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侃:反现代性、阶级分析与“后人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2 次 更新时间:2019-08-09 00: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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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侃  
就是要说明,现有的理论已无法应对当下的丰富性。我们需要补足我们的理论体系,重新出发,方能摆脱眼下在写作和学术上的困境。

  

   三、“后人类”或AI时代的社会性别

  

   “社会性别”(Gender)是性别理论的基石。一直以来,它都是我们对性别写作进行批评言说时所倚重的“元话语”。“社会性别”——如波伏娃说的那样——强调女人不是天生的,是后天造成的,强调语言、文化、政治、角色期待等诸多外在的、客观的社会性因素才是塑造女性的关键力量。也就是说,女性是被建构起来的。进而言之,不仅仅是女性,其实所有的性别都是被建构起来的。然而,正是“建构”一说反过来对“社会性别”这一性别理论的初始范畴的合法性构成了颠覆。

   2015年6月12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称:1978年出生,为了美国黑人的人权而奋斗的美国知名人权运动家、黑人人权团体全美有色人种地位提高协会(NAACP)华盛顿州斯帕坎市的主席、地区警察监督队的女性主席瑞秋·多尔扎尔(Rachel Dolezal)“被揭发是白人,其酷似黑人的外貌系假装而成”。此前一天,与瑞秋失去联络多年的亲生父母公开了她小时候的照片,并表示其女儿“是欧洲白人血统”,真相大白于天下。在此之前的近十年时间里,因为对种族问题的过度关注,特别是自2007年进入有很多黑人上学的霍华德大学后,瑞秋就深深陷入了黑人社会和他们的文化,后来她把自己“当成”了黑人,并从2011年起她的外貌也完全变成了黑人。

   事发之后,瑞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仍强调自己是黑人。瑞秋对媒体的应答颇具深意,因为这在某个层面上说明,种族身份是可以通过某些方式某些途径“建构”起来的。如果认可并执著于“建构”一说,性别身份同样也可以被建构起来。按“建构”的逻辑,这不仅意味着女人是后天造成的,同时还意味着女人可以被造成男人,而男人也可以被造成女人(大约正是从这一层面出发,波伏娃盛赞福楼拜是“伟大的女性主义者”)。这进而意味着,不仅拥有自然生理属性的“女性”未必天然地可以被视为占有女性写作的主体身位,而且,拥有自然生理属性的“男性”也未必不能占有女性写作的主体身位,从而使得我们不能够、不可以在我们的性别认知中被自动地、不假思索地屏蔽这些“男性”的主体性存在。而由此引发的追问,则有可能再一次使人们重新陷入“女人是什么”的本质主义陷阱里。

   另一个对“社会性别”形成冲击的是LGBT族群,即由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者组成的群体(LGBT并非一个完善的称呼,因为这个称呼里尚未包含双性人、无性人等边缘人群)。随着LGBT族群的逐渐公开化,性别身份多样化的时代已经来临,这使得原本只基于“男/女”二元关系进行立论的“社会性别”概念面临要么扩容,要么瓦解的境地。LGBT族群的政治诉求使我们意识到,“男/女”性别结构中的压迫关系(男权)并非唯一的压迫关系,LGBT族群在各类性别结构中遭受的压迫,比单纯的“男/女”结构要复杂得多,甚至,在他们看来,“女性”这一群体本身也构成了对LGBT族群的压迫,成为一系列残酷的压迫机制中重要的一环。至少,在中国大陆,LGBT族群迄今仍然未能在“直男”、“直女”联手共建的霸权体系中为自己争得“政治正确”基础保护,因此,尽管LGBT族群早已在文学写作中占有一席,比如中国作家崔子恩早在20多年前就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并发表了不少相关的小说,但相关的研究和批评却几乎阙如。

   与此同时,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提出的“后人类”概念,突然在近20年被擦亮,成为一个前沿性的重要议题。我们已被宣布进入了“后人类”时代,并且我们早被认为已经是“后人类”。在技术更新突飞猛进的时代,人与机器的相互纠缠、结合变得意义非凡。技术发展,刷新了“代”的观念,每一次的技术更新,甚至具体到每一款苹果手机的推出,都可能造成新的“一代人”。尤其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强有力地改变了人类身体的自然性质,它不仅可以使人更长寿、更健康、更强壮、更智慧,甚至可以改造性别,并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对人的心灵和人格系统进行重组。当今世界,人与机器的界限、有机体与无机体的界限、甚至人与动物的界限正在模糊,人与机器、人与技术,已无可置疑地构成了一个共生体,这就是为什么当今人类被称为“天生赛博格”。所谓的“赛博格”,就是人机合一的后人类。赛博格的出现,使得身体的差异被抹平,这当中自然也包括性别的差异也被抹平。美国女性学者哈拉维(Donna Haraway)就此认为,赛博格、“后人类”对传统的各种二元论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此前诸如自我/他者、文明/原始、文化/自然、男性/女性之类的二元论,往往为统治女性、有色人种、自然、工人、动物的逻辑和实践提供了某种难以推翻的合法性,而赛博格却代表了一种摆脱二元论的巨大可能,因为它已动摇了一切二元论中的基石。因此,赛博格的出现、升级和进化,才似乎真正让女性这一“最漫长的革命”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取胜和终结的可能,并使我们一劳永逸地摆脱“女人是什么”的本质主义追问。所以哈拉维她宣言:宁做赛博格,也不做女神。

   退一步讲,即便不做赛博格,即便我们坚守身体的“人文主义传统”,坚持不抹杀人类的性别界限以及其他所有人类的自然属性,那么,AI时代的降临也给我们的性别写作研究提出了严峻的命题。比如,我们如何看待微软诗人“小冰”的作品?小冰的诗,水平优劣暂且不论,但小冰的“性别身份”却会让我们头疼。AlphaGo在很短的时间内轻松地战胜了原本被认为人工智能不可能战胜的围棋世界冠军,紧接着,AlphaGo又以0︰100负于经过升级的AlphaZero。人工智能的发展是惊人的。微软诗人小冰的出现,意味着人工智能取代人类成为写作高手,几乎是指日可待的未来。我在《最后的作家,最后的文学》一文中对此有过论述,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将有幸或不幸地目睹人类最后的作家和最后的文学落幕的悲壮情景。那么,问题是:AI时代的机器写作,性别写作理论及其相关研究将如何自处?它会失效并消亡吗?

   至少,迄今为止,我们的性别写作研究和批评尚无力应对前述种种问题和现象。我们的研究和批评,到目前为止,尚停留在讨论复杂的性别关系中相对容易辨识从而也相对容易把握的部分,而忽略了、放弃了不易辨识从而也不易把握的部分。实际上,相对容易辨识、容易把握的部分,在当下的性别视野中,其边界正在退缩,其批判性能量也在萎缩,不复20年前的冲击力。与此同时,不易辨识、不易把握的部分却正在形成黑夜一般巨大的盲区。如果不正视、不检讨、不改变当下的研究状况,被我们视为最后一道防护性藩篱的“政治正确”,也将被一箭洞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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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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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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