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双重断裂的代价-——答“钱学森之问”(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61 次 更新时间:2019-08-25 23: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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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  

   1957年后,随着中苏“”蜜月”的结束,留学规模也急剧收缩;60年代后,除了语言类(约占总数的九成)的外,规模性的留学停止了。即使对于归侨学生出国的大门,也于1962年基本上关闭了[19]。期间还有若干鲜为人知的史实:到了“文革”前几年,留学方向又从苏联转到古巴、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了。此外,1965年,向国外派出的留学生总数仅454人,而同年中国接受的越南新生(“经费全由我方负担”)就达3092人[20]!一个大国、穷国,代培一个小国的留学生超过该大国、穷国自己向世界各国派遣留学生总和的近七倍!这在世界留学史上能找到第二例吗?如此本末倒置的留学生安排,后人怎样理解?

  

   从纯教育、科学的视角讲,如果说,50年代初从欧美转到苏联是留学层次的下降,那么,十年后又从“老大哥”移向“穷小弟”更是等而下之了。结合诺贝尔奖得主几乎都是发达国家培养的博士来分析,如果不恢复向发达国家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政策,即使不发生“文革”,新中国要培养像杨振宁、李政道式的学者,可能性也是很小的。

  

   ③外语教育的转变与限制。

  

   语言有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学习外语,不仅仅是出国留学之必需,也是国内工作、学习的工具。从留美幼童开始,七、八十年间,我们留学的国家基本上以英语国家为主体,日语、德语、法语国家次之。又由于英、美诸国及其传教士在中国开办教会学校更有百年的历史。故在1949年前的中国,各级学校的外语教育以英语为主,且水平是不低的。“一边倒”后,语言教育也有西语系旋即转到斯拉夫语系了;引进的外文资料也然。可俄语教育当时几乎是在“空地”[21]上开设的,这么大的国家在短期内说转就转,问题自然接踵而至。

  

   就师资与招生而言,一开始,包括教授在内全民学俄语,俄语教师供不应求。而大批英语教师转业、改行;待1957年中苏关系出现不样和的征兆后,就提出俄语、波语、捷语、东语各专业的学生大批转入其它专业。其中,要求“波、捷语专业一、二年级全部转学”[22]。也许是尾大不掉吧,直至“文革”前夕,实际需要的外语人才除俄语系毕业生过剩51%外,其它语种如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等系的毕业生缺额达35-95%[23]。

  

   再说外语在学校教学中的安排与地位。始而把中学外语几乎全部改为俄语;“1954年秋季起初中不设外国语科”,美其名曰:“是为了减轻学生学习负担”[24];1957年开始,虽然倡导大中城市有条件的中学,初中一年级开设外国语科。但就全国而言,到1964年,绝大多数初中仍没有师资开外国语课。事实上,高中也没有全部开齐外国语课。且当时中学学习外语的人数仍以俄语为主[25]。由于前期外语师资力量的削弱和后期结构、发展的不平衡等因素,导致1954-1961年的八年高考不考外语或外语成绩未记分,以显示公平[26]。

  

   外语课如此的来回折腾,如此的教学地位,其质量可想而知。以至“文革”前,国家有关部门制定《外语教学七年规划纲要》时不得不承认“整个外语教育水平大大降低”[27]了。至于“文革”中的外语教学,就更不值得一提了。

  

   外语虽然不是自然科学,却是学习自然科学不可或缺的工具,这对世界主流科学、语言之外的中国人来讲尤其如此。又由于始学外语的年龄宜相对较小,错过了最佳年龄往往是事倍功半。故改革开放后,困扰第一代留学生、进修生的首先就是外语。窃以为,在新时期第一代大学生中,至今似乎还未出现世界级的科学领军人物,与他们的外语水平先天不足也不无关系。

  

   ④竭泽而渔式的索取与对欧美归来的留学生之防范。

  

   近、现代世界科学发展史表明,重大的科学发现、发明,多数是在大学里做出的,最新的知识主要是通过高校传播的。故多数国家把科学研究的主体放在大学。通过对《中国现代科学家传》的统计表明,民国时代的科学家基本上在高校;1949-1952年,科学家的大头也在学院。遗憾的是,为模仿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原在高校的科学家源源不断地抽往科学院或经济部门;院系调整后,科学家在学校与社会的分布倒了过来:形成了四比六,且还在向后者倾斜。至1965年,在全国高校的教授总数竟远远少于1947年了[28]!这固然与国内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业已展开、生产第一线的确需要人才与之服务有关,但也不无急于求成之嫌。

  

   留学生既是“盗火者”,更是文明的传播者。故留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学成回国后把了解的前沿问题介绍与同行、传授给学生。又据对《中国现代科学家传》的统计,民国时期海外归国的科学家,绝大多数安排在高校;1949-1952年回国的科学家,多数也在“象牙塔”内。可院系调整后,新归来的科学家基本上被阻档在高校的大门之外了;能进大学的,也大多是苏联而不是欧美归国的科学家了。

  

   出现重研究、实践,轻理论、教学的行为,把掌握最新科学知识的留学生主要输往生产一线,除了前面提到的“一边倒”的思路,以及经济建设需要外,不无对欧美归来的留学生防范——担心他们毒害下一代的意识,以及不愿承认欧美科学的狭隘观念。事实上,当时国家,一方面急切盼望着留学生返国,多多益然。可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归来的留学生的使用,没有放开,甚至许多单位不敢接受。如荣膺2007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闵恩泽院士,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工作4年,于1955年10月回到了阔别8年的祖国后,很多单位都不敢接受,接连吃了几次闭门羹。最后分配他去了当时正在筹建的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为此,闵院士一直感恩当时接受他的石油工业部的部长助理徐今强[29]。闵博士学的是当时国家急缺、又是与生产关系密切的专业……那么,其它多数专业归国留学生的安排可想而知了。当政府发现并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时[30],大规模的留学生归国活动已接近尾声了。

  

   我们应该反思:为什么即使朝鲜战争爆发,留学生报国的步伐也没有放慢,而院系调整及朝鲜战争结束后,留学生归国的人数反而大幅减少了呢?“反右”后,则规模性的留学生归国为何停止了呢?当时(1956年)国家期待的、民国时期出去而滞留海外的“七千余”学子[31],基本上没有召来[32]。

  

   把科学家集中在科研、生产一线,的确有利于解决当时紧迫的问题,但高校的力量自然就薄弱了。院系调整后,大学讲台上唱主角的是讲师与助教,学生得不到优质的教育,科研、生产就缺乏后劲。不敢大胆使用从资本主义国家归来的留学生,尤其是把他们拒绝在高校之外,这一方面,使“盗”来的文明得不到传播与继承,留学生的作用打了折,同时,又阻碍了更多的留学生回国。

  

   要之,原高等教育体系的彻底打破、留学教育的转向与中止、外语教育的转变与限制、师资力量的削弱与疏离,势必导致“17年”教育与以往教育的全面断裂。而在那无情告别旧教育的最初阶段(1949-1955),无论是科学院还是大学,科学研究并未真正开展。1956年推行“双百方针”后学术始有起色。可“早春的天气”昙花一现,接下来便是“反右”等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席卷而来。

  

   2、老一代学者的“臣服”和对有产阶层子女接受教育的限制与剥夺

  

   根据一代难以造就学者的理论,新中国科研人员的使用与培养,本应需要三代人的接力,才能基本完成学者阶级出身的更替。第一代,大致是1920年前出生的;第二代,大致是1921-1945年出生的;第三代,大致是1946-1970年出生的。因种种原因,这中间的代际划分可能会有串换,但对我们的分析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第一代学人,一般已是成名的学者,如李四光、钱学森等。尽管他们几乎都出身于统治阶级或有产阶层,但这是建国之初政府不得不依靠的一代。第二代学人,大多在1949年前受过教育,因而也基本上出身于统治阶级或有产阶层。这代人又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1949年前已接受过完整的教育,乃至留过洋的,如邓稼先。但他们建功立业在新中国。另一部分,他们的教育主要在1949年后获得的,如王选。这两批人都是新中国学者队伍中的第一代生力军。由此对应到工作年龄,1980年前,学者队伍仍应以原统治阶级或有产阶层出身的为主体。第三代学人,他们都长在红旗下,在共和国接受教育。在同龄人中,这代人以出身在无产者或革命者家庭的占多数。但由于历史的惯性,他们中原有产阶层或统治阶级出身的,在学者阵容里仍会占相当的比例。也就是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应是无产者或革命者家庭出身的学者,在数量上由少数到与原统治阶级或有产阶层出身的相等并超过他们的转折期。进入21世纪,应是无产者或革命者家庭出身的学者占绝大多数了。质而言之,学者阶级出身的更替,必须经历三代约五十年的时间,方能基本完成。换句话说,20世纪下叶,中国杰出学者主要将从原上流社会家庭中产生。

  

   如果按照这一规律,也许不一定大师辈出。但违背这一规律,一般不会大师辈出。遗憾的是,我们取向于后者。

  

   ①老一代学者的“臣服”。

  

   1949年前成名、以欧美归来的留学生为主体的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以极大的热情迎接人民的新生、参与祖国的建设。但由于此前求学需要的经济条件,决定了他们几乎都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接受过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教育,因而,他们的思想必须改造。建国之初,新政权需大量的知识分子与之服务。因而,思想改造的目的并不是想排斥知识分子,而是要他们“臣服”;在“臣服”、感恩的前提下使用、重用知识分子。于是,只要知识分子无条件服从、不提任何不同意见、最好能为自己的历史抹黑来反衬新时代的正确、伟大,一般都会使用乃至重用。事实上,五十年代,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的经济与政治待遇是相当好的,许多著名学者不是人大代表,就是政协委员,抑或是大学校长;他们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私人关系,也不比他人疏远。但真正的知识分子毕竟以独立的思维存世、以文化专长为社会服务的,他们可以在政治领域失声,但不会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放弃话语。如院系调整时曾遭到了他们的集体抵制;对学术界的外行批评、领导内行也提出过质疑。这就有了与新政权的冲突。而每次冲突的结果,往往会带来更加的不信任。1957年的“引蛇出洞”与“阳谋”之计之所以能完胜,除了毛泽东高超的驭人策略和知识分子的天真与忠诚,也是他们多年积压的委曲、不平、失落感的一次全面反弹。这场不对等的较量后,民国过来的知识分子要么继续住“金丝笼”[33],要么做他人的阶下囚。“金丝笼”与阶下囚,都可归结为“臣服”。故“反右”后,“旧知识分子”作为灵魂上的群体业已“毁灭”。

  

   “反右”后,接下去对付书生的一个政治运动是“拔白旗”。如果说,“反右”收拾的主要是人文知识分子,那么,“拔白旗”针对的是所有知识界的业务尖子了。从此,知识分子连专业上也不敢冒尖了,极大地扼杀了他们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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