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希哲 胡湛: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9 次 更新时间:2019-08-21 00: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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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希哲   胡湛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的家庭制度始终保持巨大的内在稳定性,许多研究也认为家庭不可能迅速发生巨变。但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深刻的社会经济变迁重新刻画了中国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形貌,国家政府更通过人口与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直接参与了家庭活动,成为家庭变迁的巨大推力。中国的家庭变迁与快速的人口转变相同步,并深深内嵌于社会转型的进程之中。然而,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赋予家庭重要的福利与保障职责的同时,对家庭的支持却非常有限,家庭在公共政策领域中甚至是一个较少被提及的概念。

  

   从某种意义上讲,家庭是最具中国特性的本源型传统,它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的历史起点和给定条件,更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并强调了国家发展与家庭建设的辩证关系,将家庭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由此本文基于对“传统”中国家庭的再认识,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家庭变迁和家庭政策变化的主要特征,进而反思学界对中国家庭变迁模式的简单归纳,指出家庭建设面临的制度缺失问题及博弈困境,并尝试提出相应对策。


对“传统”中国家庭的再认识

  

   尽管大家庭曾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主流家庭形态,但大量的历史数据已对其证伪。早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出于军事考量即提倡早婚以增加出生人口,并开始关注核心家庭与生育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不同于欧洲传统的长子继承制,诸子均分家产制度在中国从战国之后便被一贯推行。商鞅变法时更采取“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的政策,以此强制父子、兄弟分家建立小家庭。秦统一后直至明清,中国家庭历经“汉型家庭—唐型家庭—宋型家庭”的模式变迁。尽管在魏晋南北朝短暂出现过少数“千人共籍”、“百室合户”的特大型家庭,宗族伦理与基层治理需求也使得三代及三代以上直系家庭长期占据一定比例,但由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户却一直是民间的主要家庭形态之一。不仅如此,由于存在户等制度和按户抽丁税等政策设计,百姓虚假分家或合户以避徭役税赋的做法一直难以杜绝,政府推行按户分田、按土地征税(如“计田出夫”、“摊丁入亩”)等政策更进一步促进了民间分家立户。有研究表明,最晚至18世纪中后期,中国核心家庭户所占比例已超过50%。这说明古代中国的法规制度既有维系大家庭的一面,也有促其分居立户的一面,但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户口籍账中登记的人口变动上,民众主要还是按照实际生活需求组建家庭。

  

   近代以后,小家庭主流化的趋势更加显著,随着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城镇发展及社会变动,核心家庭户和5人及以内的主干家庭成为家庭户类型的主流形态。与此同时,当时的一些社会理论家还认为中国传统家庭观念和大家庭模式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大障碍,西方核心家庭被视为现代家庭的理想形式,家庭改革进而与“强国梦”紧密相连,这些文化因素无疑对当时的家庭模式产生了一定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引发大量农村家庭分家立户,中国家庭户数量激增、规模锐减。此后,高生育率和不断下降的死亡率使得家庭规模略有增大,直至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生育率变化,家庭规模开始持续快速缩小。这一时期一系列以集体主义为主导的社会变革将个人从家庭中抽离,嵌入城市单位/社区或农村人民公社,进一步弱化了原先家庭承担的诸多功能。即便如此,由于受到国家实际福利支付能力等的限制,在新中国成立的前30多年间,个体的生存与生活依然受制于家庭,“家庭”被规定为个体难以脱离的消费共同体与福利共同体,“家庭”与“单位”或“公社”共同成为国家生活资源配置制度与个体生活需求之间的中介,有学者称之为“福利家庭化”。

  

   不难看出,由于历史条件和制度环境的不同,中国“传统”家庭的边界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但其内核仍体现出某种一致性。其一,大家庭从来都不是中国家庭的主要类型,小家庭(主要是核心家庭户和5人及以内的主干家庭)居多的情况在中国历史早期就已出现,并非近现代骤现。其二,有相当多的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文化传播和国家对社会的改造是促进家庭变迁的三大机制,中国的情况亦印证了这种论断,但国家改造在近现代中国家庭变迁中的作用更为显著。此外,从中国历史早期起,政府所主导的人口变动便反复与家庭变迁互嵌,并直接影响了分家立户的可能性和不同家庭类型的比重。其三,中国家庭在历史中常被工具化,国家对其的改造亦由此时有自相矛盾处。这一传统具有较大的惯性,国家政府往往会出于治理需求而对家庭实施工具性操作,并成为家庭变迁的巨大推力。


改革开放后的家庭政策与家庭户变动

  

   改革开放后,快速的人口转变与剧烈的社会变迁持续影响着中国家庭发展。一方面,人们经常有一种误解,即我国的人口政策中已蕴涵了家庭政策。事实上,尽管人口政策与家庭政策经常在某些领域同时发生,但它们之间更多体现为一种互补而非包含关系。我国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及项目,其本质是通过调节家庭生育来达到有效控制人口规模增长的目的,计划生育还催生了大量独生子女家庭,加速并加剧了中国家庭的小型化,这一进程更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人口流动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而进一步提速。

  

   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单位制和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项目日益成为城乡居民日常生活的必需,政府似乎成为最大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提供者,而大多数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均以个人为基础并大都以就业为其准入门槛,在家庭成员间亦不得转移。家庭福利很长时期仍主要表现为补缺模式,即将重点放在问题家庭与失去家庭依托的边缘弱势群体,如城市的“三无对象”和农村的“五保户”等。社会成员必须首先依靠家庭来保障其生存与发展需求,政府只有在家庭出现大范围的危机或困难时才会以应急的方式进行干预。

  

   近年来,政府对家庭功能的强调与日俱增,“减轻国家负担、增加家庭和个人责任’’逐渐成为多支柱社会保障体系的主导思想,地方政府也习惯性地将社会福利打包给家庭,相关压力和矛盾也顺带被一并转移,这在各种有关城市住房政策、普及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制度安排中都有着明显体现。家庭在重新变得重要的同时,也被迫消化了大量社会转型的成本,其规模、结构和稳定性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实际的政策实施中,却不仅缺少对非问题家庭普遍而形式多样的支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家庭变迁导致家庭脆弱性增强的事实,忽视了家庭在养老、抚幼等方面的经济与社会成本。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意味着拥有家庭的人反而得不到政策的直接支持。

  

   家庭的种种变迁日益成为摆在学术研究者和政策实践者面前的重要议题,但对其进行面面俱到的深度解读却又极其困难。一方面,不同国家或民族语言中“家庭”的内涵与外延不尽相同,费孝通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指出,英文中的“family”完全不同于中文的“家”,为此他还提出用“extended family”(扩展家庭)作为“家”的译法,家庭对中国人的意义不仅在于夫妻之间,更在于亲子及代际之间。另一方面,家庭研究缺乏量化资料,尽管家庭关系立足于姻缘血缘,但在空间上却可能是割裂的,研究对象的不易确定造成了数据资料的不易获取。从实用角度出发,“家庭户”(household)在很大程度上被作为家庭的代表或近似指标。

  

   无疑,我国的人口普查为家庭户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本文亦由此结合1982~2010年历次普查数据,分析我国当代家庭户变动的主要趋势。从这些普查资料来看,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家庭户变动体现出诸多新情况、新特征,尤其以下三个方面是家庭政策研究所不可回避的主题:


家庭规模小型化与结构简化

  

   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口迁移流动加剧等因素的多重作用下,我国家庭户户数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人口增幅,家庭户规模在近30年来呈现出不断小型化的趋势。1982年“三普”时5人及以上家庭户比重仍近半,但1990年以来1~3人户的比重快速上升,至2010年已达65%。这使得2010年我国家庭户平均规模仅为3.09人,比1982年少了1.32人,减幅逾三成,而这一阶段的家庭户户数增幅则近一倍。此外,家庭户规模的缩减趋势在城市和农村趋同,且收缩都比较迅速,曾经在农村常见的大家庭正在快速消失。

  

   在此背景下,一代户和二代户是当代我国家庭户的主体。但随着二代户比重持续下降、一代户比重大幅提升,我国家庭户结构正进一步趋于简化,家庭户内的代数趋减。就具体结构类型来说,尽管核心家庭户仍是中国家庭的主要形式,但随着单身户的大量增加和多代扩展家庭长期维持较大比重,我国家庭户结构的基本格局已从1982~2000年间的“核心户为主、扩展户居次、单身户补充”转变为2000~2010年的“核心户为主、单身户与扩展户居次”。

  

   需要指出,我国各类核心家庭户的总体比重在1990~2010年间降幅明显。从历次普查资料来看,一代夫妇核心家庭户和二代标准核心家庭户分别是升幅最大和降幅最大的家庭类型。2010年夫妇核心家庭户占全部家庭户的比例增至18.5%,而二代核心家庭户的比重则锐减为39.8%。“五普”以来二代核心家庭户数量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单人户和夫妇核心家庭户的大量增加所致。这些都充分表明在中国人口转变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随着低生育率的持续和城市化的推进,以及住房条件的改善和家庭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大家庭“裂变”为小家庭。

  

   尽管核心家庭户一直是中国家庭的主要形态,但扩展家庭户仍占较大比重,尤其是其中的三代家庭户是我国维系得最稳定的家庭类型,1982~2010年一直保持在16.4%—16.7%之间。然而,今天的三代家庭户与传统的三代家庭户存在本质区别,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共居而不共财”,(23)这也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家庭模式与功能的变迁。


家庭老龄化与居住模式变化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常态。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家庭“老龄化”的现象也在不断加剧,主要表现为有老年人的家庭比重上升和家庭中老年人口比重增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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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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