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 刘青峰:历史的真实性:试论数据库新方法在历史研究的应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3 次 更新时间:2019-08-18 07:2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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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页48。

   [26]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页110。

   [27]信夫清三郎《日本近代政治史》第三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页158。

   [28]信夫清三郎《日本近代政治史》第二卷,页400-401。

   [29]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页128。

   [30]信夫清三郎《日本近代政治史》第三卷,页122—123。

   [31]郑容和:<从周边视角来看朝贡关系——朝鲜王朝对朝贡体系的认识和利用>《国际政治研究》第一期(北京大学,2006年),页83—84。

   [32]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页13。

   [33]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页384—385。

   [34]郑容和:<从周边视角来看朝贡关系——朝鲜王朝对朝贡体系的认识和利用>,页87。

   [35]陆奥宗光《蹇蹇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页132。

   [36]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二十一世纪》总52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9年4月),页29—39。

   [37]就以历史记忆为例,既然真实的历史记忆是由所有参与者(和观察者)普遍观念和社会行动互动链构成,我们就可以理解为甚么每过一段时间往往发生对历史记忆的重构了。不要忘记,人总是生活在某种普遍观念和价值系统中的,今日人们信奉的观念系统只是历史上形成观念和社会行动互动链之一环,这种互动无疑会不断持续下去而不会终结。

   由于我们对甚么是重要历史事件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看法,都和我们今天所信奉的普遍观念和价值系统存在着不可割断的联系,故当代人往往会根据今日价值系统重整历史事件和重构历史记忆。这不仅是因为新史料和新解释的出现,还是出于人们信奉价值系统的变化,判断哪些事应归为重大历史事件也取决于不同时期人们的价值系统。这也是为甚么每过一段时间,就要重新重编写历史教科书。

   这一切本无可非议,历史记忆作为人类知识和良知的一部分,总是随着普遍观念的演化而改变的。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从新的价值系统出发重新思考过去的观念和社会的互动链,目的是为了使得历史记忆向更为真实方面迈进,而不是用今日之观念去取代过去盛行之观念。

   这里,建立真实的历史记忆有两重含义:第一,恢复历史上发生过事件背后真实观念和价值系统,第二,过去的观念和价值系统必须是在今日价值系统审视之下的。事实上,只有做到这两点,人类才能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生活在哪一种价值系统之中,才能发现过去和今日的局限。

   在历史记忆中,今日成为过去的镜子,而真实的过去又成为今日的镜子。这种价值系统真实性的互映只有通过真实历史记忆探索才能得到。在这意义上,支配历史上重大事件背后真实观念每一次恢复,同时亦都是某种进步,因为在今日观念之反思之下,总有过去被隐蔽的方面开始显现出来。另一方面,正是疏理普遍观念和社会互动链以理解当代普遍观念如何形成,才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认识当代价值系统存在的盲点。

   [38]E.迪尔凯姆(EmileDurkheim,1858—1917)着,狄玉明译《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北京:商务印馆,1995),页23—35。

   [39]费.布罗代尔Eemand Braudel):(史学与社会科学)《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58年10—12号。

   [40]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帕克(Harold T.Parker)主编,陈海宏等译《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当代史学研究和理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页540。

   [41]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新史学》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页650。

   [42]林同奇:<与怀特谈他的后现代史学>,《二十一世纪》总九十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5.8),页115—124。

   [43]金观涛《系统的哲学》,页70—73。

   [44]《系统的哲学》曾有一重要推论:并不是所有主观真实都具有公共性,可以成为其它人主观真实的。这时对其他人,某人的主观真实和虚构没有明确界线(金观涛《系统的哲学》,页61—73)。

   [45]Georg.G.Iggers,Historiography in Twentieth Century: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m Challenge(Hanover, NH: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97),PP.103.

   [46]康德(Immanuel Kant)著,邓晓芒译《实践理性批判》(台北:联经,2004),页195。

  

   (编者按:本文原载《清史研究》2008年 第1期,此处对原刊个别文字有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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