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宝林:《胡风日记·武汉一年》史实考订及新发现

——兼谈胡风“战时日记”的史料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4 次 更新时间:2019-08-25 22: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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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宝林  

   《胡风全集》第10卷主要收录了胡风解放后的日记,时间起止是1948年12月9日至1955年5月15日。在天地玄黄之际,因所处历史语境的变化,胡风彼时的心境使其无法在日记这种载体中表达“心情”,因此这部分日记变成了大事记和“杂记”①,基本上隐匿了个人情感。要仔细追寻胡风在1949至1955年的心境曲折变迁与往复的印迹,这部分日记并不是最佳“文本”和材源。反倒是2007年出版的《胡风家书》,可以作为理解胡风经历的历史事件及其决策与心境的有效史料②。如果再将家书与其解放后日记对照的话,庶几可以理清一两条较为清晰的线索,对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研究者当会有一个较为扎实的认识基础。

   然而,若要了解胡风在民国时期复杂的历史交往与“真实”的心境变化和应对,目前已公开的史料并不足以支撑上述理解。“两个口号”大论争之后,鲁迅骤然逝世,1937年淞沪之战爆发,全面抗战渐次发端,这一系列状况的变化促使胡风急于想离开上海这个“旋涡”之地。由此开始辗转在“战时中国”的武汉、重庆、桂林、香港等地,开始了飘荡与抗争的战时生活。抗战确实是搅动了整个中国社会,也带来了人的社会关系的调整变化,尤其是各阶层的知识分子深入到中国腹地,改变了当时整个文化政治格局。在文化中心不断下移与转移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处境及其思想与行动,都与战时中国的政治语境尤其是中国革命所依赖的组织力量(政党政治)密不可分。他们一方面创造了战时文化的新形态,另方面则是被这个战时文化与政治本身所塑造。开新局与受限制,都在这个基本的历史框架里。在新文化运动、新文学革命与战时动员机制所依仗的文化普及的张力中,各派知识分子由于所处具体环境的差异,创造了形态各异的思想与文学文化实践方式。

   因此,胡风与各党派人物和各阶层的交游往来,其心境的苦恼、挣扎与奋击,其观察、决策与应对具体事件时的思想印迹,就显得格外重要。幸运的是,胡风在抗战爆发后决定开始写日记,最早的日记时间是1937年8月13日③。除了1941年在香港的短暂时期因生活条件不便而没有写日记之外,胡风的“战时日记”几乎贯穿了中国抗战的全程。这份日记保存完整,手稿字迹清晰,笔迹顺畅,可以说是非常珍贵的史料。在新近公开发表的《胡风日记·武汉一年》(1937年10月1日—1938年9月28日)中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笔者上文所述的重要历史时刻。

   本文将胡风全部民国日记(1937-1949)称之为“战时日记”,是为了突显其历史感。因为只有在抗战的政治与文化语境中,在中国革命的各类形态中,在新文学(新文艺)与启蒙、救亡、革命等话语形态中,在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美学样式中,在所谓“抒情”传统与“热力”(胡风话语)美学之对比中,才可以看出胡风战时日记的价值所在。不过限于篇幅,本文只就已公开发表的《胡风日记·武汉一年》(以下简称《日记》)中若干史实部分(含注释错讹及重要漏注、印刷校勘⑤等方面)进行考订,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以往研究中的一些盲点和本文据日记所得之新见。

   为方便行文与读者阅读,本文按照《日记》原文的时间顺序,采用以下格式展开分析。

   1937年10月1日

   原文:找萧干,报馆说是他和[报馆]无关云。

   考订:“萧干”系校勘和印刷排版错误,实际应是“萧乾”。日记中共有四处相同错误,其他三处分别是:1,“去茅盾处,萧干已在”(1937年11月1日)。2,“萧干来一明信片”(1937年11月17日)。3,“回家后,见由萧干转来的周文的信”(1937年12月13日)。

   日记中“报馆”指《大公报》。淞沪抗战后,《大公报》沪版1937年12月12日停刊。在此之前,张季鸾赴武汉创办《大公报》汉口版,1937年9月18日出版。胡风到达武汉的第一天就去《大公报》找萧乾,报馆的回复是萧乾与报纸“无关”。事实上,汉口版《大公报》副刊《战线》,主编是陈纪滢,确实与萧乾“无关”了。因为沪版《大公报》在抗战初大多数人员就陆续被遣散,副刊主编萧乾在战前就被解雇。据萧乾自述:“那时武汉已经出了《大公报》。但是班子早已搭好了,副刊是由同报馆关系比我深的陈纪滢负责。报馆我只去过一趟,在那里,我感到陌生和冷落。自尊心也不容许我再上门了。”⑥

   胡风为刊物出版之事找萧乾,应是想通过萧乾向报馆借纸。《日记》同日载:“刊物,一、无纸(在广东定的纸无法运来)。”而这个“刊物”并不是《七月》,而是胡风计划到武汉出版的一种“旬刊”,这是以往胡风研究中未见的史实。同年9月3日胡风致梅志:“我因在上海又无事可做,回湖北反而能替故乡尽一点文化工作的任务。现在,《申报》、《大公报》都在汉口筹备设立分馆(出版报纸)了,还有书店也想搬到汉口去。回湖北后,和子民协力,也许能够办一个刊物出来。”9月15日致梅志:“在武汉预备出一旬刊,现在登记手续已由子民办好,广告亦已登出,我二十五六到武汉,可赶到十月一号出版第一期。”10月11日日记载:“回来后小睡,市政府送来了《战火文艺》被省政府批驳登记的公文。”由此可知,胡风在武汉最初打算创办的刊物名字是《战火文艺》(旬刊),因登记被驳所以刊物夭折。当天李书渠等人给他的应对策略是“一面出版一面办理登记手续”,因此胡风当月中旬就出版了《七月》第1期。10月16日日记载,“绀弩留条子,说‘生活’两个钟头销去《七月》四百份,还有许多在等着要”。10月18日致梅志信,“《七月》前天出版,销数好到出人意料,每天一千多,还只是在生活书店一家门市卖的,没有发到别的书店,外埠更不用说了”。⑦时任汉口版《大公报》副刊主编的陈纪滢回忆:“《七月》的出版,的确给当时的中国文艺界增添了一股不小的冲击力量。”⑧

   1937年10月3日

   原文:关于刊物事,他要我找杨某,这真是出乎意外了。

   考订:“他”指董必武,《日记》中称“董胡子”或“董老”。“杨某”,日记整理者没有注释。实际上,“杨某”应是阳翰笙。日记整理稿中“杨翰笙”、“杨翰生”皆系“阳翰笙”之误,共计四处:1,“下午一时余赴青年会开纪念会,遇洪深、杨翰笙、邹荻帆”(1937年10月19日)。2,“十二时赴《大公报》张炽昌之宴,同席者有杨翰笙”(1937年10月23日)。3,“复田间,给曹禺、杨翰笙、李立、苏金伞”(1937年10月23日)。4,“七时到‘蜀珍’赴杨翰生之宴”(1938年1月15日)。这几处应是《胡风日记》手稿本原有笔误。

   “杨某”必与董必武熟稔,而胡风却不愿找他,想必是以前与之有过龃龉。彼时虽是抗战初期,但胡风肯定不会忘记鲁迅笔下的“四条汉子”,以及上海时期的各种往事。因此,当胡风为刊物(指《战火文艺》)出版之事找董必武帮忙时,董让他去找阳翰笙,胡风当然会发出“这真是出乎意外了”的感慨。阳翰笙是1937年9月从南京到汉口的,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周恩来领导下,组织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即是他实际推动促成的。与《日记》有关的是,1943年阳翰笙在《“文协”诞生之前》一文说:“请客的日子我已经记不起了,我只记得我请的客是两桌,到的朋友也有二十多位,在席间我把我的建议重新说明,又把过去若干时日来奔走的结果,简要的报告了一下,当时大家听了,都非常高兴,对于在抗战旗帜下,把各方面的作家,亲密地团结起来的必要性,也都发表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未了也就非正式的推出华林、平陵、蓬子、胡风、乃超、适夷……和我来进行筹备文协的工作。”⑨而据胡风晚年回忆:“大约在2月下旬,开始酝酿组织文艺界的抗日团体。记得最初是由阳翰笙请客时提出的。”

   1937年10月4日

   原文:张鸿飞来,谈话的结果是,杂志由他们代售,纸张由他们垫出云。

   考订:日记整理者注释“张鸿飞”,疑为上海杂志公司的职员。实际上,张鸿飞不是普通职员,而是张静庐的侄子,此时应是经理。因上海杂志公司在全国开了几家分店,张静庐本人成了总经理。上海杂志公司因上海沦陷,总部迁到了汉口。所以胡风会和张鸿飞接洽《七月》出版事宜。《七月》前六期由张静庐的上海联合书店出版,从第七期(1937年10月16日)开始,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到重庆时期则由华中图书公司出版。

   1937年10月7日

   原文:楼彭年来,知道他是四月前才出来的,为《木屑》,他用去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考订:楼彭年是何许人,《日记》没有注释。这其实涉及到胡风编辑《木屑文丛》的史实问题。日记说“用去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实际上是指楼彭年获致近两年牢狱之灾。楼彭年(1915-1941)又名楼明山,浙江余姚人⑩。1932年10月,韩振业、楼适夷、楼炜春等创办了天马书店,楼适夷负责编辑工作(11)。由于楼适夷的联系,书店得到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作家支持。1933年9月楼适夷突然被捕,书店出版节奏被打乱。楼彭年是书店创办人楼炜春的族人,因此到书店来任校对工作(12)。他在工作期间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8月被租界当局逮捕,被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3年,后于1937年4月左右出狱(13)。抗战后经楼适夷介绍,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并加入共产党,1941年牺牲。

   《木屑文丛》1935年4月20日出版,仅出一期。这应该算是胡风独立主编的一本文艺刊物。同年9月12日,鲁迅致胡风信:“《木屑》已算账,得钱十六元余,当于那时面交,残本只有三本了,望带二三十本来,我可以再交去发售。”1980年,胡风在《鲁迅书信注释——涉及我和与我有关的情况》中注解说,“《木屑》即《木屑文丛》。不记得是哪位盟员弄到一点钱,我就编了这个文丛”(14)。《木屑文丛》内有一出版说明:“有热心的朋友搜集了一些在公开刊物上通不过的或原来就不预备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又有热心的朋友从生活费里节省出了印刷费,这就是本刊的由来。”

   这位盟员不知何人。不过,在日记中,胡风认为楼彭年的被捕是与《木屑文丛》有关,所以很有可能楼彭年是曾经帮助胡风出版该刊之人。

   1937年10月9日

   原文:《大公报》编辑徐盈、陈企云(?)来。罗烽和陈都是要写文章的

   考订:《日记》注释陈企云疑为陈企霞。实际上,陈企云是指陈纪滢。上文已经提及,陈纪滢此时在汉口版《大公报》主编副刊《战线》,他来找胡风是约稿来的,所谓“都是要写文章的”。胡风此时可能并不熟悉陈纪滢的名号,所以才会在日记中陈的名字后面加一个问号。据陈纪滢回忆:“我第一次遇见胡风,是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大批作家自上海撤退到汉口。那时,我是《大公报》的副刊主编,与所有作家都有往来,胡风是其中之一。”(15)

   1937年10月11日

   原文:过江先到潘怡如处,李书渠已在等着。

考订:日记整理者注释:“李书渠”有误。“李书渠”确有其人,李伯刚(1901-1976)是其本名。他1920年11月和董必武等人创建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1927年武汉政权“七一五”分共之后,李书渠曾任国民党湖北省改组委员会青年部秘书等职。1932年后任湖北省建设厅工业股长、民政厅救济股长等职。李书渠1925年曾与钱亦石一起编过《武汉评论》,该刊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办,后停刊。胡风1927年8月应邓初民邀请,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任宣传干事,也编过两期机关刊物《武汉评论》。想必是胡风在大革命时期与李书渠就已经相识。1937年,李在武汉主持创办湖北省战时儿童保育院,兼任院长(16),与董必武也熟悉。根据李书渠的遗稿《自述》,潘怡如到武汉后就住在他家附近(17),(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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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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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文学史料》2018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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