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西方社会的政治极化及其对自由民主制的挑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0 次 更新时间:2019-08-13 23: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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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 (进入专栏)  

   近年来西方社会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日益严重的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突出体现在2016年英国围绕着“脱欧”问题的激烈争议,体现在美国总统选举的白热化竞争。欧美国家的民众在经济全球化、移民与难民、以及族群差异等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意见纷争甚至难以调和的立场分歧。许多政治家与知识分子为此深感忧虑,媒体政论中“危机”与“崩溃”的字眼屡见不鲜。

   在西方主流的政治理论中,许多学者都承认自由主义民主政体存在着各种局限,但大多相信其突出的优势之一,在于应对现代性条件下的多元主义事实,在于能够以统一的政治原则框架有效地包容并安置现代社会的多样性差异。如果当前西方社会的政治极化难以缓和甚至不断恶化,有可能突破现存政体能够吸收和容纳的有效范围,那么言称“自由民主体制的危机”就不再是危言耸听的修辞。就此而言,政治极化是西方政治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这是一个深刻的政治理论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实践相关性。本文试图针对当前西方(主要是美国)社会政治极化的新特点,着眼于考察围绕“身份政治”问题的相关争议,探讨文化多样性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提出一些初步的评论和思考。

  

   原生论民族主义的兴起

  

   我曾在一篇年度书评文章中指出,造成当前西方社会内部分裂的主要原因源自两种“结构性裂变”。其一是经济层面上的“差异性全球化”,每个国家内部都产生了全球化的受益者与挫败者,基于自身不同的利益得失形成了对全球化的支持与反对的态度分裂。其二是在文化层面上,全球化对各国的本地传统价值、生活方式以及民族认同造成了强烈的冲击。而在移民和难民大量涌入、恐怖主义袭击时而发生的新局势下,这种文化冲击变得更加敏感和尖锐,但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多元文化主义与全球主义未能有效地回应这一冲击,在民众之间产生了对文化认同问题的对立格局。经济利益的冲突与文化诉求的矛盾相互交织、彼此纠葛,构成了政治态度分裂的基本背景。这些政治态度上的分歧由来已久,但只是政治对抗的潜流,只有通过有效的政治动员与集结,才能显现为现实政治中的相互博弈力量,而从政治态度到政治力量的“现实化”(actualization)过程,又反过来加剧了政治态度的分裂与极化,从而导致在选举竞争和立法议程中派别分明的政治对抗现实。这正是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以及特朗普最终胜选的剧情逻辑。

   无论有多少人对特朗普的可疑人品与粗俗风格多么厌恶鄙夷,我们很难否认他具有超凡的政治煽动力或者(以更为中性的语词来说)政治动员力。特朗普的反建制姿态、民粹主义立场以及几乎难以掩饰的“白人优越论”倾向,在其竞选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动员功能,许多评论家已经对此做过详细深入的阐述。就本文的论题而言,我们关切的焦点问题在于:特朗普何以能够诉诸“白种民族主义”(WhiteNationalism)情绪,突破左派与自由派长期掌控“文化领导权”,动员和集结足够多的选民形成自己的“文化政治”力量,在选战中赢得胜利?正如一些评论家分析指出的那样,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实际的潜台词是“让美国再白起来”(Make American White Again)。他鼓吹的“我们要夺回我们的国家”(We want our country back),是要夺回早已经被自由派的文化领导权所埋葬的“白种民族主义”(WhiteNationalism)。这种(在许多人看来)“反动腐朽”的政治意识何以能够死灰复燃?这是似乎令人惊奇的。

   在美国政治思想史的教科书以及主流的政治话语中,美国不具备典型意义的民族主义传统,因为美国缺乏单一民族国家那种以共同血缘、人种和语言为基础的民族认同。即便论及“美国的民族主义”,也无法以老欧洲(尤其是德国式的)“血与土地”的术语来理解,而是以对“自由信条”的共同忠诚来界定的,这是所谓的“理念型民族主义”。早在1922年英国作家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就指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建基于一种信条(a creed)的国家(民族),这个信条在《独立宣言》中以具有教条式的甚至是神学的清晰性得到陈述。”后来,美国社会学家李普塞(SeymoreLipset)在论述“美国例外论”的名著中也指出,美国是“第一个新的民族”,依赖于独特的美国意识形态,其理念是自由、平等主义、个人主义、共和主义和放任自由经济。甚至亨廷顿——这位后来强调美国白人清教传统的政治学家——在早年也主张美国的信条论特征,认为“将民族性等同(认同)于政治信条或价值观,这使得美国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就此而言,一个英国人变得“非英国化”是不可思议的,而在美国,“拒绝那个信条的核心理念就非美国的(un-American)”。由此看来,美国的理念型民族主义以美国价值观而自豪,甚至会鄙视“旧世界”那种(基于种族和土地的)“原生论民族主义”。

   亨廷顿后来在《我们是谁》一书中将WASP(白人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教)传统当作美国文化的核心,受到广泛的争议,他也特别指出,他强调的不是WASP人种,而是其文化传统。实际上,“真正的美国”这一概念本身具有高度争议。从历史角度看,早年美国的“定居者”主体来自欧洲,欧洲文化和宗教塑造了美国文化主流。但在理念层面上,新大陆的移民许多是欧洲的“弃儿”,清教徒遭受的宗教压制使他们要建立一个开放和包容他者的“新世界”,随着后来移民的涌入,以观念认同来界定美国人的思想日渐流行,“成为美国”就是信奉美国的价值理想,凡是忠诚于这些普遍主义的理念不论来历如何都可以是“美国人”。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认同是政治理念塑造的“政治文化”,而不是基于原生性民族身份所形成的“文化政治”。这构成了“美国特色”的民族主义,如果否定这种特色,那么美国不过是老欧洲的民族国家美洲翻版,而丧失了其“新大陆”的精神特质。

   我们因此可以说,诉诸一种基于白人种族的“原生论民族主义”是对“美国正统”的背离,是“非美国的”。然而,2016年美国的政坛戏剧性,即便没有彻底颠覆也强烈质疑了“美国例外论”的神话。特朗普的“文化政治”成就表明,不仅对于“何为美国,何为美国的文化传统,何为真正的美国人”等问题的竞争性阐释从未终结,而且美国的民族主义论述仍然可以调用原生论的种族概念,这种白种民族主义从未被彻底埋葬,只是在“历史进步”的洪流冲击下,藏匿于边缘却始终蓄势待发。

  

   身份政治的歧途

  

   令人疑惑的问题是,诉诸普遍人权和自由与平等价值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长期占据了美国的文化领导权,为何未能抵御白种民族主义的死灰复燃?这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就自由派的对手而言,特朗普异乎寻常的政治煽动或动员力相当关键,得以将全球化中那些受挫的白人工作阶层的利益诉求与其种族文化诉求结合起来,重新建构了(“伪装成”)美国正统的文化政治论述。但在另一方面,自由派本身的政治错位与失策也需要反省。其中,左派与自由派放弃建设共享的政治文化努力、沉湎于“文化政治”的倾向尤其值得深思。他们在政治理念和实践中,对于文化身份多元差异可能对政治带来的威胁毫无警觉,鼓励和放任“多元文化主义”、“差异政治”、“承认政治”和“身份政治”的主张。在这个问题上,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里拉(Mark Lilla)最近的论述及相关讨论引人注目。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后不到两周,里拉就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批评分析“身份自由主义”(identity liberalism)的政治失败,成为当年被阅读最多的政论文章。随后作者又在此文的基础上扩展和补充,在今年8月出版了《曾经与未来的自由派:在身份政治之后》一书。他对左翼和自由派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持续引发广泛的反响与争议。作为(自诩为)一名自由派的知识分子,里拉的批评也是一场“家族内部”的自我清理与反思。

   里拉并不反对文化多样性,他认为美国的多样性是一件“美好的事情”,甚至愿意承认身份政治论述的一些积极意义——有助于增强进步主义者的道德敏感性,尤其有助于形成对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的包容与尊重态度。他对身份政治的批判质疑着眼于其现实政治后果。在他看来,以特殊主义的身份论述来塑造政治,无论在道德上多么有价值,在现实政治中,尤其就选举政治的竞争策略而言,是极不明智的。因为民主党政治事业的实质进展,在根本上取决于对政治体制的掌握和影响力,通过进入各级行政和立法机构的民主派的政治家,才能推动和落实那些进步主义取向的政治目标,包括提高在阶层、种族、族裔和性别等方面处于弱势的群体的平等权利和利益。而在民主政治中,获得体制影响力的直接方式就是赢得各种选举,这需要政治话语和战略对最广泛的选民具有吸引力、感召力和说服力。里拉认为,诉诸公民的共同性和团结,而不是强调各个特殊群体的独特差异,变得至关重要,而身份论的自由派恰恰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陷入了歧途。

   在里拉看来,自由派政治的“黄金时代”是罗斯福和肯尼迪执政时期,那时候自由主义的政治基于普遍主义的自由与平等原则,着眼于塑造所有美国人共享的公民政治身份。而从越战时期的新左派运动开始,自由主义政治发生了一系列蜕变:一种“从我们到我”的蜕变。由此“关注的焦点不再是两种认同(identification)——我们作为民主的公民与美国的认同与我们对美国内部不同社会群体的认同——之间的关系。公民身份退出了这个图景,人们转而谈论他们个人的身份,依据的是他们内心的小形象——由带着种族、性取向与性别等色彩部件构成的独特小事情。”他批评执迷于差异的身份政治,使民主党人忽视了其“经典目标”:将来自不同背景的民众聚集在一起,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转向一种日益个人化的、狭隘的和排他性的“伪政治”。

   他特别举例严厉质疑了“黑人生命珍贵”(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称之为“如何不去塑造团结的教科书式的范例”。他没有否认这一运动的积极方面,通过揭示和抗议警察对非洲裔美国人的虐待,动员了支持者并唤醒了美国人的良知。但他认为,“这场运动决定要用这种虐待来造成一个普遍性的指控——针对美国社会及其种族历史,以及针对整个执法机构”,并且采用逼供策略压制异议,要求认罪与公开忏悔,这种做法实际上“给了共和党右翼以可乘之机”。里拉告诫自由主义者,“一旦你单单依据身份来表达一个问题,那你就是在邀请你的对手做同样的事情。那些打出一张种族牌的人应该准备好被(对手的)另一张种族牌所压倒。”在他看来,这次总统大选中最值得反省的教训之一,就是自由派的身份政治激发和助长了右翼对手得以玩弄另一种身份政治(白人优越论或白种民族主义)。与此对照,“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领袖们没有像今天黑人运动的活动家那样谈论身份”。民权运动有意识地诉诸公民的共同之处,促使美国由知耻而行动,使得美国白人更难以在心理上维持双重标准(一种是适用于“美国人的”而另一种是给“黑人的”)。他认为,“那些民权运动领袖并没有获得全面的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失败了,也不能证明现在有必要采取不同的方法。”

此外,里拉还批评了身份论自由派受制于道德优越感的政治局限。为维护“道义纯洁性”而拒绝妥协,因为他们将妥协视作背叛,这是丧失政治现实感的标志。他提出的告诫是,切勿将“纯洁性检测”强加给我们想要说服的人。“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事关原则问题,即使有些事情确实如此,也往往存在其他同样重要的原则,它们可能需要被牺牲才能维护这个原则。道德价值观不是一个严丝合缝的拼图中的片块。”因此,他相信那种绝不妥协的方式——比如“要求白人在每一个案例中都会同意(我们)什么算作歧视或种族主义”——在选举政治中是完全不可取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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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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