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中乐 黄宇骁:再论学术自由: 规范依据、消极权利与积极义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6 次 更新时间:2019-08-24 15: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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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中乐   黄宇骁  
那么,这一点是否存在比较法上的素材呢?

   在公民有遵守宪法的义务这一点上,德国宪法结构与我国宪法相似。根据德国《基本法》第18条的规定,若公民出于攻击自由民主之基本秩序的目的,而滥用表达自由、教学自由、集会自由、财产权等权利时,联邦宪法法院有权限制他的基本权利。众所周知,该条款是德国宪法理论上著名的“战斗民主制”(Streitbare Demokratie)[47]的体现。根据这一条款的规定,即使某种言论和行为处在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之内,也有可能会因为与宪法客观秩序不相符而受到限制。[48]这可以说是一种对基本权利的外在制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学术自由不仅与其他基本权利一样受到该条款的制约,《基本法》更是单独对其施加了额外的限制——这便是其第5条第3项(学术自由条款)的第二句话。它规定:“教学自由并不能免除对宪法的忠诚。”根据这项规定,教学活动比起其他学术活动更容易受到制约,其自由度可谓最为狭窄。

   对于具体应当如何理解德国《基本法》第5条第3项第二句话的规定,在战后的联邦德国引起了权威学者之间的争论。学说大致分为两派:第一种学说认为,《基本法》第5条第3项后段所谓忠诚规定仅仅是在强调教师必须在学术框架下从事教学活动,该规定并不禁止批判宪法的学术性教学,其目的在于禁止批判宪法的纯粹政治宣传和煽动。[49]第二种观点认为该规定有着独立意义,它直接禁止教师在课堂上进行反宪法的学术性教学,但这种禁止针对的是反宪法的价值判断,并不限制陈述事实。[50]

   从学理上分析,第一种观点并不可取。纯粹的政治性鼓吹本来就不属于学术的范畴,因而首先就可以通过对学术概念的界定从而将其剔除出学术自由的保护范围。如果忠诚规定仅仅是告诫教师们不要在课堂上从事非学术性教学,那么该规定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因此,第二种观点是妥当的解释。现代德国的实定宪法禁止教师在课堂上发表反宪法的价值判断或研究结论,但并不限制向学生提供各种角度的事实、素材和信息。

   回到我国法律制度中来看,德国学术自由与宪法遵守义务之间的关系值得借鉴。学术活动特别是教学活动应当与研究活动相区分。若法律给予教学活动以更多的限制应当被认为是合理的,并不违反我国的宪法规定。[51]不过反过来说,这种对权利的限制也应当仅限于教学活动,对于学者自身的科研活动则不应该有此限制。例如涉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西方右翼政治思想等与我国宪法精神不符的教学活动可以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对此开展的科研活动应当受到保障。从这一意义上说,《教师法》8条规定的教师政治思想方面的要求主要侧重于教学过程;《宪法》52条、第53条和第54条对基本权利所施加的限制则较适合被解释为主要是针对行为,即公民在行为上(包括教学行为)应当遵守宪法所规定的诸项义务。[52]因此,应当尽量减少对除教学以外的其他科研活动的外在制约,以繁荣基于真理认识的我国学术事业。

  

   三、作为积极权利的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不仅仅拥有消极权利性质,它同样对国家课予了积极作为的义务,要求国家扶持学术事业的发展,给予学者一定程度的精神和物质支持。这种作为积极权利的学术自由被我国《宪法》47条第二句话所确认,根据这一规定,国家有对从事学术事业的公民给予鼓励和帮助的义务。

   (一)法律意义和实现方法

   从《宪法》47条第二句话的表述上看,国家对学术事业的积极作为形式是“鼓励”和“帮助”。所谓鼓励,应当包含进行表彰、授予奖项、参与推广学术成果等方式;而帮助则意味着给予学者科研经费、提供仪器设备、创造良好的研究条件、维持后勤保障等。总之,国家作为公权力行使主体,应当尽可能发挥各种资源优势,为繁荣学术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此点应当没有疑问。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宪法为国家设定的这种积极义务在法学上应该怎样进行理解?对此,大致可以有三种思考方式。

   第一,这种积极义务规定没有法律上的意义,仅仅是一种政策目标或道德性义务。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例如有学者就指出宪法不是政治纲领,其关键在于实施,不应规定过多实施上有争议的积极权利。[53]但是这是立法论层面的讨论,从解释论的角度出发,既然我国宪法已经做了这样的规定,若认为积极权利仅仅是一种政治纲领,那就意味着宪法中存在无法律效力的规定。因此,这种观点在解释论上不可取。

   第二,这种积极义务规定是一种具体的法律权利,是公民对国家直接的请求权。这种观点也不可取,因为如果将第47条的第二句话作如此解释,就意味着在任意具体的个案中学者都可以援引该规定作为法律依据,直接要求国家对自己履行鼓励和帮助的积极义务。这显然并不现实。[54]

   第三种考虑方式是本文的立场,即这种积极权利规定有法律意义,但是它是一种抽象的权利。也就是说,第47条后一句话是国家的立法、行政指南,它要求国家在制定科研立法、从事教育行政时必须遵循这一精神。它对国家产生了两个层面的要求:

   首先,如果国家制定或作出了反对学术事业发展、削减科研经费投入、取消财政拨款等立法和行政行为,就与该项宪法规定发生了抵触。《宪法》47条的积极义务规定首先禁止的就是这种类型的国家行为。

   其次,即使国家履行鼓励、帮助学术事业的义务,也存在一个最低的限度问题,若不满足这一最低限度,属于违反宪法。然而,最低扶持标准受时代变化和财政状况的制约,什么程度的鼓励和帮助行为属于最低标准实在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由于我国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违宪审查制度,此点基本依赖于学说解释,至少学者在从事法学研究时可以针对国家的学术支持政策予以审视和检讨。在此,本文主张运用明显性标准。例如,某地方政府对下属高校教师制定的工资标准仅等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这样的行为符合明显性标准,有违反宪法规定的嫌疑。

   (二)间接性制约与平等原则

   国家对学术事业、科研人员的鼓励和帮助很容易引起公平性争议,不仅可能对学术自由产生间接性制约,也可能与《宪法》33条第2款规定的平等原则产生冲突。

   日本学界存在这样的争论。例如,宪法学者户波江二认为,现代社会背景下研究人员大多依赖国家下拨的研究经费从事学术研究,但如果国家对某类研究项目特别积极地给予经费保障,而对其他项目较少甚至不给予研究经费,那么不同研究人员之间产生的差别容易引起平等权问题,且国家的这种差别性待遇行为可能引起对学术自由的间接性制约。[55]

   我国的情况同样如此。国家每年会面向科研界提供各种各样的课题、项目和资助计划,这些课题项目往往伴随大量的经费支持。然而,评审结果不可能面面俱到,无法照顾到每一位科研人员和每一项学术研究。那么,国家的这种差别性奖励扶持政策是否对学术自由构成了间接性制约呢?

   首先,国家的差别性政策在宪法上有正当性依据。《宪法》47条第二句话规定,国家对“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换句话说,宪法给予了国家选择性的裁量权力,在所有学术研究活动中甄别出“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的项目,对其进行鼓励和支持。因此,这种做法在规范意义上并没有问题。此外,在事实层面上国家受到财政状况的制约,有选择性地优先支持对社会有用性高的学术项目也无可厚非。

   其次,研究经费的支持或不支持本质上并没有侵害作为消极权利的学术自由。因为消极的学术自由要求的是国家不干预、不介入,研究人员能自由地从事真理认识活动。无法获得国家层面的帮助不等于学术活动受到了公权力的侵害和干涉,所以这种差别性措施并不构成对基本权利的限制。

   最后,国家对学术项目的选择性支持本质上是一个是否违反平等原则的问题。对此可以进行分类讨论:第一,如果法律法规等抽象规范已经设定了项目评选和研究经费的支出标准,那么这是一个依法行政层面的问题,可以运用行政法上的平等原则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例如,明明同属法律规定的优先资助对象,行政机关却在评定过程中对其中的某个科研项目给予了差别待遇,那么这种行为就涉嫌违反了适用层面的平等原则,属行政裁量违法。第二,若将目光聚焦于法律法规本身设定的差别性规定,此时什么样的项目应当被优先资助虽属于国家的立法裁量权,但可以通过探究“该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是否合理”以及“具体的差别性规定是否与该立法目的相关联”这两个标准来判断差别性规定是否违反立法平等原则。[56]

   四、学术共同体的内部冲突与基本权利保护义务理论

   (一)现代社会学术共同体的内部冲突

   上文提到,有关学术自由的传统讨论普遍认为,对学术自由的侵害主要来自国家层面。也就是说,宪法之所以保障学术自由是为了防止公权力的不当干涉,在规范意义上要求政府的不作为——这不仅是作为消极权利的学术自由的基本内容,也是宪法上所有自由权的共通原理。为充分保障这种主要针对国家公权力的学术自由,传统学说发展出大学自治的理论,并且认为是学术自由的制度性保障。[57]从法制史的角度看,发源自德国的学术自由理念从一开始就是和大学自由(akademische Freiheit)结合在一起的,即作为一个整体的大学为免于国家的过度干预,因而强调大学自治。[58]如此看来,似乎只要防止公权力对大学的不当干预,就可以充分地保障学术自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现代社会背景下,学术研究状况发生了质的变化。例如,大学教育越来越普及化,大学的规模不断增大,社会(尤其是企业)对科研的需求日益增加,研究人员与社会的联系越发紧密。此外,现代科学本身越来越复杂化与规模化,很多学术研究项目并不能靠学者一人的“单打独斗”,需要依靠大规模的团队合作才能完成,因而学科内部之间、各学科之间、各大学之间的交流和联系不可或缺。

   从以上背景中可以发现,如果仍然将目光限定在过去重点关注的“公权力—学术共同体”二元对立结构上,实则是脱离现代学术世界现状的。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学术共同体的自身规模不断增大,内部交流联系日益频繁的背景下,我们是否应当更多地将目光转移到学术共同体的内部,去探究学术内部世界的自由保障问题呢?答案是肯定的。不难想象,学术共同体内部可能存在三种类型的冲突。

   第一,单一学科内部的冲突。在单一学科内部围绕某项学术研究,研究生、博士后、讲师、副教授、教授、行政领导等各类人员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纠纷。即使该学科作为整体的学术自由能够得到保障,也并不代表具体的每位学术成员个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

   第二,大学内部之间的冲突。大学内部各学科之间、学院与校行政部门之间、科研人员与校行政部门之间当然也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如果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缺乏合理性,大学自治反而会成为压制学术自由的借口。关于这种类型的冲突,我国学界一直以来也较为关注,有关大学组织的“去行政化”和大学内部的权利保障研究已较为丰富。[59]

   第三,跨越学校界别的研究者团体之间的冲突。现代学术世界已不再仅仅以学校为单位,更多的是跨越学校界别的学者团体。例如各种跨学校、跨地区的研究会、研究基地和学术会议,以及为攻克大型课题而组成的跨学校项目团队。此外,学术期刊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交流载体,也将全国所有同学科的科研人员结合在了一起。这些研究团体内部围绕知识产权、学术观点、学派利益、学术资源和学术成果分配等问题很容易产生纠纷。如何保障团体内部的学术自由同样是现实的需求。

(二)理论应对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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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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