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希哲 胡湛: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8 次 更新时间:2019-08-21 00: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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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希哲   胡湛  
以整体性治理的理念协调政府各部门、城乡各地区以及各行动主体的资源,统筹不同社会系统的作用,以设计与家庭政策完善、生育政策调整相匹配的公共资源配置方案。具体到家庭政策领域,政府不仅要以家庭的视角来审视、制订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还必须充分考虑和评估其对家庭所产生的影响。而注重家庭政策与其他政策安排之间的协调,减少政策制约并避免政策冲突,无疑也是提高家庭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条件之一。

  

   近年来,我国在整合资源、以家庭为对象进行的改革方面已经有一些成功的试点,但还有大量的以家庭为单位的优惠或补偿性政策可以研究和推行。例如:尝试以家庭户为单位的税收优惠措施,尤其要将有养老或育儿需求家庭的经济成本考虑在内;尝试将家庭规模与结构作为公用消费品(水、电、燃料等)价格和住房政策的制定依据之一,尤其给予承担养老或育儿责任的家庭更多优惠;尝试在社会保险及医疗保险政策中考虑家庭需求,允许部分保险在家庭成员(主要是配偶)之间适度转移,并向老年家庭(如考虑亲子转移)倾斜;论证将家庭成员所承担的某些长期家庭服务(如失能老年人的长期看护等)纳入社会保险范畴的可行性等。

  

   需要指出,尽管一些发达国家的家庭政策改革开始倾向于从对家庭整体提供支持转为以具体家庭成员为对象,如:英国因单亲家庭和儿童贫困而聚焦儿童福利改革、日本因严重老龄化而侧重对老年人的支持、新加坡为提高生育率而致力于帮助女性平衡工作与家庭等,但这些改革都是在其家庭政策体系早已将家庭整体作为必不可少的政策考量维度的基础上开展的,我国的家庭政策重构无疑需要先迈出第一步。

  

   明确主体边界,鼓励和支持家庭承担应有的责任

  

   在传统文化的作用下,中国人往往甘于承担家庭责任。即便在家庭传统能力已遭削弱的今天,城市核心家庭中的年轻夫妇大多仍认为“赡养双方的老年父母是子女无法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因此,政府可顺势而为,着力提升家庭延续传统功能的能力,并使我国家庭在社会建设和文化传承等长期发展战略中成为主体。事实上,任何家庭功能的实现都需要家庭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家庭政策不仅要给予现代家庭有效的制度性支持,更应进一步引导全社会形成一种共识,即“缺少家庭责任的社会政策是残缺的政策,既不能使人们获得完整的福利,还会造成社会的过重负担”,并由此形成政策性概念。以养老为例:(1)目前政府与家庭/个人在养老问题上的责任边界混淆,两者的责任关系经常被理解为“此消彼长”,让人误以为政府在转嫁负担。必须尽快转变观念和引导方式,强调政府与家庭在养老中的合作关系。(2)赡养老人对任何家庭来说都需要动用很多资源,资源的短缺是影响家庭发挥功能的重要因素,但政府却并未从政策(例如税收)上对这一成本予以承认。政府应对承担养老责任的家庭进行鼓励和帮助,并构建一个政府、市场、社区和社会组织都有责任、动力和行动来帮助家庭承担应有责任的制度框架。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家庭少子化、老龄化的趋势下强化家庭责任,并不只是简单地将国家或社会应当承担的责任转嫁给家庭,而是要明确主体边界,扩展或延续家庭的功能,在政府、市场、社区等与家庭合作的框架下,统筹这些不同社会系统的作用。换一个角度来讲,国家与家庭对个体的福利支持本就属于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层面,他们之间不存在简单的替代关系。

  

   帮助个体实现工作—家庭平衡,促进性别和年龄平等

  

   家庭的很多需求具有阶段性和偶然性,常与家庭成员的工作要求发生矛盾,这些矛盾不仅使家庭功能弱化,还会降低工作效率。政府应致力于营造一种支持个体承担家庭责任的环境,以有效降低就业者承担家庭责任的成本。例如:政府可鼓励或要求企业制定有利于职工承担家庭责任的工作制度,如特定时期的弹性工作时间和灵活假期安排、针对作为父母的职工的劳动保护等,并进一步引导全社会形成一种共识,即“企业应当有效承担社会责任,而帮助职工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之一”。政府对于承担责任的企业还应予以相应的政策倾斜或补偿。

  

   不仅如此,家庭政策发展的现状还与性别和年龄平等的整体水平密切相关。西方男女平权运动所催生的一系列家庭政策就对西方传统的“夫系家庭模式”(patriarchical model of family)产生了很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制定了一系列促进男女平权的法律和政策,为性别平等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性保障,主要体现在女性权益保护(如婚姻自由权、男女同工同酬、男女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政治权利等)和促进女性就业等方面。但由于现有的社会政策体系并未将家庭作为政策客体,致使许多本应归入家庭政策范畴的政策却难以为家庭中的女性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例如对于职业女性的保护,并未针对作为母亲(尤其是0~6岁儿童的母亲)的女性群体进行专门的政策设计。政府目前几乎没有针对0~3岁幼儿的公共服务,托幼机构的减少又使3~6岁儿童入园率不断降低,对幼儿的照料负担已成为城市女性不愿生育二孩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后续的家庭政策设计无疑应纳入更多的性别平等视角,不仅关注对家庭中女性成员的支持,更要关注所有有家庭责任的男女两性成员。

  

   此外,家庭政策缺位所衍生的工作—家庭失衡等问题还影响到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的利益平衡。例如有调查表明,“儿童照护服务”和“老年居家陪护服务”的供需失衡是目前城市家庭面临的主要困境,尤其是大多数中青年夫妇都不得不依靠老年父母帮助养育孩子。这不仅凸显家庭服务的缺位,还极大制约了老年人力资本有效开发,成为老年人社会经济参与的障碍,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推行“推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困难。换句话说,很多中青年夫妇正因家庭服务的缺位而不得不以牺牲自己老年父母的发展机会为代价来换取所谓的“工作—家庭平衡”,家庭政策必须正视这些问题。政府应着力扶持和规范家庭服务业,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及操作的有效性,增进家庭政策与其他社会政策的合作,消除市场和体制的缺陷以及社会排斥,为建设“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扫除障碍,以使不同年龄的人们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社会发展过程、分享社会发展成果"。

  

   支持现代家庭可持续发展,避免贫困的代际传递

  

   政府应在经济上支持家庭,尤其要为承担养老或育儿责任的家庭提供直接援助,这样做有以下优点:(1)有养老或育儿需求的中低收入家庭面临较大脆弱性,且总量较大。如果这一群体均能得到一定资助,则需要救助的家庭数量可能会大幅下降;(2)避免制度的内在不平等导致中低收入家庭无法从再分配系统中公平获利,这也是社会贫困现象的根源之一;(3)操作简单,避免“家计审查”的困扰以及“政策瞄偏”等情况;(4)数量庞大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到了兼具养老和育儿需求的阶段,政府理应为这一群体提供支持,同时还可消除更多的伦理诟病。虽然政府一直有一些针对孕产保健、育儿等方面的政策与项目,却仍未从更高的层次上去考虑各类独生子女家庭的负担与风险(主要是养老),亟须制定新的政策项目对此进行补充。特别对于失独家庭,应尽快推出相应的税收优惠或现金补助计划。

  

   此外,政府还应针对低收入家庭进行发展型投资,并增强与扶贫政策的互动。低收入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薄弱,任何微小的经济冲击甚至家庭突发事件都有可能使其陷入贫困。近年来,脱贫人口返贫率高一直是中国反贫困战略中一个显著难题,有些地方甚至出现较为严重的贫困代际传递现象。这说明现有的反贫困措施对于相当一部分贫困家庭来说还没有增加他们抵抗风险的经济或物质能力,而只是将其收入拉高到贫困线以上。因此,针对低收入家庭的家庭政策项目应有效增强与扶贫政策的互动,家庭是中国人最有力也是最后一张保护网,做好贫困家庭的“托底”工作与社会稳定息息相关。

  

   毫无疑问,增进对这些家庭的教育投资、提高其人力和社会资本含量是增强这些家庭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由之路。但针对贫困地区的贫困家庭,还应着力推行“反贫困文化”项目,以避免贫困地区对贫困的习以为常以及由此传递给孩子一种适应贫困的亚文化。尤其在贫困农村地区,应特别关注留守儿童的生存与教育问题,如推行针对贫困家庭孩子的贷款计划,或直接提供免费的学前保育服务以提高其入学准备水平等,这将关系到无数家庭的未来。

  

   总的来说,家庭政策的制定与推行绝非一劳永逸,它不仅反映政府对当前家庭需求的理解,而且受当时社会客观条件的影响而变化。中国家庭有着极大的韧性与适应性,在其独特的变迁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并未对立,更不是单一从“传统”转向“现代”的线性过程。当前的家庭政策理应引导两者进一步相互融合、相互补充。但制度和政策的缺位与矛盾使得中国家庭仍不得不依靠传统的诸多惯性而承担大量的溢出责任,国家对家庭的诸多工具化操作更使得这一模式举步维艰。就家庭政策体系整体而言,中国目前尚无合适的他国经验可资借鉴,我们只有筚路蓝缕,尊重传统并超越传统,在变化的家庭和社会体制中,创造出新社会体系中的新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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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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