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双重断裂的代价-——答“钱学森之问”(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81 次 更新时间:2019-08-25 23: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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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  

  

   按:本文原标题是:《双重断裂的代价: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之回答》,由《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6、7、8、9期连载。后本人编论文集《文化的薪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时,把此文列入“钱学森之问”专题,故现改成此标题。

  

   [原编者按]: 如果说,建国后“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可以用“体制”一词来回敬的话,那么,何以诠释改革开放后在百万留学大军里、在不回来的数十万文化精英中也出不了大师呢?本文作者提出了“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理论,将以往被忽视的学术成就与代际积累的关系来回答“钱学森之问”。作者认为,建国后的前十七年,以及“文革”中,都对“书香家庭”的垄断者——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层(“文革”中也包括了新贵)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甚至剥夺的政策,这等于筛掉了本国、本民族中最优秀的学术种子,势必会造成学术天才的断层。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这是“双重断裂”付出的代价。作者就此进行了古今中外的论证,并对当今中国如火如荼进行的学术、高等教育“大跃进”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本刊从本期起连载此文。我们希望,这一探索有助于“国字号”难题的解决。


引    言


   “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仅是提出了“半个问题”——我们自己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为什么我们的人叫其他国家的学校去培养也是出不了杰出人才?”——这么多留学生,无论是当年的留苏还是今天负笈欧美的,也都出不了杰出人才,甚至最尖端者,“海龟”还不如“土鳖”。只有同时提出这两个“半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才有可能是周延的,讨论才有可能是比较完整的。这也是发展中国家探讨世界级科技帅才的应有之义。

  

   政权更迭大半个世纪后还无人摘取诺贝尔科学奖之桂冠,并非中国特有之现象。而一个占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强的大国,一个非常聪明、刻苦的民族主体,一个拥有曾与世界接了轨的现代教育体系的政权,在一个甲子内的教育与诺贝尔科学奖级的科学奖毫无关系,则是独一无二的。不客气地说,我们在创造性科学家的培养上,似乎得到了最坏的结果。

  

   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至民国,无数的事实表明:一个贫寒子弟通过他本人的努力可以致富,也有可能成为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甚或谋求霸业,唯独很难成为学者尤其是著名的学者。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凡可考查到家世的,完全佐证了这一点。苏维埃政权培养的前苏联时期的杰出科学家,也基本上产生在有产或有文化的家庭。事实上,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第一代新中国领导人,亦大都来自地主、富农或没落的官僚家庭。出乎意料的是,即使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尽管剥削阶级的子女受到整体的歧视与排斥,但最优秀的学者,如袁隆平、陈景润、王选、孙家栋等与民国培养的学者一样,也基本上是非劳动人民的后代。故鼎革后,急于求成,试图从无产者的第一代子女身上打造出学术大师的努力,一般是不成功的。新中国如此。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无不如此。

  

   “一代难以成为学者”,并不是说占人口多数的工农子弟出不了学者,而是指工农当家作主后还得在经济、文化两方面积累数代,才有可能出现较多的学者。一般地说,当赤贫的后代成为著名的学者时,其父辈已不是生活在低层的“无产者”了。这与科举时代“田舍郎”中进士时的家境相似。且任何时代、不同的社会形态都如此。

  

   与通常的改朝换代基本上不影响原精英阶层的子女接受教育不同,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对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层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甚至剥夺的政策,这等于筛掉了本国、本民族中最优秀的学术种子,势必会造成学术天才的断层。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这些国家也几乎都为此付出了学术水平倒退的代价。这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极其惨烈而又鲜为人知的教训,是人们不该忘记的。

  

   此外,类似的还有,在我国元朝和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统治者采取的民族歧视政策和“逆淘汰”措施,也使国家文化跌入低谷或造成尖端人才的大量流失。可像当代中国那样爆发“文革”,使新兴政权内部出现“自毁式”的运动造成的人才再断层,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社会主义中国之特例。这种第一次的裂痕还未弥合而再次发生撕裂的现象,本文称之为“双重断裂”。其恶果是,千年累积的精英阶层几乎 “断子绝孙”。新中国为何至今还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这是“双重断裂”付出的代价。否则,何以诠释改革开放后在百万留学大军里、在不回来的数十万文化精英中也出不了大师呢?

  

   因政治折腾发生的千年文化薪传和精英群体智力遗传的全面断裂,给中华民族乃至人类造成的难以估量、无法弥补的损失,执政者应该有刻骨的反思与深沉的歉意。

  

   本文“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理论与现实的直接冲突是——如果这一论断是规律——杰出学者是以人的自然生命——“代”的形式孕育的,而不是靠几届政府以“届”的速度“扩”出来的,那么,对当今中国如火如荼进行的学术、高等教育“大跃进”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担忧,即不是杞人忧天了。

  

   决策失误,累死教育的覆辙千万不要重蹈!

  

   建国(本文特指中国大陆)六十二年后还无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这是困扰共和国几代人,并使国家蒙羞、体制隐痛,且至今还没有找到真正原委的一个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性不言而喻;从中吸取教训的现实意义又远远大于学术意义[①]。笔者试图在前贤的基础上诠释这一“国字号”难题,并兼答朝野同样关注的“钱学森之问”。


一、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国籍”的界定和“真问题”的提出


   (一)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国籍”的界定

  

   诺贝尔奖项,现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和平及经济学等六项。本文仅考察前三项,也即通常归纳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简称“诺贝尔科学奖”、“诺贝尔奖”、“诺奖”。

  

   介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比较完整的资料,一般包括出生地、国籍、家庭背景、求学学校、工作经历和目前生活地或谢世地(对于逝者)等信息。由于出生地基本上与国籍一致;工作经历的可读性对一般人有限;健在者的目前生活地具有不确定性,谢世地也有一定的偶然性,人们都不那么关注。则诺奖得主的大众话题,撰者和读者最感兴趣的往往是国籍、家庭背景与求学学校,本文也不例外。

  

   诺贝尔奖是一个世界性的奖项,得主的国际流动性又大,故在推出国籍分布前,就必须先把他们的“国籍”及其确认标准作一界定。

  

   国籍的取舍本来是一个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按原始的、获奖时登记的国家统计或叙述即可。这该是通例。如美国学者朱克曼在她的《科学界的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就是按获奖时的国籍考察“1901-1976年诺贝尔科学奖金获得者” [②]的。可“国籍”在我们这里却成了问题,并因此而改变了游戏规则。这得从杨振宁、李政道说起。杨、李1957年12月10日登上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领奖台时,持的是中华民国的护照,理所当然是中国人。1949年后,人民政府承认持民国护照的海外留学生为中国人,并积极争取他们回国。事实上,尽管杨、李获奖时大陆做了“冷处理”,但一点却是一致的,即在有限的报道、陈述中,都把他们当成中国人。如《科学通报》1957年第22期,明确以《我国物理学家李政道、杨振宁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金》为题予以报道,作者叶英称“我国留美物理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这是我国科学家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金”。再如,汪世清发表在《物理通报》1959年第7期上的《诺贝尔物理奖金的获得者(1901-1958)》,也清楚地把李政道、杨振宁写成中国人。李、杨分别于1962年、1964年加入美国国籍后,对他们的称谓发生了变化。如《复旦学报》1974年第2期的“学术动态”,都改称李政道、杨振宁为“美国籍物理学家”,连“华裔”也不提了。改革开放后一般称他们为“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或“华人”等。随着国籍的改变,这些叫法都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把他们早期获得的诺贝尔奖也跟着姓美利坚合众国了。由于1950年代我国政府承认李、杨的情况知者有限,而当今主流媒体尤其是纸质报刊,对他们是“我国科学家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金”者的事实又讳莫如深。即使杨建邺主编的、专业的《20世纪诺贝尔奖获奖者辞典》,也把李、杨都送给美国了。以至当今绝大多数国人不知道李、杨是以中国人的身份获奖的。这与内地一些城市争抢西门庆故里大异其趣。前者是政治压倒一切;后者则经济遮挡其它。

  

杨氏划分的理由是:“获奖者改变国籍时,其获奖工作在哪个国家做的,就计入哪个国家,另一国家就不再计入”[③] 。这等于一部分人按国籍统计,另一部分人按做出获奖工作的国家统计。可对同一对象采取不同的标准,这是统计学之大忌。其次,诺贝尔科学奖是对获得者以往工作的肯定与鼓励,也是对得主所在国家的付出及其本人对祖国认同的尊重。这一性质与情感,不能因为得主由于工作、生活、身体或家庭等原因的国籍的变动而更改。所以,朱克曼写《科学界的精英》时,尽管杨振宁、李政道已成为美国公民,但没有把他们收入美国囊中,而明确注明他们是“中国人,在美国工作”[④] 。第三,按获奖时的国籍统计,既简单又精确,且结果始终一致,反之,就会把一部分既成事实看成不确定性的东西了,则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阶段对同一时期的获奖者统计,数据可能也会不同,甚至确不准。假设有一天,杨振宁如同李远哲一样,放弃美国籍而奔中国(台湾),则他又按哪一国计?双重国籍者改变国籍(内又有多种形式)又如何处理?第四,按杨氏的统计,若无足够的精力是不易搞准确的。如1983年的物理学奖得主、美籍印度裔钱德拉塞卡其获奖成果——钱德拉塞卡极限,是作者1930年在由印度赴英国留学的路上发现的,而钱1936年才到美国工作,成为美国公民已是1953年[⑤],可杨氏把钱归入美国[⑥],这与他自己的理论是否有冲突?再如,1936年的生理或医学奖得主罗伟,其获奖成果——“神经冲动的化学传递”,是他1921年在奥地利的格拉茨大学任教时发现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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