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 刘青峰:历史的真实性:试论数据库新方法在历史研究的应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3 次 更新时间:2019-08-18 07:2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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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 (进入专栏)   刘青峰  
将甲午战争和观念匹配,实为三个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在中日韩三国不同观念系统中,对其发生的原因,发生后三个系统对事件的记录、反应、解读,都遵循各自的逻辑展开,故存在三种不同的互动链。它们同样都代表真实的历史进程和记忆。

  

   以中国为主体寻找互动链,第一步是寻找支配中国参与该事件的真实观念(价值系统)。朝鲜历来是中国藩属,中韩关系一直被界定为天下秩序中的朝贡关系。1894年春,朝鲜东学党攻陷全州,当时代表大清驻守朝鲜的袁世凯向北洋大臣建议说:“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而韩廷也发政府正式照会说,“查壬午、甲申敝邦两次内乱,咸赖中朝兵士代为戡定”,再次请求清廷派兵“速来代戡”。[21]到该年六月,当中日两国都出兵朝鲜时,东学党之乱已基本平定。日本为了留驻朝鲜,提出有关朝鲜属邦关系和内政改革的甲、乙两案,逼韩廷表态。这时李鸿章出于不能让韩廷否认宗属关系的考虑,给袁世凯发电讯稿说:“韩属华已千余年,各国皆知”,“如畏倭,竟认非华属,擅立文据,华必兴师问罪”。[22]由此可见,中国出兵朝鲜是以宗主国抚绥藩属惯例,维护天下秩序。

  

   那么,我们是否能据此将促使中国卷入甲午战争的普遍观念界定为传统的天下观呢?事情不那么简单。郭廷以早就发现,自同治中兴起,清廷朝野对国际关系的认识已发生了重大变化。[23]无论是1870年代左宗棠征新疆,还是1880年代的中法战争中国将领的积极进取,都表明1860-1895年间清廷的外交政策已不能简单地用传统的天下观解释。1882年后以后,袁世凯在朝鲜俨如总理大臣、对朝鲜内政全方位的干预,已超出传统天下观规定的宗藩关系。我们利用数据库关键词统计分析指出:准确地讲,在自强运动时期,支配清廷和儒臣的普遍观念,已不再是传统天下观,而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

  

   所谓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是指将经世致用精神注入传统天下观,以克服传统天下观的闭关自守,形成了既维护传统宗藩关系,又运用国际法与西方打交道的更积极有为外交政策。就把中国视为世界中心和对朝贡关系的维护而言,万国观和传统天下观相同:中国仍是万国之中心。因为万国观的核心价值仍是儒家伦理,朝鲜作为中国的周边藩属国家,清廷仍以传统天下秩序来界定其地位,这样,袁世凯处理朝鲜事务,从整体上来说是按天下观的宗藩原则。但是,按宗藩原则,不能过度干预藩国内政,而在朝鲜问题上,袁之所以不受限制,乃是出于万国观积极有为心态。

  

   今天,我们在看当时人反省和追究为甲午战败责任的文献时,除了我们熟知的对清廷无能的指责外,还有另一些过去较少提及的,这就是有不少人把战争爆发归咎于中国过份干预朝鲜内政。例如,张佩纶就认为袁世凯是诱发战争的“罪魁祸首”,他责斥说:“虽日中朝,而一味铺张苛刻。视朝鲜如奴,并视日本如蚁,怨毒巳深,冥然罔觉。”[24]

  

   一旦找到支配中国参与战争的观念,甲午战争就可以和洋务运动联系起来。洋务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国防现代化的努力,其指导思想也是儒学的经世致用。中国意识到为了保护自己和东亚天下秩序不受冲击,对朝鲜的干预就必须比传统天下观更为积极主动。也就是说,中法战争、左宗棠平定新疆,与1880至1890年代袁世凯驻朝期间对韩政的全面干预,这些发生时间和地点不同的事件,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正因为基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的领土意识和武装捍卫东亚残存的朝贡秩序同时成立,推行自强运动的中国,必然会与企图向大陆扩张的日本发生激烈冲突,中日之战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以日本为主体,处理该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得到的是另一条互动链。日本称甲午战争为日清战争。它在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远不如在中国具有传统和现代分水岭的性质,而只是明冶维新后在琉球建新藩、进军台湾、征韩以及日俄战争等民族国家扩张过程中的一环。其支配思想可以称为日本特有的民族主义。什么是日本特有的民族主义?担任这场战争外交指导的陆奥宗光在1895年出版《蹇蹇录》一书中说,战争是由“西欧之新文明与东亚之旧文明间之冲突”引起的。在中日交战之时,思想家内村鉴三就写了《征诸世界历史论日、支关系》一文,称日中两国是“代表新文明之小国”与“代表旧文明之大国”的关系,日本军事侵略行动被说成是“义战”。[25]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把中国和韩国视为落后和甚至征服的对象。1885年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中,就有“我乃于心中谢绝亚细亚恶友者也”的名言;[26]所谓的亚细亚之恶友,“然今所不幸者,近邻有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他深恐“以西洋文明眼光看来,由于三国地理相接,或将日本视若同类国家,而有意以对中朝之评价来教训我日本”。[27]

  

   早在明治初年,日本就提出“征韩”观念。征韩是由“神功皇后征伐三韩的传统与儒教中的华夷思想的传统混合而成”;又加以现代包装,说成是“虽言征伐,亦非胡乱征之,欲遵世界之公理”。[28]因此,支配日本征韩和挑起1894年中日战争的普遍观念存在高度同一性,即来自日本近代思想变构的日本东亚(或亚洲)主义。一方面,日本以新文明自居。但它和当时西方以新文明自居的帝国主义不同,日本在建立民族国家的对外扩张中,并不如西方帝国主义那样注重国际法。另一方面,当日本面对西方时,日本会以最先进的东方、黄种人的代表自居,强调亚洲价值和西方对抗。这时,日本就成为东方的中心,突出东洋与西洋的分野,形成19世纪后半叶日本的“亚洲主义”,要“建立一个经济、政治与文化上同质的亚洲。”[29]从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日本国的天职”、“新日本的使命”成为日本政治精英的口头禅。它们作为日本特有的民族主义,是支配1870年代征韩至1894年与中国交战及一系列扩张行为的主流观念。

  

   对于19世纪后半叶的朝鲜,甲午中日战争这一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又对应着什么样的观念呢?表面上看,朝鲜摇摆在接受中国的天下观和承认国际法条约关系之间,其结果是把战火引到自己国土并沦陷为日本殖民地。右议政朴珪寿的态度十分典型,他一方面批判“藩国无外交”,主张摆脱中国的天下一家,积极与西方国家缔结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又指日本有征韩论想入侵朝鲜,主张以朝鲜是中国的“属邦”名义来阻止日本侵略。朝鲜之所以可以对中国天下观采取这种工具性的实用主义态度,是有其思想背景的。

  

   早在明代,朝鲜已接受儒学,承认中国为天下中心,自称小华。但自清兵入关,朝鲜士大夫认为中国已亡,视满清统治为夷狄,中国当然亦不再是天下的中心。而朝鲜因继承并维护了儒学正宗,符合儒学道德秩序的天道,自然是天下的中心。在这样的思想史脉络中,当面临全球化冲击,又夹在中国与日本之间时,以朝鲜为道德秩序中心的观念视野下,无论国际条约还是对中国的朝贡都不具道德意义,二者都是争取朝鲜独立可利用的工具。我们称之为朝鲜独特的天下观。

  

   当时,朝鲜开化党主张学日本,保守派却接受朝贡秩序,表面上看,两者背后似乎不存在统一的普遍观念。其实,韩国的两派都是以本国政治为出发点,处理与中国和日本关系时,主导思想都是工具性的,即都是朝鲜独特的天下观。在1880年代,韩国高宗为摆脱变质的朝贡体制和袁世凯的内政干涉,一直苦苦地促进自主独立外交,于是特别注重和日本及其它国家签订条约。朝鲜政府于1881年派遗六十二名官员赴日两个月考察日本;回国后,其中十二人出任政府要职,推进朝鲜近代化。[30]1884年甲申政变的主导人物,发动打倒“亲清派”的政变时,其政纲第一条就是“废止对中国的事大礼仪”。[31]另一方面,一旦争取独立过程中面临日本入侵危险时,另一派会立即根据朝贡关系用中国遏制日本。

  

   该观念导致朝鲜在中国和日本冲突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早在1876年,日本借其船只在江华岛被袭击事件,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该条约试图以承认朝鲜为自主之国,来否定中国的宗主权。条约对朝鲜而言,其中有争取独立自主的意义。李鸿章为了牵制日本,一方要求朝鲜自行公开声明为中国属邦,另一方面又介绍美、英、德等与朝鲜订约;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令中韩的宗藩关系得到国际承认。[32]

  

   1885年,日本派伊藤博文与李鸿章订定了《天津条约》,约中规定,朝鲜一旦发生变乱,双方在行文知照之后,均可出兵朝鲜,埋下了中日在朝鲜军事冲突的导火线。[33]1894年发生东学党之乱时,日本就是根据《天津条约》向朝鲜出兵的。这时,对日本侵占朝鲜心怀戒惧的韩廷,自然反过来根据朝贡关系要求清国代为戡乱。这一连串事件和观念互动的展开,决定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和日本民族主义必定在朝鲜半岛发生军事冲突。正如一位韩国学者指出的:“作为出兵理由的、出于朝贡体制的‘上国—属邦’观念,在近代公法体制支配的国际社会中,并不能确保其正当性,由此招来了日本出兵的国际事件。在近代,没能自己克服前近代朝贡体制的朝鲜,惹起了作为邻居的朝贡体制的代表势力和作为条约体制的代表势力的冲突,只能自食其果。”[34]这一分析,一语道破朝鲜引火烧身在某种意义上是其所持独特观念的结果。

  

   在1894年的事件中,由于支配三方参与的理据不一样,战争后果在中、日、韩三国引发的反应也大不相同。对于日本而言,“日清战争”这一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和普遍观念的互动,反过来强化了日本特有的民族主义,增强了其向东北亚扩张的信心。这就导致20世纪头几年的日俄战争。而日本打败俄国,又刺激日本20世纪上半叶在对外扩张道路上愈走愈远,最后发展到在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名义下,发动侵华和太平洋战争。

  

   再看朝鲜。甲午战争后,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但是,朝鲜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争取民族独立和现代化的目标。为了对抗日本,我们前面分析过的韩国以儒学正统自居的优越性,非但没有被质疑,反而成为韩国民族认同的符号之一。

  

   中国的情况与日本、朝鲜都不同。甲午战败后,李鸿章赴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时,曾对伊藤博文说:“由于此次战争,中国侥幸得以从长夜之迷梦中觉醒”。[35]他说的所谓中国从长夜迷梦中觉醒,这个“长夜”和“迷梦”,是指中国两千年来基本行之有效的儒家社会组织蓝图;而现在看来是非变不可了。思想史家张灏把甲午战败定位为中国转型时代的开始,引发了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全面转型。[36]

  

   前面我们指出,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是支配中国介入朝鲜并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的主要观念,为什么甲午战败的事件反作用万国观,会对中国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呢?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有两个前提,一是认为世界是由不同道德水平的国家组成;二是中国儒家伦理在道德上优于世界万国。根据思想史内在逻辑,甲午战败使中国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万国的中心,这就会导致对儒家伦理优越性的质疑。正因为中国不再是万国中心,对外开放、引进西方制度,就成为天经地义。中国维新思潮澎湃,由此引发了1898年的戊戌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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