吻合[56],也与科举时代进士、举人的来源极为相似。所不同的是,商人后代异军突起,这从纵的方面看,是中国历史的进步;以横的角度比较,与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的社会构成相似,便利杰出学者的培育。

  

   总之,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风尚发生剧烈变化的1949年前的百年间,知识阶层的来源作了很成功的过渡与延续。据笔者的长期观察,民国时代,不仅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师几乎都产生在有产、有文化的家庭,就是600位那个时候成长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也有九成以上来自有产、有文化的家庭。这与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出身相当接近。剩下的,一般也得到了他人的帮助。在此,顺便披露,把数十个贫寒子弟培养成为中国现代科学家的努力中,各层次的教会学校功不可没。

  

   十分遗憾的是,千年延续的“读书种子”1949年后基本中断了。

  

   民国过来的有产阶层的财产被剥夺,其绝大多数人员成了革命政权的专政对象,那个时候过来的知识分子的使用受到了限制,有产阶层和其他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在入党、入团、提干、参军、求学、分配、招工、晋级等凡向上流动的方方面面,乃至婚姻,都整体受到了歧视。

  

   建国之初,到底有多少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又有多少人受到了“四类分子”家庭出身的牵连?由于相关档案没有开放,既没有充分研究的条件,更没有权威的数据。中山大学李若建教授认为:“以有2000多万四类分子计算,受牵连的人口超过1亿,大体上占总人口的15%左右”[57]。我们基本同意这一判断,并结合李文对“四类分子”的构成和社会背景作一粗略的交待。

  

   “四类分子”中的主体是地主、富农。土地改革以户为单位划分阶级。1950年《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58],凡18岁以上的生活在地主、富农家庭的成人,一般都划为“地主”、“富农”。现根据1950年农业生产年报资料和各地区土改前各阶级比重推算,获知土改前地主、富农有4332千万,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9.4%[59],占当时大陆总人口55196万的7.8%[60]。假设18岁以上的可划为地主、富农的成人占这类家庭人口总数的一半,就有2166万个“地主”、“富农”。地主、富农是那个时代有产阶层的主体和统治阶级的基础。撑握这一基数和计算方法,有助于我们了解1949年后的30年中“贱民”的总数、结构和变化。

  

   反革命分子的定义和构成比较复杂。反革命分历史反革命与现行反革命两种。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61]举偶的现行反革命、1952年《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62]罗列的历史反革命,都很抽象和笼统;反革命又没有像地主、富农那样有划定的指标,在相关档案开放前,其确切人数和构成恐怕谁也说不清。据当时参与镇压反革命的原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干事况浩文告知:“伪军连长以上、伪政权保长以上、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三青团区队长以上、警察巡官以上、一贯道点传师和坛主以上,大致都可算作反革命”[63]。我们认为“反革命”中的上述人员是国民党执政时期的统治阶级,并假设其人数为200万,连同家属1000万,占1949年全国总人口的近2%。而其余部分的反革命尤其是现行反革命,则大都来自社会底层。

  

   “坏分子”主要是盗窃、诈骗、强奸等刑事犯。据李若建的估计,“坏分子”约占四类分子的5-10%[64],若取其中间值,为200余万。由于“坏分子”大都是社会败类,故我们把“坏分子”本人基本上排斥在当时的上层社会之外。

  

   综上,建国之初,四类分子大约有2600-3000万,加上受牵连的家属合计8000万左右,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5%。

  

   随着新政权的日益巩固和自然死亡的增加,固有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占总人口的比例会逐步下降。但在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岁月里,新的“四类分子”和“准四类分子”也在不时地涌现。不过,除了众所周知的1957年中“阳谋”的55万右派,更多的政治犯、失意者和变质分子却已消逝在公众视野。如在“三反”运动中,仅在全国县以上的党政机关,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120.3万人[65]。又如,因子虚乌有的“胡风事件”而引起的1955年的肃反运动,“卷进去400多万人”[66]。再如,“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斗争中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而这些干部和党员,大都是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此外,一百多万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步失去了政治话语权。所以,政治贱民及受牵连者,在“十七年”中的各阶段大致保持了开国头几年的比例。当然,不少在运动中受冲击的人不一定是专政对象;肃反中的错案及“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许多人不久甄别后就平反、“摘帽”了。如据1962年8月的统计,“共为695万人平了反”[67]。可好景不长。稍后,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更紧了。“旧知识分子、原工商业者、资方代理人、高级职员、一般海外关系者、旧艺人班主、原国民党起义人员,以及作为统战对象的民主人士等”“就被完全溶进黑色地带”;即使“1949年后培养的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也“都被整体划入资产阶级”[68]。

  

   还要揭示的是,政治出身这个东东,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玩儿。即使在阶级斗争稍为缓和的时期,哪怕是虽已平反、“摘帽”的分子,相对于政治、历史清白的人仍然低人一等。在碰到升学等上升机会时,他们的子女是竞争不过那些“根正苗红”的工农子弟的。所以说,那个时代,党的阶级成份政策能全面、始终地贯彻,除了执行者受“宁左勿右”思想的支配,怕被扣上“阶级立场不稳”的帽子影响升迁外,还与有切身利益的“红五类”“虎视眈眈”相关。许多场合,虽以革命的名义,实质是个人利益的博弈。那么,在政治高压与个人利益的双面夹击下,“四类分子”、“准四类分子”子女想不受牵连,实属意外了。

  

本文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讨论建国之初“四类分子”的性质和其作为剥削阶级的经济来源。仅指出,其中的三分之二,即占全国总人口10%的属于民国时期的有产阶层、统治阶级或上流社会,是千年进化的、属于那个时代的成功人士,是书香家庭的主要来源。他们及其子女,垄断了20世纪上叶中国的文化与教育。至于接着倒霉的右派和民族资产阶级等,许多更是知识精英或和曾经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外教育史、人才史、学术史表明,本来,在1949年后的约半个世纪内,新中国的著名学者主要将从这一阶层及其子女身上产生。现在,既对这一阶层进行了专政,又对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剥夺的政策,使没有阶级性的科学、教育,作为阶级斗争的奠品牺牲了重要的部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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