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法律职业化的困境及其出路

——在曲靖师范学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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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  

  

  谢谢院长!每次我听到主人热情洋溢地介绍时,总觉得说的是一个死去了的人。(热烈的掌声)

  尊敬的陈书记、尊敬的张院长、尊敬的中级法院的杨院长、尊敬的师范学院的各位领导和法院的各位领导以及各位同学、各位法官、各位老师:

  大家好!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兴奋的时刻,能够来到曲靖。实际上我在二十多年前已经想着自己能够来曲靖一趟。为什么我二十多年前就想着来呢?因为我在读大学期间就特别喜欢一个书法作品,然后买了这种字帖,自己最心怡神往的就是练习这种书法作品的境界。怎么会有这样一种字体?这种字是如此的神奇!如此的多姿多彩!在四百多字的一座碑上,那样一种文字的风格,书法的风格,真的让人非常的神往,神往这副字,神往这座碑,也神往住在这座碑附近的人民。今天终于有机会到了曲靖,到曲靖师范学院来,在来之前,我们的张院长还特意陪我到这座碑去看了一下,因为当时人多,我不好跪下来,我觉得表示了自己多年一个未了的心愿,总觉得死也不怕!(笑)当然非常兴奋、非常高兴的还包括能到这儿来,跟在座的各位老师、各位法官、各位律师、各位朋友、各位同学做一点交流。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法律职业化的困境及其出路”,听起来有一点点的......为什么会说困境?在座的有不少法官和律师,我相信大家都是过去20多年间中国法治建设的目击证人,我们在观察中国的法治建设,我们不仅仅是证人,不仅仅是观察者,同时也是参与者。我想杨院长和各位法官这几年来都在不断地探索中国的司法改革,但是最近司法改革不知道怎么往下走。如何继续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我们看到整个社会对于法律制度,对于司法制度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但是我们的司法界是否能够有效地回应这样一种期望值,让人民感觉到法院能够给他们带来正义,律师能够给他们带来正义,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有一点点困难。前几年有一个民意调查,调查在中国人民心中哪个职业最值得他们信赖,调查结果表明法官这个职业的被信赖度看起来并不乐观,它的排位只是第六、七!最被信赖的职业不是法官,不是检查官,而是另外一个职业。你们知道在日本京都大学每年也会做一个调查,调查日本国民最信赖的职业是什么,回答最信赖商人的人群占3%左右,信赖政客的人占0.3%,但是信赖法官的人占到50%以上,他们依赖法官,他们认为在这个国家里面法官是他们最值得信赖的人群,法官的被信赖度历来是独占熬头的。我们国家的媒体也在不断地告诉我们法院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检查院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在做什么。你们知道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媒体如此活跃地报道法院所发生的种种,而且很多情况下报道的是负面的东西,也许在座的年龄小一点的同学不见的记得起过去《焦点访谈》比较清正的时期(现在《焦点访谈》都没法看了,他们自己都说你们别看《焦点访谈》),在它的鼎盛期曾经多次报道了法院出现的问题,比方说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的院长叫施喜鹏的,据说这个人很恶劣,他们去的时候,《焦点访谈》的人说:“我们不拍。”施院长中途出去和朋友喝了一顿酒,回来以后满脸通红,好象是喝醉了酒,看到记者来了,说:“行行行,你们可以采访,但不准拍啊,我们一块儿随便聊聊,我们不拍,谁也不知道咱们在聊什么。”实际上有偷拍的设施在拍,然后施院长看着中央电视台记者的记者证说:“你们这个东西可以当饭吃吗?”他不知道这个记者证不仅可以当饭吃,还可以当刀用!(笑声)施院长说:“我这个做院长的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大笑)其实这位院长说的也不错,的确法院在今天这个社会里边的权力是无所不在的,的确是上管天下管地的,比如说领空发生了纠纷,国际法院进行调解,当然是管天;房地产纠纷,管地;化工厂污染了我们的空气,当事人被起诉的时候,法院要受理,要管空气。所以施院长说得一点也没错,只不过他那个神态让人觉得不能忍受,又喝多了酒,他说话那个表情,那个样式,对记者藐视的神态,让人觉得不能接受,于是三级法院什么纪律工作组对施院长进行了处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听说施院长被免去了院长职务。山东省另一个中级人民法院——枣庄市人民法院有一个执行庭庭长,喝醉酒以后把一个不会游泳的孩子仍进池塘里边活活地淹死了。

  我们不要老说山东,我们说说山西。(笑)山西省绛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姚晓红被群众称为“三盲”院长—法盲、文盲、流氓!(笑)他没有学过一天法律,最后竟然平步青云地成了这个法院的副院长!我曾经看到过一篇由他署名的文章,我发现他连自己的名字都没写对,竟然写出错别字来!这样的人能当院长,让我们感到震惊!

  广西省博白县人民法院行刑庭庭长周月当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居然说其实法律是很松散的!一个法官,尤其是一个行刑法官,竟然说我们的法律是很松散的!他为什么会这样说?我猜测他可能是一直在说方言,不大说普通话,但是看到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来了,他要说说普通话,给全国人民说几句话。你们知道一个人突然说普通话,他把握字词的含义会比较麻烦。我们的袁院长是研究语言学的,在这方面我呆会儿向您请教一下。这个人老说一种方言,突然说普通话,他有的字眼会把握不好。比如说我要说的话(因为我老说普通话)就比较容易,我会说:“出现了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感到很痛心,但是你们知道法律也是人制定的,在立法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预料不到的缺陷和漏洞,本案就存在这个问题。一个人从被判刑到被送进监狱里边,由于衔接方面的缺陷造成了某些失误。我们也想把工作做好,我这样说绝不意味着我们没有责任,我们的确在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是我希望你们也好,广大观众也好,都能知道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感到最痛心。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的作风,纠正我们在工作上的一些缺陷(不要说是错误,有缺陷可能是很轻的,说错误就有点严重了)”。这样说就没问题,大家都会理解,但是他居然会说法律很松散!这一“松散”就麻烦了,一个礼拜之后,《焦点访谈》又一次报道了中院庭长的事情,兴奋地告诉我们该中院领导已经被发配到一个水库去当看管了。

  在这个时代,大众传媒不断地报道着有关法院、检查院、律师的事情,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国民、我们的社会对于法律的一种期盼。你们知道在毛泽东时代,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法治,但是今天我们要建设一个法治的社会,我们明确地知道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是“市长经济”,市场经济要求我们的行政权力逐渐地、彻底地退出经济建设过程。市场经济就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相互竞争,大家自由贸易,这样才叫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由什么力量来做调整?在市场交易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矛盾和冲突,需要有一种公正的权力来调节种种纠纷和矛盾,这样一种权力,看起来只有法院才能来行使,也应该由法院来行使。在座的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法官朋友们,你们会记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国家法院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是很少的甚至没有。我记得1982年我在法院实习的时候,法院的业务只有两项:一项是解决刑事犯罪方面的问题,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安全,一项是解决民事方面的问题,比如处理离婚纠纷,婚姻纠纷是民事案件里面最常见的纠纷。那时候企业间的纠纷不用法院去解决,找政府来解决就可以了,如果按照严格的计划经济逻辑来说的话,企业之间也谈不上会有什么纠纷,因为国家已经下达了计划指标,你生产就可以了,价格问题、原材料问题都不需要你去解决,所以在那个时代,我们的法院与经济保持着一个较远的距离,但是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法院大规模地进入经济生活领域。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那么法制经济是由谁来调整的呢?是法院。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民与政府之间的纠纷需要诉诸法院来加以解决,我们国家制定了《行政诉讼法》,我们的法院设立了行政庭,行政庭受理的案件就是所谓的“民告官”案件。当老百姓对政府不满的时候,他们有权力到法院去起诉政府,政府也必须到法庭去应诉。现在我们法院的地位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高,因为它的权力越来越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体制上、在人的安置方面存在的缺陷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去很好地回应人民的需求,没有办法把正义送到每一个家庭,于是导致了人民的失望。你现在去湖南会发现湖南许多出租车上都挂着毛主席的像,当然这不仅仅因为毛主席是他们湖南老乡,湖南人怀念他们心中的英雄,更重要的是不少人感觉到这个时代对贪官污吏、对其它种种不公正的社会问题,似乎没有一个像毛主席那样强有力的人物来制裁他,这种情况让我们老百姓感到非常地无奈,于是不少人开始怀念(毛主席的)人品,怀念伟大领袖对我们的统治。在毛主席的时代谁敢贪污?好家伙,一发动运动把他们全打倒了!很多老百姓希望把现在的贪官全部打倒,那该有多好!你们知道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被发动起来不仅仅由于林彪和“四人帮”等一小撮坏人的阴谋,更与60年代开始的官僚主义逐渐严重有关,老百姓对官员的不满情绪加剧有关。

  我们这个时代,法院应如何去回应人民对公正的需求,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司法改革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比方说曲靖中院的法官在审判的时候都要穿上一身法袍。我在1995年写文章时倡导我们的法官在审案的时候穿上一身袍子,我觉得我们法官以前的制服特别怪,怎么穿这么一身军警式制服?你说他是吧,又缺少一个武装带把手枪放里面,这反映了我国法官在第一次换服装时,他们在人民心中的角色是什么。正如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要进行专业教育,说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刀把,党指到哪儿你就砍到哪儿,你就是一个工具。我们想象的法院角色就是镇压敌人保护人民的工具时,法官的服饰就会成为这样一种模式,一种军警式制服,那么这样一种制服有什么特点呢?第一,它带有一种明显的等级制度的标志,因为军队或警察,有军衔或警衔,并要打在制服上。你们知道,军队和警察不管是上战场还是出现场,都有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他们要知道谁是自己的领导,该服从谁的指挥,而这样的要求注定不可能仅靠认识长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否则的话,长官说:“准备冲锋!”下边就会有人问:“你是谁呀?”(笑)那仗就没法打了,所以他们的级别必须要外显出来,而不是去认人。比如在朝鲜战场上,你看到有一辆美军的吉普车开过来,从上面跳下一个身材魁梧的军人,他的钢盔上打着五颗白色的五角星,你就知道是麦克阿瑟将军来了,你必须听他的命令。警察在出现场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危险的时刻,在这个时候就需要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胜利显得非常重要。但是法官这个职业能这样吗?需不需要院长四颗星,副院长三颗星,庭长两颗,其他一般法官没星?我觉得这样做是没有必要的,大盖帽、大沿帽、制服特别适合野外作业的职业,为什么要戴大盖帽?因为军人戴上大盖帽显得很威武,很漂亮,那是我们一种特定的审美观念,也很实用,军人在打仗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天气情况,比如会遇到下雨或者下雪等天气,军人一定要保证自己眼睛明亮,不能说下雨了这仗就不打了,那样会贻误战机,此时大盖帽的作用就像打在自己头上的一把小伞。为什么俄国军人的帽子盖更大?因为他们那儿雪下得更大。(笑声)那我们的法官需不需要野外作业呢?过去很需要,比如说“马背上的法庭”,“山间铃响院长来”,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更倾向于让我们的法官坐堂问案,不要施行“马锡五审判方式”,不学法律的同学可能不知道这个东西。有一次考法学硕士,有一个名词解释叫做“马锡五审判方式”,结果有一个最奇特的回答是明朝有一个叫马锡的人发明的五种审判方式。(笑)马锡五发明了一种司法方式,他认为法官判案不要拘泥于形式,要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用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让他们能够理解你的话,无论在柳树下,小河边,炕头上,随时随地都可以审理案件。这样一种审判方式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越来越要求一个法官只在法庭上坐堂问案,而且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你不需要到街上去,到地方去,到田间地头去,要按照法律的程序来进行,这是司法职业化、法律职业化的要求。所以我们法官的服饰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的法袍很难看,设计得不好,像个大衣,还有个大领子。西方的法官穿得袍子很薄,披在身上就行了,里面领带都没露出来,我们的法袍却是紧紧地扣着的,据说这是出于保暖的需要,法袍的设计者是一个东北人!(大笑)领子上有一块红色的东西,像肠子被拽出来一样。四个纽扣分别代表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忠于事实。你们看,法律竟然被排在第三。服饰变了,现在又有了法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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