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晓原:非虚构文学:时代与文体的“互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 次 更新时间:2019-08-13 23:3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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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晓原  

   内容提要:非虚构文学,这里主要指报告文学。中国的报告文学是一种晚近发生的文体。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是这一文体真正走向自立、蔚然而成一体的时期。作为一种特殊的时代文体,从新时期到新时代的现实生活,激活了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成为全方位,有深度地书写这一大时代,具有重要的留真、存活的功能文学形式。报告文学在报告时代的同时,也在书写自身发展的历史,时代与文体之间生成某种特殊的“互文”。四十年的报告文学,其中新时期的写作呈现出史与诗的合致,成就了这一文体发展的一个标高。九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在调整中趋于求真而内敛。二十一世纪近二十年,在全媒体文化生态中,报告文学作家注重回到非虚构叙事本身,探寻它内生的审美力量,在公共性和个人性之间,开拓着这一文体的书写空间。

   关 键 词:非虚构  改革开放  时代文体

  

   站在二○一八年的夏天,我回望一九七八年的春天,忆念如风而过的那年月。

   这里的“春天”是写意的。一九七八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它开启了当代中国新的历史时期。在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里,新时期是一个春意盎然的时代,是一个精神激扬的岁月。它注定要成为现代中国史书写的重要节点。二○一八年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航程再出发。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不经意间,已过了四十年。我想起先人曾经说到的近代中国,出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倒是确实的历史,但变局之“局”,却有着许多令人不堪回首的沧桑沉郁。现在我要说的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局。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中,我们开始了走向伟大的民族复兴之旅。于我个人而言,正是改革开放的春风绿了江南岸,才让我人生蓝色的梦想在想象和非虚构中若隐如现,自己小历史的叙事也就有了新的可能。四十年,从青葱二十,转眼已然花甲。眼前风景日新月异,心底天地气象万千。

   无论是从国家民族的发展史来看,还是从个体人生的际遇而言,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时代。我们见证了或者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参与了这样一个大时代,致敬,由衷而生;感恩有你,让我们的个体生命在与时代的相遇中,照亮了更多的梦想。基于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情景,我们阅读、梳理、论述四十年中国文学,自然就更多了一份真切之感。

   时代与文学是一个主题明确而义项丰富复杂的话题,尤其是我所指说的这样一个时代。改革开放是这个历史段落的主题句和关键词,给这个时代的激变和跃动,供输了巨大的动能。激变着的并且多有新质的社会生活,激活了写作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并且为写作提供无比丰富、复杂的对象和质料。时代激发和生成了文学,而文学以能动的方式反映了、刻录着时代生活。在文学的诸多门类中,报告文学是一种最为殊异的文体。这是一种发生仅有百多年历史的晚成文体,尽管中国文学有着久远的史传文学的纪实传统,但具有现代文体意义的报告文学,是一种基于近代新闻事业发展而衍生的新闻文学。新闻是它存在的前提,与新闻相生的新闻性(非虚构性)、时代性等,是报告文学价值生成之基和核心要素。正是在这里,报告文学与时代社会生活有了更为直接的关联。

   作为一种非叙事文体,报告文学的叙事有着多种的可能。但毫无疑问,它首先是一种独特的时代文体。正如茅盾八十多年前在《关于“报告文学”》中所指出的那样:“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①以非虚构的方式对“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进行有意味有价值的文学书写,是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主要功能。与时代同行的报告文学,报告的是行进中的时代,存活的是渐行渐远的历史。时代,现实,永远以一种进行时态出现,转眼却已成过往,成为历史的过去式。因此,具有时代品质的报告文学,不仅具有其基础性的新闻价值,还有着特殊的文学功能和直接的历史档案意义。这些多功能的集成融合,显示着这一文体独具或更为优长的体能。而从历史生成而言,报告文学具有正史所缺失、个人史所不及的独特的视角、视域和叙事品质。这一文体所建构的历史是无可替代的,或可说它可以弥补其他种种历史叙事的不足。

   观览四十年中国报告文学,其时代“史记”的特异功能尤为显见。四十年的报告文学以编年展开,呈现的就是一篇改革开放纵深而开阔的大历史,或如一部场景不断变化着,而故事连缀、异彩纷呈的电视连续剧。在这一时段,凡是重大国是国事或别具大意的事件、事象和人物等,报告文学都有即时的反映和生动的呈现。国家叙事是四十年报告文学的主要叙事类型。无疑,改革开放是史无前例、影响深远的重大事项与主题,是报告文学最值得书写的内容。改革开放潮起,报告文学作家闻风而动。程树臻《励精图治》、李延国《中国农民大趋势——胶东风情录》、张锲《热流》、杨守松《昆山之路》和张胜友《十年潮》等作品,摄照一个工厂、一个县域、一个地区、一个省份、乃至一个国家如火如荼的改革风景,敢闯敢试的改革大潮,从细部和宏阔的有机结合中,具体生动而富有典型性地展示了农村与城市,农业和工业各地各方面,由改革而生成的可喜变化。此后,李春雷《木棉花开》、吕雷、赵洪《国运——南方记事》、何建明《我的天堂》、杨黎光《横琴——对一个新三十年改革样本的五年观察与分析》、高艳国和赵方新《中国农民书》等作品,差不多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以回叙的方式,翻捡出已经沉淀的历史,以各自不同的对象选择和叙事制式,将在改革开放历程中大有史意的人和事,重新推置读者面前。这些作品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的大写和特写,在时光流逝中,它们存录了一个时代珍贵的历史记忆,一种关于历史曾经在这里转折的原真图景。自然,港澳回归是四十年中的特大之事,是百年中国梦中的重要一节。张雅文的《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是港澳题材非虚构写作的代表作,作品的叙事“奔跑于现实与历史之间”,既叙香港的历史,特别是回归的历史,又写基于香港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历史与现实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对话关系。其中《漫长而艰难的中英谈判》一章,还原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现场,让读者在进入历史场景时,对那些为香港回归作出巨大贡献的伟人志士,致以后来者的深深敬意。

   这是一个人民砥砺奋进、不断创造着奇迹的时代,也是报告文学书写人民创造的时代。载人航天、高铁建设、三峡工程、深海探潜、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现场,具有强烈担当精神的报告文学作家都没有缺席,他们以厚重的报告文学记录着这些强盛国力、造福人民的重大创举。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始终是时代生活的在场者,行进中国的故事讲述者。李鸣生致力于航天报告文学的写作,“航天七部曲”,书写了中国航天事业壮美历史,其中的《千古一梦》具体生动地叙写了中国“千古一梦”的载人航天工程。作者自觉的“双声叙事”(采访者叙事和被采访者自叙事、他叙事)设计,建构了关于航天历史大叙事的具有意义和滋味的结构模式,为我们存活了关于中国航天的许多第一手史料。徐剑的《东方哈达》是一篇叙写青藏铁路建设的作品。题材重大,叙事丰富,巧妙地采用“上行列车”与“下行列车”并置推进的方法,把历史叙事和现实报告有机整合在一起。这是一部与大工程相适配的颇具分量的作品。是一座建设者的丰碑,也是一幅民族文化的风情画。卢跃刚的《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是一份三峡工程论证的备忘录。正如作者所说,“长江是伟人和天才们施展智慧和伟力的场所,三峡工程是他们留给我们的一个世纪性的历史命题”。朱晓军、杨丽萍的《快递中国》,叙写的是一个大众创业的生动故事。快递已成为大众生活中一种重要存在,是一种有关国计民生的业态。本篇作品具体生动地叙写了“中国快递第一集团军”艰难而成功的创业史,其中有故事、有人物、有经济数字,也有人文温情。经济时代,生态问题曾经是中国的一个突出问题,但这一状况正在得到改变。报告文学作家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一可喜的新变。何建明长篇《那山,那水》,以诗美语言和生态美图有机融合的表达方式,为我们描写出那令人想象神往、令人流连忘返的浙北安吉余村生态文明的美丽图景。李青松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塞罕坝时间》,叙写的是中国生态建设的一个奇迹塞罕坝。塞罕坝的故事是塞罕坝人,是人类以自己的勇敢和执著书写的美丽自然失而复得的传奇故事。李青松的作品,描写了“美丽的高岭台地”的生态之美——这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中国创造。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报告文学,显见的是题材题旨设置的“主旋律化”,它以展示现实新变、呈现中国力量、激扬中国精神为旨归。这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规定,其实更是报告文学反映对象一种大的历史存在。就其大势和基本面而言,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巨大历史进步的四十年,是人民真正站起来、富起来,国家民族强起来的四十年。这是时代与历史的总体真实和规定性。如果报告文学作家看不到,报告文学作品不书写这样的总体存在,那么非虚构写作也就陷入总体性的失真。从这一点来看,这一时期报告文学的“主旋律”主导,具有某种先在的合法合理的现实逻辑。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或是一个主导方面。中国之大,城与乡、沿海与内地等,差别悬殊,发展极不平衡,有一些地方依然贫困、落后。同时,历史的进步,正是在发现现实问题并设法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取得的。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推进现代化建设中,物质现代化的先行和精神现代化的后滞所造成的种种问题。凡此种种,作为时代文体,报告文学不能无视、回避甚至粉饰现实的问题存在。问题是社会的另一种真实,看不到,不反映具有社会意义的问题存在,也是一种失真。

   日本文艺家川口浩认为:“报告文学的最大力点,是在事实的报告。但是,这决不是和照相机摄取物象一样地,机械地将现实用文字来表现。这,必然的具有一定的目的,和一定的倾向。”②这一段简短的言说具有深刻而丰富的理论内涵,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作为写实文体的报告文学,它所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客观性与主体性在非虚构文本中的统一,才能生成文学意义上的写作。而实际上对问题的发现和书写,也是主体性最可贵、最重要的体现。报告文学主要是,但不只是报告时代可喜的新变和进步,也应当是社会问题的“预警雷达”,真实地揭示问题,以期引起关注并解决问题。这是报告文学的重要功能。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报告文学作家一直秉持关注社会、介入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书写好“主旋律”中国故事的同时,“问题报告文学”的写作也贯穿其间。“问题报告文学”可能不是一个学理性的命名,更多是一个具有描述性的可以意会的指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问题报告文学”,成规模地被推出,引起了文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作品的主题表达与改革开放的主题相呼应。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是最早反映独生子女教育问题的报告文学,作品所写关系着“我们应该怎样缔造历史”。独生子女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家庭教育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诗人徐刚的《伐木者,醒来》是最早反映中国森林危机,呼唤生态保护的优秀报告文学。写实中有诗语,批判中含深思,使得这部作品成为新时期以来生态书写的标志性作品。《西部在移民》是一篇贫困题材的报告文学。信奉“以思想为美”的麦天枢,从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的关联中,深挖出与“五四”文学主题相承的“改造国民性”的重大话题。作家思想的水准对于报告文学的写作至关重要。王宏甲的《塘约道路》也是一篇涉及贫困与脱贫的作品,“塘约道路”是脱贫解困之路,是乡村振兴之路,也是值得深思之路,“一个好社会,不是有多少富人,而是没有穷人”,话语简单,却蕴含着对历史的深刻反思。

进入新的世纪,报告文学的问题书写有新的表现。这种新表现反映了作家对时代内在矛盾或冲突的敏感和警惕。新的世纪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生活的便捷,使更多的人沉浸在物质丰富所置备的盛宴中,忘记依然存在着生存的艰难者、艰辛者。摄影家陈庆港的《十四家——中国农民生存报告(2000-2010)》,用十年之久,劳万里之远,以镜头和文字记录西部农村“十四家”的贫困、苦楚、奋斗和希望。曹筠武的《集体离婚》只是一篇五千字作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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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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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吴学术》2018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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