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希哲 胡湛: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4 次 更新时间:2019-08-21 00: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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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希哲   胡湛  

   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近代家庭核心化的一个重要制度基础是其相对完善的福利与保障体系,这些制度安排保证了核心家庭中的个体可以不依赖于扩大的家庭亲属网或其他人便能够生活,并对个体的生老病死都有比较完整的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和福利制度建立在核心家庭的基础之上。但在中国,以单位和农村公社为主体提供的福利保障在改革开放之后转化为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目前面向家庭的福利政策主要表现为补缺模式,即将重点放在了问题家庭与失去家庭依托的边缘弱势群体。在此背景下,核心家庭很多功能的完成必须依赖其亲属网络,尤其体现在养老和抚幼等方面。复旦大学2013年开展的以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人群为对象的长三角地区社会变迁调查(FYRST)表明,这些年轻夫妇中至少有半数以上需要父母帮助照料孩子,甚至“父母能否帮助带孩子”已成为影响年轻夫妇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2007年的《中国社会蓝皮书》显示,“家庭”和“家族、宗族”在人们碰到生活困难时可能去寻求并获得帮助的14种渠道中名列第一和第二,核心家庭仍不得不从其亲属网络中获取源源不断的支持,其家庭功能的完成呈现网络化特征,也有学者使用“家庭网”、“网络家庭”、“亲属圈家庭”和“核心家庭网络化”等概念对此进行概括。

  

   这种家庭功能的“网络化"与中国传统的家族和亲属网络有着本质区别。首先,尽管两者都基于亲属关系,但中国传统家族和亲属网络蕴含大量伦理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主宰个体及其核心家庭,而当代以实用主义为导向的家庭网络则以核心家庭为主要的独立经济和决策单位,网络连接方式松散且没有特定规范。其次,与传统家族和亲属网络不同,当代核心家庭功能网络的形成逻辑较单一,即以“互助互惠”的工具性诉求为主,类似于莫斯所描绘的“馈赠—回礼行为”。再次,判别网络中亲属关系远近的标准发生变化,传统按血缘姻缘展开的差序格局逐步被以经济因素为核心的理性原则所替代。此外,与传统的扩大的亲属网络不同,当代核心家庭的功能网络较多以亲子关系为核心,血缘和姻缘并重,主要以核心家庭中的夫妇与其双方父母家庭的互动为主,这在城市中尤为突出,并集中体现在养老抚幼和结婚买房等方面。

  

   还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未来中国家庭的抚养压力将不断增大。以养老为例,尽管相当多的老年人并不与子女同住,但仍直接或间接地从子女处获得经济支持和日常生活照料服务。中国家庭的很多养老资源本就是通过生育资源转化,对于老人来说,“花儿女的钱”和“花国家的钱"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通过家庭成员获得情感和心理上的满足更是任何专业的社会服务都无法取代的。但问题在于,在制度长期缺位的情况下,中国当代家庭和家庭网络在承担养老责任面前已举步维艰。

  

   不难看出,中国的家庭变迁远比西方复杂,并呈现更为多元的模式和路径。在中国,“传统”和“现代”并不像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相互对立,而是相互磨合甚至相互补充。中国的家庭尽管在变小,却并不意味着“核心化”;夫妇和夫妇—子女户尽管已成主流,却有其“形”而欠其“实”,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核心化”,其功能的完成仍需要亲属网络的参与。这种“形式核心化”和“功能网络化”现象表现出当前中国家庭形式与功能某种程度的脱嵌,它固然源于人口、家庭、社会多重变迁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化,以及“传统”与“现代”相互磨砺后所形成的暂时妥协,但社会政策体系导向及其对家庭的长期忽视无疑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反观西方家庭政策,“二战”之后其发展脉络大致呈现出从“去家庭化”到“再家庭化”的演化路径,并趋于相互融合,以期在国家与家庭的均衡关系中支持国民权益的实现。我国家庭政策的发展则具有工具理性色彩。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传统家庭制度进行了广泛改造,但在削弱家庭对个体的控制的同时保留了家庭对其成员的约束或保障功能。改革开放之后,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面临巨大的体制和资源挑战,社会政策开始重视家庭在个人发展和福利保障方面的功能,但制度的惯性仍使政府时常出于自身治理的需要对家庭—个体关系进行工具化操作。尽管家庭政策在影响人口发展、提供家庭保障和促进性别平等等方面有所建树,但仍未脱离补缺型模式的局限,进而体现出“再家庭化”与“去家庭化”的高度博弈。

  

   一方面,随着城市单位制和农村集体化的解体,家庭越来越多地替代国家或集体来担负个体的社会保护责任。一般而言,国家在家庭福利中的退出需要两个前提,一是社会上有相应的载体来承载政府退出的功能,二是政府对这些载体有有效的监控和评估手段。但由于社会组织和福利制度的发育尚未能填补政府的退出所形成的空间,最终大部分国家所退出的公共服务,例如养老、抚幼、医疗、教育等,通过市场化而转由家庭承担,这无疑使中国的家庭被重新赋予了重要的保障和福利职责,面临较大的责任和风险,扩大的家庭成员之间的传统互助模式再次成为中国家庭应对风险和适应变迁的重要屏障,“再家庭化”的进程由此而生。有限的以家庭为对象的保障政策也大多表现为对特殊困难家庭的关注及介入,即将困难视为家庭的私域问题,政府只在家庭或个体不堪重负时才出手相救。

  

   另一方面,中国“再家庭化”的同时,“去家庭化”也在同步进行。新中国成立后的“去家庭化”主要源于当时的社会建设需求,即将个体从家庭脱离出来为整个国家的社会理念而奋斗,尽管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取向已式微,但社会观念和传统的惯性以及政策的路径依赖依然延续着这一过程。我们在强调重视家庭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同时,并没有完整的家庭政策体系予以制度性支持,这无疑是价值理念与政策制度的背离。中国在过去30多年间实行的具有“去家庭化”特征的人口政策是影响中国家庭模式变化的重要因素,这一政策对中国家庭的影响还会长期存在,其突出问题将是大量独生子女家庭在未来如何应对社会经济进一步转型的挑战。

  

   此外,现有家庭政策还具有分散化和碎片化倾向。在中国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下,与家庭相关的社会政策往往出自不同的政府部门,而这些部门又大多专注于自身的功能和职能定位,相关部门之间职责交叉但界限不明的情况时有出现,家庭在发展序列中的排序以及家庭政策优先对象的确定都要取决于相关部门对家庭事务和家庭功能的理解,不同部门的政策乃至同一部门的不同政策交替出现“再家庭化”和“去家庭化”取向并不鲜见,政策之间相互制约乃至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


对重构中国现代家庭政策的思考


   从某种意义上讲,“家庭政策就是社会政策”,任何在家庭以外建立起来的社会政策都不能取代家庭的功能,只是政府以不同程度和方式对家庭责任的分担。而在中国独特的家庭变迁过程中,制度的缺失与政府的工具性倾向已使中国家庭面临诸多发展困境,家庭发展的乏力正为现代社会的正常运作带来挑战。破解这一困局,已不能仅仅停留在局部的政策调节或调整,而应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重构我国现有的家庭政策体系,以适应现代家庭与社会的发展需求。

  

   我国现有的家庭政策及项目存有诸多缺陷,主要体现为:(1)顶层设计不足,不仅缺乏对“传统”的有效引导,更缺少以建设“现代”家庭为出发点的家庭政策的整体规划,极大制约了政策的准确性和有效性;(2)政策取向陈旧,多为被动应急式的缺陷修补,少有预防和发展的思路体现,因而缺乏建设性;(3)政策完备性差,相关政策之间缺乏联系,存在相互矛盾和自相矛盾。为此,重构我国家庭政策应致力于“支持和引导现代家庭发展”,即在继承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合理引导现代家庭承担应有的责任,并有效支持现代家庭的能力建设及可持续发展,由此在超越传统局限性的同时注重传统的延续性。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值得特别关注:

  

   正视家庭发展的多元性,倡导构建新的家庭伦理观

  

   一方面,家庭发展是一个多元动态的过程,家庭政策理应正视并包容这一多元性。从目前来看,生育水平的未来趋势仍是家庭模式变化的基础,尽管国家已相继放开“单独二孩”和“普遍二孩”政策,但进一步的调整与政策配套势在必行,这将直接影响人口老龄化进程,也决定着未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与此同时,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延续乃至强化,将决定未来中国人口迁移的基本走势。在人口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共同作用下产生的上亿独生子女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以往的“4~2~1”家庭可能会快速转化为“8~4~2~2”家庭。在这些宏观背景下,纯老家庭、隔代家庭、大龄单身家庭、单亲家庭、丁克家庭、失独家庭,乃至同居家庭、同性家庭等非传统类型家庭将大量涌现,家庭发展的多元化使得传统家庭的定义面临新的挑战。此外,“尼特族”(NEET)(49)或“啃老族”、“袋鼠族”、“归巢族”等现象对未来的家庭模式的影响也值得家庭政策关注。

  

   另一方面,中国传承数千年的家庭伦理和家庭文化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基础,但在新的社会经济形态下必须去芜存菁、与时俱进。例如:孝道是中国家庭传统的伦理基石之一,但“二十四孝”所提倡的行为显然不能也不适为今天的年轻一代所接受,我们需要新的孝文化来规范我们的长幼秩序和家庭关系。此外,传统家庭文化中那些僵硬的等级伦理观,亦亟须为平等公平的理念所取代。全球化、城镇化、现代化正在影响中国的整体社会形态,也同样影响个体家庭。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已经极大缩短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空间距离,使得部分传统家庭功能可以通过网络加以集成或扩散。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更在重塑中国家庭内外的交往方式和功能实现,每代人的生存理念和中华民族的文明传承都应在新的家庭伦理中得以体现。而适应新时代的现代家庭伦理无疑是中国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应有之义,以及新的家庭政策的指导原则。

  

   淡化“工具主义”的家庭政策取向,引入“整体性治理”模式

  

   政府针对家庭进行工具化操作的政策取向使我国家庭政策设计囿于应急干预和查漏补缺。尽管我国已在国家卫生计生委下设“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司”,但其主要职责仍以建立和完善“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制度”为重点,(50)未突破原有政策理念。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与实践者已认识到,仅仅依靠“工具主义”的家庭政策及项目难以兼顾现代家庭的多元利益,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更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家庭发展趋势。事实上,多年来我国在推动男女平等时提倡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决策主流的尝试,完全可为家庭政策改革所借鉴。即在公共政策(尤其是涉及民生和社会建设的各种政策)的制定、实施及评估的全过程引入家庭视角,明确提出“现代家庭建设”的理念,以家庭整体作为家庭政策的对象,以满足现代家庭的发展需求为出发点,平衡国家—家庭—个体之间不同的利益取向,制定不仅能关注弱势家庭、被动应急,且具有预防、发展作用的家庭政策,并逐步走向适度普惠。

  

为此,政府应进一步转变治理思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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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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