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 刘青峰:历史的真实性:试论数据库新方法在历史研究的应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3 次 更新时间:2019-08-18 07:2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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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 (进入专栏)   刘青峰  
而这些建构所具有的想象性和诗性的成份绝不亚于理性和科学的成份。”[42]

  

   既然历史研究的过程和文学创作一样,历史论文和文学作品没有本质不同,即历史和小说(fiction)之间不存在界限。傅柯(Michel Foucoult)甚至刻意避免用“历史”两字,主张用知识的“考古学”(archaeology)或“系谱学”(genealogy)来取代“历史”。后现代史学虽赋予历史解释以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并把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从社会事实的古典客观性笼罩下解放出来,但其结果却是取消了历史研究的意义。

  

   表面上看,上述推理无懈可击,但它和历史学家的直觉相违背。问题出在哪里呢?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很容易发现,后现代史学完成了一系列概念偷换,先把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中的普遍观念换成了个人持有的独特的观念,进而再把观念转化为个人心灵感受和不可沟通的价值表达。我们已经指出: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可以分成两种基类型,个人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和普遍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前者只是个体观念(心灵)史的一部分。而后者则为普遍观念演化史中的群体图像。当研究者认为个人比群体更重要,或普遍观念转化为社会行动可以被化约为个人观念转化为行动之和时(请注意,并不是任何情况都可以把社会行动化约为个人行动之和的),普遍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就变成个人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

  

   但是,对于个人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只要满足拟受控实验原则,它同样亦具有真实性。这样,仍然可以把一个个人的观念与社会事件的互动链综合成普遍观念和社会的互动链,这正如用传记来验证普遍历史的真实性一样。后现代史学之所以可以用它否定历史解释的真实性,关键在于视个人持有的观念为不可沟通的。这实际上是把观念偷换成个人价值造成的误解。后现代史学从文学著作中作者在文本中注入价值的“一义性”出发,认为拟受控实验不能运用。这恰恰是混淆了社会行动之记录和个人情感体验(文学创作)根本的不同。

  

   金观涛在《系统的哲学》一书中曾明确区别了两种本征态,一种只对个人可重复,它对应着个人的主观真实;另一种是操作系统经验对所有人的可重复性,它才是受控实验证明的真实性。[43]显而易见,社会行动不是主观真实,主观真实只有在审美等个人活动中才存在。后现代史学是把审美活动中的主观真实套用到社会行动中来,才取消了对真实性的追求。正因为社会行动与个人审美等情感活动有本质差别,我们必须把社会行动的记录(如果它亦可称为文本的话)和个人审美活动的文本严格区别开来。罗兰·巴特《作者之死》提出的文本意义对作者的“一义性”,涉及的都是审美过程。对审美过程再严格的记录,都不一定具有公共性的。[44]这正是为什么同一文本对其他阅读者会产生多义性的原因。而对于真实发生过的社会行动,它具有可理解性;即只要揭示支配其观念,研究者就可以在思想上重演该过程,并将其和记录对照以达到真实性之判定。

  

   任何正常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当普遍观念或意识形态具有生命力时,大多数人并不会怀疑它存在的意义,及其转化为社会行动的真实性。而一旦意识形态解魅,宏大历史叙事招人反感,人们会不由自主地用个人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取代普遍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这时,普遍观念与社会的互动链就变成一部部个体的心灵史,特别是那些原先易被普遍观念转化为社会行动过程忽略的个人历史。

  

   这种现象正如伊格尔斯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个人希望使那些无名氏免于湮没无闻,就需要一种从概念上和方法论上对历史的新探究,以便不再把历史视为一个统一的过程、一个许多个人都湮没不彰的宏大叙事,而将其视为一个伴随着许多个人中心的多侧面的流动。现在所关注的不是一个历史,而是多个历史,或者多个故事则更好。”[45]这一切本无可非议,但在方法论上讲,并不能由此得到普遍历史为假的结论。

  

   总之,按我们提出的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来看,在处理史料时,年鉴学派和后现代史学正好对应着两种简单化的倾向:前者是把普遍观念当作与事件无关而悬置起来,史料被视为具有古典客观性的“社会事实”;后者则是放弃对价值系统的可理解性要求(将普遍观念还原成个人主观感受和价值体验),这样,史料的解读变为主观真实,事件不再具有可理解性(真实性)。针对这两种简单化倾向,我们认为,问题的本质仍需回到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之研究中来。不再对其作古典客观主义和主观真实之歪曲。

  

   追求真实一直是历史学的目的,亦是一代又一代历史学家持之有恒的奋斗目标。只是由于对什么是历史真实的理解的差异,20世纪的历史研究中,先是有坚持古典客观主义的年鉴学派,后是用主观真实的唯一性多义性来取消客观性的后现代主义,各领风骚数十年。但近十几年来,后现代史学也后继乏力。今天,或许是超越这两种对立的时候了。历史学家必须尽可能去还原支配历史事件发生的观念,只有通过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才能恢复历史研究的意义。我们在这十年研究探索中感到,数据库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使得这种探索变得可以用术语演变来验证,从而寻找历史的真实是可能的。

  

   或许,只有经历了观念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的破产,今天的人类才能知晓,历史既是人自由意志的展开,亦是人在追求目的过程中认识到人的能动性如何受到限制。正是两者永恒的张力造成了历史展开过程的不可预见性,使人类的心灵处于不断演进之中。它亦构成了历史研究独特的价值,因为能够认识这种演进以及这种演进对人类自我认同重塑的,唯有历史。它使我们想到康德(Kant Emmanuel)的名言:“有两样东西,人们愈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愈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46]康德的这段话涉及“实然”和“应然”两大领域,不要忘记,唯有历史理论研究才能把这分离的两大领域联系起来。新世纪的历史学家面对人类经历的过去,可以如同康德那样抱着敬畏和好奇,去寻找那条追求历史真理之路。

  

   注释:

   *本文是对2006年11月为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21世纪COE工程最终报告集》提供的论文的基础上大幅修改而成;此间,受到2006年香港研究资助局(RGC)资助的为期两年的研究计划:“A Computer-Aided Quantitative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al Even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m Chinese Political Concepts(1830-1924)(CUHK4554/06H)的资助,谨此说明并致谢。此稿经《清史研究》编辑部删节,全文即将在作者的相关论文集刊出。

   [2]罗素(Bertrand Russell)著,何兆武等译:《论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1),页2。

   [3]金观涛:<奇异悖论——证伪主义可以被证伪吗?>,《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第2期(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辨证法通讯,1989)。

   [4]金观涛《系统的哲学》,页105—109。

   [5]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页174。

   [6]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上海:东方书社,1941),页37—38。

   [7]柯林武德(R.G.Collingweod):(历史哲学的性质和目的)《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页158。

   [8]金观涛《系统的哲学》,页80—84。

   [9]这里,C和Y可以是概率相关的。

   [10]Carl G.Hempel:“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 in History Journal of Philosophy.”(1942),Reprint in Theories of History.

   [11]严格地地,第二种情况应表达为:在C条件下,行动者根据观念X,实现该观念之过程L(1)导致事件Y发生。C是外部条件,通常是不可控的变量。

   [12]下面我们谈到互为因果过程时,着重的是因果关系中结果反过来作为原因。因该关系对达到目的达程和历史解释中独特的“因果性”耦合中亦成立,我们不再对L(1)和L(2)作严格区分。

   [13]请注意,社会对历史之整体性反思如何改变普遍观念,亦属于L(2)。这里,导致观念改变的不是一具体事件,而是某一时段发生的所有事件。

   [14]“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20—1930)是在香港特区政府香港研究资助局(RGC)以及其它研究计划资助下,由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开发,刘青峰任主编,需要目录者可向qingfeng@euhk.edu索取。

   [15]找关键词时特别需要注意,由于语言变迁,不能用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来代替历史上对应该观念和事件的词汇,而要从历史文献中找当时的用法。例如,今天的历史教科书中把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称为“甲午战争”,但当时很少有这个用法,而是“中日战争”、“黄海大战”等等。

   [16]周善培《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1957),页10。

   [17]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

   [18]李炳南《辛亥革命起因之分析》(台北:正中书局,1987),页144,表4—1。

   [19]梁启超:(罪言),《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九》(上海:中华书局,1936),页89。

   [20]我们可以用数据库统计1903年后“忠君”一词使用频度,发现“忠君”并不常用,很多时候是在批判意义下使用的。更重要的是,自1906年后,“忠君”一词使用频度一直处于不断减少之中,如1906年尚有22次,1907年为15次,1908年为9次,1909年是5次,1910年只有3次,1911年为2次。当然,数据所收文献不够全面、量不够大,会影响到统计结果。

   [21]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6)(台北:1970,1984再版),页346—350。

   [22]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页366—368。

   [23]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9),页182—187。

   [24]张佩纶《涧于集书牍》卷六,页10。转引自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6)(台北:1970,1984再版),页394。

[25]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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