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华文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86 次 更新时间:2006-11-21 00: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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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 (进入专栏)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引发了文化的不安感,主要体现为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人们感到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吃掉了,本民族、本地区失去了个性与身份。比如英语的地位日益强势,西洋节日对于民族节日的冲击等。

   全球化还带来了人文情怀的淡化。如共产党宣言所讲:“……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那种人力的野蛮使用,是以极端怠惰作为相应补充的。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就是说,迄今为止,许多牧歌式的人文情怀,是与农业经济、而且是与生产力与科技的不发达状态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例如人们对于月亮的吟咏和幻想,其实已被登月的实地考察所“杀死”了。再如陶渊明的吟咏农事的名作,也与现代的高效率的农业生产不搭界。我们可以吟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却不可以吟咏“敲键荧屏下,悠然新视窗”。陶渊明所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也不能改成“种豆温室里,转(基)因利润高”。

   全球化还促使消费型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多媒体文化蓬勃发展。文化的产业化与市场化,可能使精英文化与民族文化受到威胁。戏曲、民族器乐、民族舞蹈、诗歌以及西洋歌剧、交响乐等都显得寂寥。与此同时,关于歌星、关于的士高与霹雳舞、街舞,关于晚报文体、关于文化炒作、关于小女人散文、关于戏说型电视剧与电视小品、关于超级女声、关于营业性舞会与卡拉OK、关于动漫卡通,诸如此类的争论却不绝于耳。

   面对这些变化,我们的对策应该是:坦然面对并欢迎通俗的市场化的文化活动,积极发展文化产业。我们得承认文化的包容性、多样性与多层次性。主流(主旋律)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消费性文化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汇合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关键是要加强引导,努力提高通俗文化的品位;加强管理,树立规范,阻遏敌对与公害文化;支持和保护主流文化、传统文化与精英文化。在保护传统的同时支持新技术的文化化、人性化,以及新生活方式的文化化、人性化,即增加新手段新硬件的文化含量。同时,创造新的诗性体验与浪漫主义。比如发展科学幻想作品、电子乐器等。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阻挡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全球化的实质是生产力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需要与规律,我们可以正确地积极地抓住新局面下的机遇。鸦片战争后,我们承受了列强侵略与掠夺的痛苦,同时可以说是首次面对着全球化的压力,当时我们的应对是不成功的。不过我们独特的文化传统、文化自恃与文化爱国主义帮助我们顶住了完全沦为列强殖民地的压力。五四以后,我们第二次掀起了与全球对接的热潮,民主、科学、爱国主义,都澎湃热烈起来,尤其是我们从国外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如毛泽东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说明,引进与弘扬并非截然对立,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并非截然对立,面向世界与立足本国并非截然对立。取法先进外来并结合本国实际,有可能焕发一个古老文化的新生。

   现在的形势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第三次面对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我们的应对是更加成熟、务实与智慧了。我们完全可以清醒而深刻地揭示全球化的弊病与危险,选择趋利避害的方略。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之一,就是对于全球化的正确因应。

  

   兼容并蓄与弘扬发展

  

   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巨大涵盖面的、独特的、仍然生机勃勃的、活的文化,又是一个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时而被冷落忽视、时而被强调高扬的文化,还是当今世界强势文化的最重要的参照系统,但也可能成为其对立面。这是一个大国长期以来的主体文化,拥有极其众多的人口的认同与极其丰富的生活经验的支撑,有着极其悠久的辉煌记录与历遭困厄与严峻考验的艰难历程。它久经沧桑,遍布极大的地域,经验老到。它屡遭磨难,有着大难不死,死而复生,这边不亮那边亮的奇迹。

   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历经曲折。北方游牧民族的征战,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使中原文化面临过复杂的局势与挑战,同时也提供了不同民族、地域文化相互激荡并最终整合交融的宝贵机遇。晚清以降,中华传统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心危机。虽然屡有冲击,但并没能使中华文化死亡,而是使它获得了新的发展。这反映了它吸纳与妥协的强大韧性以及兼容并蓄但仍然万变不离其宗的能力。

   悠久的历史中,它从来不拒绝吸收外来的东西。比如北京话中的蒙语:萨其玛。满语:喔,咿,纳勒金德。阿拉伯语:罗汉儿,主麻,尼胎。近现代的外来语:沙发、坦克、棒(法语BON)。近现代以来引进外来文化更是迅疾,包括大量外来词语:民主,专政,自由,人权,体制,现代化,法制,法治……

   中国文化覆盖的面积广大,人口众多,使得其气势恢宏,包容了大量辩证的、走向不完全一致、和而不同的选择,它奋勇向前,披荆斩棘,同时始终为自身留下了多种选择的空间,它的适应性与自我调节能力比较强,发展变化的契机比较充分,从而生命力更加顽强。

   从历史上看,中华文化最重要的两次引进当属佛教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佛理的中国化,淡化了佛教的信仰主义特征,增加了中国式的智慧、机锋、含蓄与审美趣味。我们还可以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看中华文化,再从中华文化看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这是一个有待于我们共同努力做好的大文章,大题目。

   例如毛泽东讲: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祸兮福所依。这些都可以从中华文化中寻找到参照资源。邓小平讲韬光养晦,讲黑猫白猫,讲不争论(言者不辩),讲什么是社会主义(正名)……也是有深刻的中华文化底蕴的。江泽民讲执政之道,执政之德,讲爱国主义,讲和而不同;胡锦涛讲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八荣八耻……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的结合,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结合。

   事实上,我们的政治体制,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都是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兼容并包、和而不同与民本思想)与普世价值(和平、民主、人权、种族与民族平等等)相融合相激荡的产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的范畴,也是一个文化的范畴。我们理应加强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研究。

   中华文化深入人心,尤其是影响着千家万户的生活方式。任何擅动的企图都不可能成功。特别是汉字与饮食,已经深深植入了民族的“遗传基因”。积极传承与弘扬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有利于国家的凝聚和稳定,有利于政通人和,构建和谐社会。

  

   中华文化的自省与新生

  

   中华文化一直是非常自信,非常矜持的。近现代,由于积贫积弱,有识之士曾以十分痛切的方式进行了文化自省自责:悲观者如王国维等预感到中华文化的危机,选择了自杀;积极介绍欧美文化的严复,晚年却吸上了鸦片。激进者当时是振聋发聩。如鲁迅提出,不读中国书,贬低中医、旧戏等。陈独秀、胡适高喊“打倒孔家店”。吴稚晖、钱玄同主张把线装书丢到茅厕里。毛泽东在《贺新郎·读史》中写道:“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

   五四以来主张废除汉字的意见十分强大,我们还曾将拉丁化定为国策。如语言学家吕叔湘有言道:汉字加封建专制要变成拼音文字加民主。十年文革时期,鼓吹破四旧与批孔,把对于传统文化的自我批判发展到绝对荒谬的地步。八十年代又出现了全盘西化思潮,如改造人种论,被殖民救国论,引进总理论等。这些都是对传统文化不同程度的反省和否定。

   但现在,愈来愈多的人却认识到了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一方面是由于国运兴隆,增加了国人的文化自信与民族尊严,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坚定地走自己的路的文化性格与文化选择。同时,在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任务的当代,仁义道德温良恭俭让的某些合理性与积极意义也就显现出来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正确运用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有利于长治久安。

   从打倒孔家店到在全世界建立孔子学院,历史有了多么大的发展。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五四运动,也不能因此放弃对传统文化的不足以及固有弱点的批评。物质生产的迅猛发展,更凸显了国人文化素质有待提高,精神文明建设仍十分艰巨的事实,这个时候特别提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是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巨大促进,十分适时。

   国人已经基本上度过了晚清以来的文化信心危机。例如时间已经证明,中文汉字完全可以适应信息时代,汉字的电脑输入问题完全可以解决。而普世性的关于珍惜文化的多样性的共识,也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自己的特色与历史。当然我国也有相对偏激的读经热和反全球化、一味责备改革与市场经济的思潮,对于这类现象与问题,同样不能无视。

  

   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色

  

   中华文化是难以概括叙述的,说法也极多,诸如内河文明,黄河文化,楚文化,三星堆文化等。这里,我试图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作一个不全面的概括,叫做“且立一说”。

   首先,从汉字的构词途径及其综合表声、形、意的特点,可以看出中华式的从大到小、从根本到枝蔓的演绎式的思维方式。

   其次,以对本质本源的追求代替对人格神的崇拜。中国式的本质主义,实际上是一个以汉语汉字为基本,以周易为典籍,以感悟本质为特色,以信息综合为手段的终极追寻体系。譬如,“未知生,安知死”,“朝闻道夕死可矣”,从中既可领悟“道”的终极意义,亦可看出尚同的哲学根源。

   第三,以感悟式思维去逼近真理,取代形式逻辑的推理,取代数学计算与实证主义。其短处是不能成为科学技术的有力基础与保证,长处是具有包容性,弹性,诗性,空间感与趣味感。中国人向来重智慧而轻科学,重文气而轻逻辑,重言语的美善而轻其可操作性。例如,提出了像“天人合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不战而屈人之兵”,“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样一些天才的、至美至善的命题,但却缺乏论证、驳难与发掘、繁衍。又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一大段并不符合严格的形式逻辑,但很有影响。

第四,以道德约束及文化(礼)的约束与纵向的平衡取代权力及法律制衡。以德治国是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核心理想。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下惟有德者居之”,“立德立功立言,以德为首”等,提倡仁义礼智信。注重义务与秩序,具有世俗性与常识性。又如,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讲“三年不改父之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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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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