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双重断裂的代价-——答“钱学森之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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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  

   ②1950年代高校招生对有产阶层子女的限制。

  

   旧时代毕业的大学生,1949年后去国外留学的不多;民国年间派出去的留学生,无论建国前还是建国后回来,一般就没有机会再出去了。这是为什么?因为,革命政权要培养自己的人——工农及其子弟了。但要教养一个合格的高中生需要数年至十年左右的时间。故1950年代,大学不得不也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中招生。但当局采取限制的措施。限制的形式主要有以下二种:第一,限制学校与专业,许多出身不好的优秀学生重点大学、重要专业进不去。第二,基本不让留学。当时留学生的政审非常严,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尤其是50年代中期后,成绩最好,也被这一关卡死了。所以,当时上层虽已察觉到低学历留学效益不高,但也无可奈何。因为“自己人”就这么多。随着工农出身的中学生逐步增加,这两个限制就越来越严了。与之对应的是大学生毕业的分配,也常常受制于出身:工农子弟、党员,尤其是革干子弟往往留在大城市、大机关;出身不好的,就去边远地区、工矿企业。

  

   不过,尽管当时有直接限制一些出身不好的人报考大学的情况,但由于1950年代,除了1957年,其余年份高校录取的名额都大于或接近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且截止1960年,高校录取总数超过了高中毕业生之和[34]。故对有产阶层子女的限制、歧视,如上所述,主要体现在学校、专业和求业的好坏以及不能留学上,这些人的总的升学率并不低。据对罗祝立博士综合的材料分析[35],我们认为,因政审被剥夺接受高等教育的,仅占出身不好的20%左右。当然,被剥夺的整体上可能是最优秀的。他们之所以被剥夺,一般情况是因为政治背景复杂,也通常是积累更深厚的。

  

   ③1960年代有产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权利的基本剥夺。

  

   红色政权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在培养劳动人民子弟接受初中等教育上,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周期,原始积累告成。同时,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步伐已相对放慢,高校招生完全在劳动人民子弟中录取的条件业已成熟。故60年代始,高校招生对有产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政策,从50年代的限制、歧视,发展到遗弃。“黑色部类子女在1962年尚有可能考入农林、地质、师范类大专院校,但在1963年后,大学已基本停止招收黑色部类子女入学。这方面的歧视实际已发展到中小学,大城市的重点名牌中学也开始拒收黑色部类子女入学”,农村则更左。随着升学竞争的激烈,“文革”前,成份不好的子女上高中甚至初中也难了。

  

   3、一代很难成为学者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歧视、乃至剥夺有产阶层子女接受教育,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似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不到答案。“甚至不符合古典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它更接近于中国历史上的‘父债子还’、‘株连九族’的传统”[36]。可“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后的东欧诸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对有产阶层子女接受教育的歧视、乃至剥夺的情况。但人们至今还不明白,正是这一违反人类发展规律的行为和彻底否定旧教育,以及急于求成、超速发展高等教育的决策,是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培养的高端学术人才,既普遍不如变革前,又不能与同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提并论之最直接的原因(详后)。中国也不例外。有所区别的是,我们的“歧视”与“剥夺”经历了两次;继五十年代后,“高校大跃进”在上世纪末再次实施,且至今还在继续。则后果也都将更加严重与深远。

  

   ①速则不达。

  

   打江山,坐江山,是我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后赢者的一贯思维。所不同的是,以往的新贵一般打破的仅是旧的国家机器,掌控的主要是政治权力和军事指挥,对前朝遗留的文化并不基本否定,而是大都继承;对文化遗民,只要不对抗,就不会与他过不去,即使曾经的暴力抗争者,如果放下武器,通常也不会秋后算账,甚至仍会得到新朝的重视。如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清兵南下时组织“世忠营”武装抵抗;明亡,屡拒清廷征召。但他不仅能全身而退、隐居著述讲学,还得到清廷的尊重。与黄宗羲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的王夫之、顾炎武,也都有相似的经遇。更不同的是,新政权不会与前朝的整个有产阶层过不去,他们及其后代,可与其他的子民平等地接受教育。正是有这样一个传统,才使中华文明历经千年而不坠。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粉碎旧的国家机器、铲除剥削阶层的经济基础、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等,这是人民政权的性质决定的。但基本否定前代遗留的文化、教育是否必要?尤其是歧视、剥夺整个旧社会过来的有产阶层、社会精英的子女接受教育,即使没有考虑到今日的后果,也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与情与理都讲不过去的。因为他们的子女是无罪、无过的,正如早期中共高层基本上出生在有产者家庭一样,这并不是他们的错。

  

   一般地说,决定教育的基础是经济。土地改革及其不久,在占中国人口极大多数的农村,地主、富农阶级的经济基础已被摧毁;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民族资产阶级的收入也得到了遏制。用不着太长的时间,原有产阶层的经济水平就会被无产阶级尤其是其中的骨干、党员、干部阶层所超越,则多数优质的教育自然会轮到新的统治阶级及其子女身上。可新中国的缔造者们,这一几十年的时间等不及了。他们朝气蓬勃、雄心万丈,不仅希冀在最短的时间,荡涤旧社会遗留的一切污泥浊水,还要用最快的速度建立国富民强的社稷。这自然要把教育放在先行的位置。继短暂的过渡后,在人才问题上觉得民国遗留的文人不放心,只能批判、限制地使用。于是,执政者做出了“自己培养人与培养自己人”的决策——必须尽快建设属于自己的人才队伍;要培养自己的人——工农及其子弟成材。随之而来的,便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提速和歧视、剥夺整个旧社会过来的有产阶层、社会精英的子女接受教育的具体政策的出台与实施。任何决策都是有利有弊的,这些也不例外。利的方面讲,高等教育的飞速发展,能使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人材的出产自然就高,较能适应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农子弟优先入学,体现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政权性质,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有利于开展各顶工作,保证政权的稳固。但教育的发展与文化精英的更替有其自身的规律,违反了规律,弊端就会出现,甚至得不偿失。

  

   第一,高等教育的三次跃进与优质资源的稀释。

  

   建国伊始,执政者对民国教育作了彻底否定。种豆得豆。“文革”对前十七年的教育也作了基本否定。新时期拨乱反正,对“十七年”的教育作了肯定。应该说,“文革”前的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体现在教育的普及上。但对这一时期的教育质量特别是高等教育质量,今天尚无充分的讨论。我们若从师资的角度切入,就会觉得“文革”前十七年的高等教育质量,相对于民国是下降的。

  

   1947年,全国有教授6816人、副教授2514人、讲师3426人、助教4184人,教师合计16940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的比例分别是40.2%、14.9%、20.2%、24.7%。到1949年,全国有教授4785人、副教授2168人,讲师3742人、助教5364人,教师合计16059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的比例分别是29.8%、13.5%、23.3%、33.4%。从教师总数上看,1949年与1947年并无明显的变化,但具体到各职称,教授少了2031人,流失30%,副教授少了346人,流失14%,正副教授合计少了2377人。即流失四分之一。由于当时国家采取的是包下来的政策,且教师还没有向其他领域流动,故这批教授主要去了国外。

  

   1949年后任职高校的教授人数一直呈下降趋势,到1977年,只剩下2288人,仅是1947年的三分之一[37]。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国初的十余年间,高等教育发展却出现了三次跃进。第一次,1952年[38],高校招生7.9万,是1949年3.1万的2.5倍;第二次,1956年,高校招生18.5万,是前年的1.9倍;第三次,1958-1960年。1957年,高校招生回落到10.6万,仅是上年的57%。1958年,乘国民经济大跃进的东风,高校招生26.5万[39],又是过去一年的2.5倍[40]。高校“大跃进”的1958-160年,三年共招生86.2万[41],内任何一年的招生数,都超过民国时期毕业的大学生总和[42]。其中,1960年招生32.3万,是1949年的10.4倍。在某一时段,若总的增长率相同,则这种隔一至三年翻一番,甚至更猛的增长模式,比相对匀速的高增长率的负面影响还要大。因为这完全打破了教育规律,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1961年开始,虽然高校招生又大幅减少,到1962年,又回落到10.7万,仅是1960年的三分之一。但至“文革”前的1965年,在校大学生仍有67.4万,是1949年的5.8倍。和平时期,如此大起大落而总体高速发展的现象,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并不是常态。再分析1965年度的师资情况:全国有教授3506人、副教授4382人、讲师29200人、助教89417人,教师合计126505人(不含教员11611人,下同);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的比例分别是2.8%、3.5%、23.1%、70.7%。乍看,高校教师是1949年的近8倍,但增加的绝大多数是助教、讲师等低层次的,而高层次的教授、副教授仍只有1947年的85%。如果按教师队伍的结构与来民国作一比较,差距更为悬殊。1965年,教授在教师中的比例仅是1947年的1/14;副教授在教师中的比例也只是1947年的1/4。教授、副教授合计在教师中的比例约是1947年的1/9[43]。则精英教育的效果如何,就不难想象了。

  

   与今天的主政者始终保持自我感觉良好不同,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教育部长们,有一个十分可爱的优良传统——勇于担当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就为后人留下了考查当时教育质量之权威的第一手资料。从马叙伦到张奚若再到杨秀峰,都勇于承认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质量问题。如1952年,“录取的大学生有不少的人只考二十分,入学以后有相当数量的学生跟不上班”,对此,马叙伦与张奚若都表示过强烈的不满与不安[44]。此后对教育质量虽有所重视,但“有的地方小学留级生竟达学生总数百分之三十,中学留级生有达学生总数百分之十七的。毕业学生程度也差。如一九五四年高中毕业生投考高等学校理工科,数学不及格的占报考人数百分之七十三,物理不及格的占百分之七十二。有些地区初中毕业生投考高中,不及格的人数竟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六。这说明我们的教育质量是不高的”[45]。而当时外语考试已取消。无疑,外语成绩肯定更差。由于当年高校录取的新生是应届高中毕业生的1.35倍[46]。则意味着这些不合格的考生几乎全部录取。换句话说,1954年录取的大学新生,多数人的多数主课不合格!对于当时“高等学校所培养的干部质量不高”的原因,杨秀峰的分析比较到位:“在过去几年发展中,没有严肃地考虑到学生来源和师资条件都严重不足的情况,片面追求数量,对于保证质量注意不够”[47]。而似乎没有证据能表明,此后十年高校招收的新生质地和任教老师素质,比前五年有明显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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