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鲁迅:“带着枷锁的跳舞”——七十年后回首看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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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 (进入专栏)  

  

  早在留学日本时起,鲁迅决心去医从文,走“摩罗诗人”的道路,把自己置于反抗者的位置上;这样,他一生遭受权力者和专制政治的压迫,就成了势所必至的事。

  在北京,继女师大风潮之后,鲁迅介入了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从形式上看,可称“私人论战”。及至上海,国民党的“党国”开始建立,在“一党专政”之下,他所面临的已是意识形态控制日趋严密的局面了。1928年,国民党当局颁布了“著作权法”,规定有违“党义”及其他“经法律规定禁止发行”的出版物不能注册;1929年,中央宣传部公布《宣传审查条例》,同年还颁布了《查禁反动刊物令》;1930年又颁布了《新闻法》和《出版法》,规定书刊必须事先申报登记,获准后才能出版,至于涉及“党义”等敏感问题的还要进一步送审。1933年由政府教育部颁布查禁密令,附抄作者黑名单,手段更为隐密。至1934年4月,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6月颁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所有书刊必须送审,如不送审,即予以惩处。各个层级的审查委员会豢养了大批书报检查官,鲁迅称为“叭儿”;在审查过程中,他们“看文字不用视觉,专靠嗅觉”,随意删改和禁止,于是乎出版界只余一片荒漠。

  在书报审查制度下,鲁迅受到的威胁,远远超出北京时期。在他的书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写作困境:“遇见我的文字,就删削一通,使你不成样子,印出去时,读者不知底细,以为我发了昏了”;“官老爷痛恨我的一切,只看名字,不管内容”;“最近我的一切作品,不问新旧全被秘密禁止,在邮局里没收了”;“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

  鲁迅一直提倡“韧战”,对反抗斗争的长期性有充分的认识;然而,禁锢与压迫的严酷,仍然超乎他的预想。这对于一个“精神战士”者的意志、耐性和智慧,都是一场考验。他不得不在斗争的坚持中迅速作出调整,他把这叫作“周旋”、“钻网”,叫作“带着枷锁的跳舞”,或“戴了锁链的跳舞”,或“戴了镣铐的进军” 。

  题作《夜记》的系列作品之一《怎么写》劈头一句是:“写什么是一个问题,怎么写又是一个问题。”本来,对于自由写作者来说,“写什么”是不应当成其为问题的,此时居然成了问题。鲁迅既要直面人生,就不能不谈大屠杀,从“三一八”惨案到“四一二”清党,他都确实写到了。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前者还可以直接抨击“政府”、“国务院”,痛斥“中国军人”、“杀人者”,到了国民党治下,却是“吓得目瞪口呆”,揭露的文字也不得不变得“曲曲折折”、“吞吞吐吐”了。1933年上半年,鲁迅还可以随时发表时评;及至下半年,形势陡变,则只好借谈风月而谈风云。只要比较一下写于同一年的《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的目录,就可以看出这种变化。迫不得已时,鲁迅不惮站出来说话,如左联五作家被害,他的反应是激烈的;在通常情况下,大抵仍然是从侧面、从背面、从壕堑里进行他的伏击战。

  这样,鲁迅倒过来从“怎么写”过渡到了“写什么”,正如他所说,“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他在文中大量使用典故、反语、隐喻,越过为语境所设置的重重障碍而奔赴目标。对付报刊忌讳他的名字,他使用并频繁更换笔名,乃至近百个之多,成为世界上使用笔名最多的作家。这些笔名,完整地被他保留在集子里。对于文中被检查官或编辑删改的地方,编集时他特意从旁加上黑点,或用黑杠标出,或在文末加写“附记”,且不忘在序跋中加以说明。总之,他极其固执,一定要在文字中留下自己所身受的各种明诛暗杀的事实,官方书报审查的劣迹;用他的话说,因为那是“党老爷的蹄痕”。

  除了创作,他十分看重翻译。从留下的文字遗产看,译文的份量甚至更大。翻译对他来说,是“偷运军火”,借用国外的思想文化武器破除官方对言论的箝制。从他的译著看,除了文学作品,还有理论著作。他十分注重介绍苏俄,以及其他弱小国家和民族的状况;对于苏联,也介绍著名的“不同政见者”如托洛茨基的理论和“同路人”的作品。他以译作直接介入中国现实中的政治斗争和文艺斗争。对于翻译,他的选择是十分严格的,目的性十分明确。譬如翻译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故意撇下其中题为《文学者和政治家》一文不译,据他在后记里介绍,原因是由于原文说文学和政治都是来源于社会生活,所以文学家和政治家是接近的。他表示说:“我以为这诚然也有理,但和中国现在的政客官僚们讲论此事,却是对牛弹琴;至于两方面的接近,在北京却时常有,几多丑态和恶行,都在这新而黑暗的阴影中开演,不过还想不出作者所说似的好招牌,——我们的文士们的思想也特别俭啬,所以全书中独缺那一篇。”这是典型的“拿来主义”,用自己的眼光来拿。在政治与文艺的关系问题上,鲁迅与原作者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他在著名的讲演《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说过:“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文学家出来,对于社会现状不满意,这样批评,那样批评”,因此他认为,“要维持现状”的政治与“不安于现状”的文艺不免时时处在冲突之中。

  鲁迅不但从事著译,而且热心于做编辑,办刊物,搞出版。他的目的,归根结底在改造中国这一点上。他要借刊物培养更多的战士,以集团的力量对付强大百倍的反动政府和专制制度。从日本流产的杂志《新生》,到北京时代的《莽原》、《语丝》,到上海的《奔流》、《萌芽》、《译文》等等,可谓从不间断;此外还参与别的报刊的编辑,包括有名的《新青年》。一个刊物封闭了,停办了,接着再办一个。仅为复刊《译文》的努力,即可见到他的用意与决心。当他和青年朋友的书稿无法出版时,就搞地下印刷,诸如“奴隶社”、“三闲书屋”之类的临时出版社,就这样搞了起来;而一批违禁的书籍,也就这样走出了地面。

  出版图书的时候,无论著译,鲁迅都极其看重序跋的写作。他历来重视“边缘”,序跋也是边缘,从边缘进入中心。举例来说,像《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篇幅比正文长得多,其中虽然多是报章剪贴,却保留了文网史的大量的故实;加上作者随机的批评,结果确如他所说,有了这样的“尾巴”,形象便见得更完全了。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曾几何时,一个高踞于人民之上的威赫无比的政权,在一个早上黯淡收场;而希望自己“速朽”的鲁迅的作品,却在反抗它的斗争中获得了不朽的意义。历史悖论的力量如此,令人惊叹。

  

  2006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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