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 刘青峰:历史的真实性:试论数据库新方法在历史研究的应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3 次 更新时间:2019-08-18 07:2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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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 (进入专栏)   刘青峰  
宰相须上书告病。当侍中回到朝中,还没向皇帝复命时,尚书就应该把宰相自杀的消息报告皇帝。[6]在今天人们眼中,汉儒似乎丧失了理智。如果不是思想史研究揭示出汉代宇宙论儒学中独特的“天人感应”观念,并揭示支配该法令的正是天人感应观念,后人读到上述社会行动记录时,就不仅会认为其荒唐无稽,甚至会怀疑这些史料的可靠性(如果它们不是在正史中大量存在的话)。

  

   对过去观念的健忘,是人类和社会的本性。观念被遗忘的程度和这种观念盛行的时间离我们的远近,并没有太大关系。因此,我们认为,今天为了恢复历史记录的真实性,历史学家要做的一项关键性的工作,是寻找支配历史事件背后的观念,把历史记录还原成观念支配下发生的社会行动。不理解支配社会行动的观念和价值系统,就不能在研究者思考中理解这些社会行动是如何发生的,甚至不能判断某些记忆能否反映某一历史事件。在观念缺位条件下,即使后人尽可能详尽地阅读历史事件记录,也很难确定对它的解释是否符合真实。换言之,为了达到历史研究的真实性,除了应像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尽可能排除研究者用今日观念和价值系统想象历史事件外,更重要的是去做另一件事情,这就是去认识当时支配历史事件发生的观念。这正是我们提出的拟受控实验原则。

  

   由于任何社会行动都不可能被完全地整体地记录下来,历史学家就只能凭这些部分的历史记录来复原该社会行动。正如柯林武德指出的那样:“从来没有一个事实被完全确定过,但它可以逐步被确定:随着历史学家工作的深入,他们愈来愈了解事实,并且愈来愈有把握去驳斥一些歪曲事实的记载;但是,从来没有一种历史陈述能够揭示一个事实的全部真相。”[7]

  

   也就是说,在史学研究中有一普遍接受的预设:对该社会行动发生的原始资料收集愈详尽和愈细,我们对其的认识也愈真实,也就是说凭着不完全的数据我们总是可以一步一步逼近真实的。现在,我们则可以说这一预设不一定总是对的。因为,只要当我们不了解支配历史事件发生的核心观念,以致“拟受控实验原则”不能运用时,无论在原始资料和细节上获得多大进展,逼近真实都是不可能的。换言之,历史研究中自觉地运用“拟受控实验原则”,就不仅可以理解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中提出的“理解方法”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还可以得到一条判断历史学家能否找到历史真相的基本判据。

  

   这就是:如果不恢复事件背后的真实观念,找到的不是真实,而是“超真实”。今天人们用“超真实”这一术语,来描述那些和真实十分逼近的人工虚拟世界。虚拟世界在细节上和真实愈接近,本质上却离真实愈远,因为它造成一种幻觉,误以为找到真实,而实际上却是使人搞不清什么是真实。今天,由于观念史研究远远落后于社会史,特别是观念史和社会史的分离,以至于很多研究结果都属于“超真实”而非“真实”。


四、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真实性的充分必要条件

  

   综上所述,为了达到历史研究的真实性,研究者在处理有关人行动的原始史料时,必须恢复记录它时所缺失的观念。广义的讲,因任何历史记录的真实性都不能独立于记录者(参与者)的观念,我们必须提出一个比今日历史学家所理解的“史实”更准确、更广泛的概念,才能把握历史研究的真实性。这个新概念就是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其定义如下:某一事件被记录(被转述或被回忆)时,离不开记录者(参与者、回忆者或转述者)特定的价值取向和观念,只有还原缺失的原有观念,对史实记录的理解才是相对完整的及可以判别真伪的。我们把历史记录中匹配了相应观念的事件,称为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

  

   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可以分成两种基本类型,如果该事件记录仅仅和个人特有的观念有关,我们称之为个人的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当它和普遍观念或普遍存在的价值系统有关,则称之为普遍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前者只是个体观念(心灵)史的一部分,仅对个别人成立;而后者则为普遍观念演化史中的群体图像。和处理一般史实不同,对于任何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研究者必须首先阐明事件和观念的关系,才能认识该事件的真相以及判别史料是否可靠。

  

   当我们去分析“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中和事件相关的观念的关系时,存在着如下四种可能。

  

   第一种情况,该观念仅仅决定记录者为什么要记录该事件,这时分析观念和事件的关系只是去阐明为什么事件会被记录以及怎样被记录。

  

   第二种情况,寻找、恢复那些支配该事件(人的行动)的动机和决定动机的思想观念,并视之为研究的重要因素。发现这些普遍观念,就是去寻找支配该事件展开的思想方面的原因。这样,该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不仅记录了事件发生过程,还表达了该事件之所以会发生的思想原因。

  

   第三种情况,某些被恢复的观念,只是该事件发生后对参与者、记录者心灵的冲击下的反应。如果说第二种情况注重观念如何转化为行动,那么第三种情况则是研究事件对观念的反作用。即某事件、特别是重大事件发生后,对参与者(观察者和记录者)的心灵冲击,如何改变了他们原有的观念。

  

   第四种情况,是在重大事件冲击下形成的新观念对事件(行动)的再描述和定位。梁启超写《戊戌政变记》就属于这一类。历史记录和科学记录及人类学观察的一个最大不同在于,当缺乏目击者或当事人对事件的记录时,历史研究必须利用转述者的描述或流传下来的史料。而任何转述者都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事件加以详略处理,在记录中留下他所信奉的价值系统印记。流传下来的史料,大多反映了记录及流传过程中普遍观念对事件的重构,甚至该事件已成为某种普遍观念系统符号的一部分。对于这第四种情况,观念史图像中事件的诸要素,即无论事件、还是观念以及两者的关系都可能是不真实的。但是,这并不是说该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在一切条件下均为假,亦不是说该史料对历史研究无意义。

  

   因此,我们可以给出判别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是否为真的充分必要条件,这就是寻找和事件匹配的真实观念,并用“拟受控实验原则”判断观念和事件联系的可靠性。对于我们提到的两类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我们暂悬置个人性的一类;先从普遍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的真实性出发展开进一步讨论。


五、从亨佩尔覆盖定律讲起:历史展开的模式和历史记忆


   一旦理解上述判断历史陈述真实性的基本原理,我们可以开始讨论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了。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历史解释必须遵循什么原则?或者说,什么样的解释是符合历史真实性的,因而亦是正当的。在方法论上,解释的模式必须从真实性判别法则导出。对自然现象的科学解释只能是因果式的。所谓科学解释,实为对自然现象发生作出符合真实的解释,它一定只能是因果式的(或以因果律为基本框架)。如果解释中涉及普遍模式,我们称之为自然规律,自然定律一定是以因果律为基础的。[8]

  

   自19世纪到20世纪,随着科学规范向社会和人文研究之渗透,因果律能否运用到历史研究中来(即什么是一个在历史学中可以接受的解释)引起了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普遍关注。鉴于因果解释的普遍性,相当一部分哲学家认为历史解释亦应纳入科学解释的范围。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1942年亨佩尔(Carl G.Hempel)在《历史中普遍定理的功能》中提出著名的覆盖定律。他指出:在历史研究中,解释事件Y为什么发生时,通常是去追溯促使事件Y发生的另一事件C(或事件组C1、C2、C3…),接着阐明C和Y之间联系L的普遍有效性,[9]这样才算解释了历史事件Y。这里,C相当于原因,L即为因果律,而Y则可被视为C和L带来的结果。这种对Y之所以发生的解释方法和自然科学中的因果分析完全一致。[10]

  

   亨佩尔覆盖定律在逻辑上似乎无懈可击,很多历史解释(特别是宏观研究和与社会科学有关的研究)运用的正是亨佩尔覆盖定律。但人文历史学家却认为这是犯了科学主义的谬误。因为历史事件大多是人在道德、价值支配下达到目的的过程;这时,目的论解释往往比因果解释更有效。而且如果历史展开过程符合普遍的因果律,这无疑意味着存在历史发展的规律,它有违于人的自由意志。直到今天,这两种意见各执一端,争论不休,历史学家无法回答历史解释是否符合因果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根据受控实验和经验真实性之间的关系,上述困难迎刃而解。由于历史研究中判断史料真实性的是拟受控实验原则,而并不是受控实验原则,这样,亨佩尔覆盖定律在历史学中成立的前提,也就是拟受控实验鉴别经验真实性的原则成立。因而在历史研究中,当亨佩尔覆盖定律成立时,对历史事件的所谓因果解释,大多只是自然科学(有时亦包括社会科学如经济学、人口学等)因果律的有条件运用。即如果将事件C和事件Y联系起来的法则L是普遍有效的(或统计上成立),我们发现该法则大多是自然定律,要不就是社会科学中的统计相关性,而不是历史学本身领域中存在着因果关系。因为历史学研究人的活动,人有自由意志,人达到目的行动并不符合自然规律的必然性。只有在相当简单的例子中,观念对事件及其结果没有或很少有影响的情况下,普遍因果律才是有效的,例如C为火山爆发,Y为庞培城的毁灭。上述因果解释对历史上庞培城的毁灭提供了科学解释,但这只是自然科学法则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而已。

  

   我们已经证明,历史研究中鉴别真实性依靠的是拟受控实验原则,这就是把史实转化为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并用事件的可理解性代替受控实验经验的可重复性。这样一来,当历史学家在心中重演观念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将其作为鉴别史料真伪的基本原则时,也就形成了由该鉴别真实性原则导出的历史现象正确解释之模式。换言之,既然与受控实验相对应的是因果解释,那么什么样的解释原则与拟受控实验相对应呢?它和科学因果律有什么不同,又在何种意义上和科学解释一致呢?

  

如上所述,对于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运用拟受控实验原则判择真假必须分析观念和事件之间的关系。描述观念和事件的关系可分成四类,只有第二、第三种情况才和因果律相类似。在第二种情况中讲的是作为支配社会行动动机之观念如何导致社会行动。我们记为L(1)。第三种情况是事件怎样改变观念,我们记为L(2)。对于第二种情况,拟受控实验原则中的控制变量不是事件,而是观念和价值系统X,这时L(1)不是什么因果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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