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雍雍穆穆俞荣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9 次 更新时间:2019-08-20 08: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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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 (进入专栏)  
天地有正气。俞荣根身上所流淌的儒雅风度从哪里来?初中老师用微薄的工资支持学生读大学,日常生活中难忘的细节给俞荣根灌注了一种优良美德的“初始值”。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初始值”,俞荣根不敢忘怀母校,不敢忘怀老师,不敢忘怀曾经提携自己的恩人,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俞荣根人生旅程之中不止一次碰到“杨老师”这样的良善之人。文革“礼崩乐坏”,不少人丧失底线伦理。俞荣根这一代吃着什么奶?吸着什么精神乳汁?周扬说过喝的是“狼奶”。俞荣根却总能遇到好人,这就是福报了。

  

   俞荣根母亲俞章氏一生没有文化,但,流淌着中国妇女几乎所有的优良品德。俞荣根在《儒家法思想通论》一书后记中表达对母亲的怀念,母子之间的深厚感情令人动容。1959年俞荣根考取高中,俞荣根母亲做事很有决断,想方设法把俞荣根的户口由农村转到高中。当时的政策,户口转到学校还须购买粮食,俞荣根父亲去世之后,一家生活非常艰难,老太太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支撑孩子上学,户口转到学校一个月就冻结了,高中三年俞荣根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

  

   1959年之前农民生活还算过得去,大跃进发动之后,低指标瓜菜代,农民生活越来越差,俞荣根因为户口转到学校,高中三年还是有一定的保障。多年之后,俞荣根依然感佩妈妈的先见之明。俞荣根有了妈妈的护持,有了老师的关爱,不抛弃不放弃,期待着有那么一天展翅翱翔。

  

  

   1962年俞荣根鏖战高考。这一年在新中国历史上十分不寻常。主事者意识到出了“差池”,1961年拟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中共中央为了总结大跃进的教训,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五级干部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之后各条战线实行一定程度的“让步政策”,教育战线的“让步政策”体现为1962年高考录取工作主要依照分数,俞荣根得益于这一好政策。当年,北大哲学系浙江省仅有的一个名额由俞荣根摘得,鲤鱼跳龙门!

  

   生在农家的俞荣根日子并不富裕,加上初二时父亲过世,生活更加艰辛,北大就读期间,杨文青先生拿出微薄的工资,帮助这位读书种子。北大学友的贫困程度令人吃惊,家境稍微“好一点”的来到北大门口才舍得把家里做的新鞋穿上,光着脚板穿行在燕园的“赤脚大仙”所在多有。北大新生报到之际,校广播台滚动播放公告:为了校园文明建议不要赤脚。不过总有那么几位赤贫的学友怎么也“文明”不起来。两位“赤脚大仙”迎面碰上陆平校长,陆平校长诧异不已:问来自哪个系,叫什么名字,老家在哪里?寒暄过后辞行时说:送你们两双鞋,过两天去系里取吧!北大学生贫困至此!

  

   北大学友接受未名湖熏陶的同时,还要参加各种政治运动,“让步政策”之下,政治运动有所减少,但,只是两次政治运动之间的间歇,黑云压城城欲摧,

  

   北京的上空酝酿着更大的政治运动。这种情形之下学友更加珍惜得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孜孜不倦,求知若渴,俞荣根也不例外。当时,图书馆占座是燕园的一大景观,俞荣根与景天魁同学情谊很深,两人轮流前往图书馆占座。

  

   补充一句,改革开放新时期有着完整哲学教育背景的景天魁“跨界”来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继陆学艺之后担任所长还被评为“学部委员”。郑也夫听到消息再也按捺不住发布了一篇博文,大意是说:北京地区至少有五位以上社会学家水平在景天魁之上,何以景天魁反倒成为学部委员呢!

  

   陆学艺先生的回应非常有趣:景天魁哲学素养比较高。这种回复让很多人莫名其妙:社会学难道还须讲究哲学素养?社会学可不是一门手艺,还要对社会有着深刻而圆融的观照,社会学的老辈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不都是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双肩挑吗!陆学艺先生1962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跨界”之后成为一位卓越的社会学家。

  

   北大哲学系也是特有意思的一个系,北大哲学系点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把火”。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对宋硕、陆平、彭佩云的所作所为怒不可遏,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与北大哲学系六位青年教师——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联名在北大食堂张贴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6月1日一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引起“伟大领袖”热烈响应,文革的火焰一下子冲出了燕园迅速燃遍全国。

  

   北大哲学系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人,中国社科院搞东方哲学的徐远和是俞荣根的同班同学,两人十分友善。包括以写人生随笔见长出版过《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的周国平也是俞荣根同学。周国平1945年出生2015年迎来七十大寿。周国平在自传《岁月与性情》提到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的悲惨际遇。组建“X小组”的郭世英并没有因为是大文豪郭沫若之子而摆脱坎坷命运。周国平判断北大哲学系同学曹天予出卖了郭世英和X小组,曹天予予以否认,两位老同学对簿公堂。

  

   郭世英因为“X小组”劳教两年后来转学到北京农业大学攻读植物保护专业,文革期间不堪凌辱跳楼自杀。大文豪郭沫若实际上也是一位悲剧人物,儿子自杀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躲在高门大宅悄悄抄写儿子日记借此抒发内心的悲切。港台一度对郭沫若评判严苛,“四大无耻”存在多个版本,无论哪个版本,郭沫若都名列榜首。

  

   每代人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俞荣根这一代人正好赶上了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这是命。“黑暗”年代,胳膊拧不过大腿,一代人只好在时代洪流中上下颠簸载沉载浮。2015年左右,人生七十古来稀,“老五届”开始回首过去。

  

   “老五届”指的是1966年文革爆发时的在校大学生,包括1961级到1965级53万大学生,部分理工科院系实行六年制,也包括1960级部分学生。这样说来称之为“老六届”也未尝不可。

  

   1966年6月俞荣根大四暑假之前文革爆发,“大五”一年都在轰轰烈烈的文革之中度过,不出意外,1967年正常毕业。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伟大领袖”为了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需要千千万万大学生为文化大革命烘托气氛,俞荣根这一代大学生前后好几届学生汇集在学校从事文化大革命,斗校长、斗系主任、斗教授,校长属于“资产阶级当权派”,系主任和教授属于“反动学术权威”;还要冲出校园全国大串联,揪斗校园外面的“敌人”——刘少奇、彭德怀。“老五届”最终成为文化大革命一枚特殊的棋子。批倒批臭刘少奇,红卫兵的完成历史使命,1968年毛主席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蒯大富、聂元梓、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红卫兵不受待见了,“老五届”成为一枚“弃子”,最后一拨于1970年离开校园。

  

   “老五届”赶上了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斗”、“斗”、“斗”,“运动”时间长,“学习”时间短,一代人的历史际遇。“老五届”身处第四代和第五代之间属于百年学术地图上的“第四代半”。这一代人独特的心路历程极少为人注意:生于抗日战争长在易代之际,新中国成立接受新中国教育,文化大革命爆发经历文革洗礼。高放先生形容“老五届”为“五子登科”——“骄子”、“棍子”、“弃子”、“才子”、“赤子”。一代人由“骄子”而“棍子”,由“棍子”而“弃子”,由“弃子”而“才子”,由“才子”而“赤子”,跌宕起伏,多彩多姿。

  

   1966~1968年,“老五届”学成毕业也不能分配工作,留在校园帮着搞文化大革命,当作“棍子”使用。一俟历史使命完成,一夜之间一不留神由“棍子”变为“弃子”,这样“老五届”的善后处理是主事者迫在眉睫的一大问题。一方面不宜采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简单办法安置“老五届”,另一方面无论如何也要给“老五届”一个教训,当头棒喝,好让昨日的“棍子”有所收敛。

  

   “伟大领袖”早年在北大打工时受到“新村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一度沉醉其间,“新村主义”实行起来难度太大无异于“乌托邦”,不久放弃了。时过境迁,早年曾经心仪的“新村主义”经过多年沉淀不经意间重新回到“伟大领袖”心头。“伟大领袖”之所以特别看重“文化大革命”,如果仅仅从扳倒政治对手来理解,未免估低“伟大领袖”的文化理想了。“遍地英雄下夕烟”,民粹主义的愿景一直萦绕在“伟大领袖”心头挥之不去,整个中国规划成为一个劳动营。

  

   “伟大领袖”一挥巨手,“老五届”带着复杂的心情离开大学校园。北大哲学系1962级60名同学就有14位分配到广西。人的一生,人算不如天算。大学期间俞荣根的人生理想是当大学老师,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北大哲学系点燃,“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遭受非人的待遇,俞荣根明白老师是个危险的职业。浙江老家有名额,但,没有回去,主要是怕当老师,申请改派,到了广西。

  

   按照规定,去广西的大学生先到湖南沅江县南湾湖军垦农场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围湖造田,战天斗地。当时的口号是:“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搞了一年多,再次分配时,我被分配到容县,但传闻还是要当教师,我就只好再一次要求改派。于是去了地处桂西北穷山沟的环江县,终于可以不当教师了,当时心里很庆幸,高高兴兴地做起了下乡住队的小干事。(何勤华主编:《中国法学家访谈录》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246页)

  

   环江县是一个少数民族县,这里生存着一个特殊的民族——毛南族,现今叫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俞荣根大学期间阅读牙含章先生的《达赖传》,藏族奇异的风俗神秘的寺庙引发了无限神往,从此对雪域高原产生强烈憧憬。组织分配工作时俞荣根申请入藏,西藏没有名额退而求其次与好友徐远和争新疆的名额。徐远和争到了新疆名额。

  

   这样的话俞荣根分到了广西。俞荣根分配到环江县委宣传部,经常蹲点一年有十个月在乡下,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毛南族和壮族妇女的聪明和美丽、坚强和乐观,耳闻目睹,深深触动了年轻的俞荣根。俞荣根满怀深情写了一篇报道——《妇女能顶半边天》,对当地少数民族女性的冲天干劲进行活灵活现的描述。俞荣根的文章登在《红旗》杂志,《红旗》杂志可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呀!《妇女能顶半边天》引发了区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前往环江县参观学习的热潮。这是俞荣根一段挥之不去的“当身历史”,拓展了视野,增加了阅历,锻炼了文笔。

  

俞荣根在广西与毛南族接触,无形之中,不自觉地进行了一次长达四年的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多年以后俞荣根担任西南政法学院法学所所长,将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定为法学所的学术目标,当时重庆和四川没有分开,可以就近对四川少数民族进行人类学研究,俞荣根对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研究充分展示了高度的文化自觉,既十分适宜也是夙愿所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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