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炎伟: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知识化”现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 次 更新时间:2019-08-24 15: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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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炎伟  
因此有研究者认为,《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将军吟》《芙蓉镇》《沉重的翅膀》等小说的获奖,是“‘文学场’与‘权力场’的合谋”的结果,并断言“应该说,这些‘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代表之作所建构的现实,是得到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机构和意识形态领导人的肯定的”(25)。这样的判断确实符合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但似乎消解了问题的微妙与复杂。我们知道,新时期初的文坛一直存在“伤痕”与反“伤痕”的力量纠缠,虽然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承认了“伤痕文学”的创作成绩和时代意义,但我们不能忽略会后意识形态对之屡屡做出的“引导”与“收缩”。比如,胡耀邦在1980年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文艺战线要“适应当前面临的情况,不能把重点放在揭露阴暗和丑恶的东西上”,要“在承认主流是好的前提下”,“把文艺引导到对全党全国的神圣使命起更积极的作用上来”(26);1981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和十年动乱的揭露性作品,几年来已经发表不少,这些作品总的说来是有益的”,“但发表过多,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这也是客观事实,希望他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27);周扬在1981年文艺部门党员领导骨干会议上也说,第四次文代会以来文艺工作“出现了不少问题和一些偏差,在创作上单纯地不适当地揭露社会阴暗面”(28)。种种情况表明,当时的主流文坛和国家领导层可以承认和接纳文学界的“伤痕”或“反思”,但不会主动去谋划、激励文学界如何表达“伤痕”或“反思”。毕竟,“伤痕”、“反思”太多,容易导致或扩大社会内部的裂痕,不利于凝聚全民力量投身于改革开放的大局。如此看来,“合谋”论和“肯定”论似乎并不完全吻合当时评奖的实际情况。

   由于史料具有某种“真实的光晕”,因而在史料面前研究者更容易形成“判断”的心理欲求,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史料研究者应有一双不为“真实的光晕”所蛊惑的眼睛,也要有一种体味、理解与包容异于自身认知结构的事物的胸襟。一位多年从事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学者曾由衷感叹: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最大的难度并不在付出更为艰苦的‘体力’劳动,而在需要有‘推己及人’的‘心力’”(29)。要对研究对象做到如此体察而不忙于判断,显然是有难度的,但这恰恰是史料研究可贵的品质所在。当然,对“判断”的警惕并不意味着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无需判断,只是这种判断需要节制,留有余地,且通常隐含在复杂史料的艺术性呈现之下。它们对读者也不构成为“知识”或“真理”,而只是作为一种“可能的事实”被他们接纳。

   怎样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才是“科学”、“理想”的范式,这是很难定义的,具体到每个研究者,情况可能都不一样。钱穆曾告诫弟子:“今之来者势须自学自导自寻蹊径,此虽艰巨,然将来果有成就,必与依墙附壁者不同。”(30)如此看来,治学的路径似乎并没有绝对的“理”,只存在一定的“法”,而这个“法”,也只存在于研究个体艰苦的“自学自导自寻”的学术实践之中,成熟于研究者日渐缜密、完善的学术思想之上。从这个角度说,所谓的学术范式实际上也难有普适性的“范”,“有的只是你怎么根据自己面对的问题,设想出一种能够贴着问题本身,且有一定隐含的理论张力和历史感的东西在后面支持它,用一种比较符合自己知识状态的表达方式去接近问题自身,并与它达到一种‘历史性’对话效果并用你‘自己的话’将其表达出来的问题”(31)。我们学习和接受某种“权威”的、热门的研究范式,也主要不是为了亦步亦趋或如法炮制,而是为了给自己的思想和研究提供一个参照。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可能是一种创造性的“学术”,而非早已被命定的“知识”。

   ①王琦:《在香港“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7月6日。

   ②毛泽东是在大会正式开幕后的第五天(7月6日)来到会场的,此前毛泽东“先有一电话,谓昨夜未眠,不来”,后来还是在傍晚七时许来到了会场。阿英:《第一次文代会日记》,《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

   ③叶圣陶1949年7月6日日记:“周恩来向文代代表作政治报告,一堂几满”,“余听其辞未毕,与乔峰振铎先出,至北京饭店,应董老与薄一波聂荣臻之招宴”,“七时席散。后知周之讲话凡历六小时”。《叶圣陶集》第二十二卷,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页。

   ④比如胡风只是“偶尔去看演出”,“大部分时间都在与老朋友聊天、喝酒”,不仅几乎每天与欧阳山、艾青等人“到王府井大街的东安市场附近小酒馆喝酒、闲谈到深夜”,而且“对当时的文艺界颇有微词”。张柠:《再造文学巴别塔1949-1966》,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⑤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编:《美好回忆盛世华章——庆祝中国文联成立60周年我与文联大型征文集粹》(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⑥胡风:《团结起来,更前进!》,《文艺报》1949年第9期。

   ⑦对照参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35~44页;王林:《第一次文代会期间日记》,《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4期;徐盈:《采访第一届全国文代会手记》(一),《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1期。

   ⑧刘芝明:《东北三年来文艺工作初步总结》,《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329页。

   ⑨徐盈:《采访第一届全国文代会手记》(二),《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2期。

   ⑩《全国文代会第五日毛主席莅会指导周副主席出席大会作详细指示》,《人民日报》1949年7月7日。

   (11)赖少其:《文代归来》,正风出版社1950年版,第13页。

   (12)吴永平:《胡风与第一次文代会》,《南方周末》2004年7月1日。

   (13)胡乔木:《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文艺报》1951年第五卷第4期。

   (14)[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15)见《文艺报》1951年第四卷第2期“作品批评”栏目的“编者按”。

   (16)谢波:《媒介与文艺形态——〈文艺报〉研究(1949-1966)》,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页。

   (17)参见拙文《“有意味的形式”——“十七年”文艺报刊中的“读者来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4期。

   (18)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V页。

   (19)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认同与分歧反思》,《文艺研究》2007年第5期。

   (20)洪子诚、杨宸:《“微弱的叙述”与“不确定”的力量——访文学史家洪子诚》,《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8期。

   (21)洪子诚曾多次发出类似呼吁:“对这一词语的使用,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也就是说,这一判断的出现,不是表示对这一时期文学研究的结束”,“特别是当它们正在演化为现成的套语时,对于这些词语的过度信赖,正在成为对现象缺乏更具体、更深入把握的征象”,“一旦这种描述为人们广泛接受和使用,又会反转来阻碍对文学状况和这种状况的生成过程的复杂性的进一步探究。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一点”。洪子诚:《当代文学的“一体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程光炜也指出,所谓的“历史化”,“其实仍然是那种非常‘个人化’的‘历史化’,存在着不可能被真正‘普遍推广’的学术性的限度”,“用别人的‘成果’来覆盖自己的‘历史想象’和‘文学处理’是非常不应该的,它只能招致一种‘无效’的劳动”。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文艺研究》2008年第4期。

   (22)[波兰]弗·兹纳涅茨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郏斌祥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23)钱理群:《“守正出新”——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对当下现代文学研究的启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9期。

   (24)[英]肖恩·霍默:《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孙斌、宗成河、孙大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25)范国英:《茅盾文学奖的文学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

   (26)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84~485页。

   (27)《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93页。

   (28)刘锡诚:《文坛旧事》,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29)吴秀明:《论当代文学研究的知识学养问题——基于文学史料的一种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6期。

   (30)钱穆:《致余英时书》,《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407页。

   (31)程光炜、杨庆祥:《文学、历史和方法》,《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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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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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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