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重新解释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历史本体论、国家性假设与弱理论禀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8 次 更新时间:2019-08-07 15: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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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需要重新解释,其历史本体论具有帝国主义属性,而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主要目的就是“去帝国主义化”。帝国主义这一历史本体论则来自西方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国家性”。在运用现实主义理论解释具有不同“国家性”的中国的时候,需要非常慎重。基于结构功能主义范式的结构现实主义,试图将现实主义理论由规律性认识“建构”为不可由现实所证实的理论,结果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终结了其理论生命力。

   关键词:现实主义理论/国际政治/帝国主义/国家性/Realism Theory/international politic/imperialism/stateness

   作者简介:杨光斌,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现实主义政治即现实政治源远流长,关于现实政治的思想也很丰富,从古典时期的修昔底德到近代之初的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都有非常丰富的著述。但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的理论化即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出现,则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从被称为人性现实主义(主要是古典现实主义)到结构现实主义再到进攻性现实主义,已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了三代理论或者三个版本。现实主义理论被认为已经发展到第四代即新古典现实主义。①所谓新古典现实主义之“新”,其说实在是牵强,既没有突破性之新,更没有作为一代理论的代表性学者,只是国外几个学者在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框架下修修补补,有的甚至属于画蛇添足之举。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硬理论”“强理论”无疑是现实主义,它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其他理论由此而效仿、衍生。因此,理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推陈出新,首先要从全面把握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开始。

   本文试对三代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进行一种聚焦式评述,从“历史本体论”“国家性假设”“弱理论禀赋”(这也是重新认识的结果)出发,对三代现实主义理论加以清理,力图从根本上把握现实主义理论。我们发现,现实主义理论的真正价值还是来自古典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即基于特定国家的国家性假设而形成的历史本体论,这是现实主义理论之所以为现实主义的命脉;据此,进攻性现实主义其实才是基于古典现实主义的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是揭示西方世界真相的政策导向的带有科学属性的理论;而以“科学哲学”面目出现的结构现实主义,则可以断定为一种专门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伪理论”。这一判断在一些人看来可能很难理解。国内关于现实主义理论的研究大致分为三类:神圣化、中国化和超越。本文对三代现实主义理论做文本意义上的解析,其间并不涉及其他学者对现实主义理论的研究,可谓一种“回到事情本身”的现象学路径的解释。

  

   一、找回现实主义理论的历史本体论:帝国主义

   社会科学是对当下重大社会问题的一种回应,因此理解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更不能无视既定的语境,三个版本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都是对特定历史或者当下政治的一种理论性回应,离开这一点而抽象地谈论国际关系理论无疑是隔靴搔痒。爱德华·卡尔和汉斯·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就是在理论上阐释刚刚过去的历史或正在发生的政治,而这个政治就发生在帝国主义时代,因此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历史基础或者立论出发点就是如何理解帝国主义的世界政治。换句话说,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历史经验基础其实就是帝国主义问题,结构性现实主义力图“去帝国主义化”而且相当成功,但进攻性现实主义则在事实上回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是一种“新帝国主义”的理论逻辑。因此,现实主义理论之所以为现实主义的,或者说现实主义之所以与其他理论流派有着深刻的不同,就在于其独特的历史本体论。应该看到,自由制度主义只不过是现实主义理论的衍生品,即以所谓的制度霸权而实现“霸权护持”,自由制度主义的历史本体论的理论逻辑其实也是同现实主义一样的,只不过更隐蔽一些而已。

   (一)《20年危机》: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

   帝国主义时代何时开始?帝国主义有各种形式,如罗马帝国的军事帝国主义、当代的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但是进入工业化之后的帝国主义则是以军事占领为先锋、以经济掠夺为主要形式的双重性质的帝国主义。英国首相迪斯累利在1872年的一次演讲中,鼓吹英国人民是要一个可以“赢得世界尊重的伟大的国家——一个帝国”,认为帝国是王室、保守党和工人阶级的联合,由此正式开启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论述的新篇章。②帝国主义是可以学习、可以效仿的政治,因此以19世纪80年代欧洲国家瓜分非洲为标志,世界正式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关于帝国主义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无疑是英国学者霍布森的《帝国主义论》和受此影响而形成的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可以肯定地说,离开帝国主义理论,就无法理解当时的世界政治。而帝国主义行为之所以流行,其背后是19世纪中叶开始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即社会进化论的影响,认为“优等民族”淘汰“劣等民族”是自然的选择。

   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者如爱德华·卡尔和汉斯·摩根索都直面现实,他们的现实主义理论其实都是研究强者如何欺凌弱者的历史或者现实。爱德华·卡尔在《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③(简称《20年危机》)中引用意大利人的话作为佐证,国联的程序是“绕圈子,绕来绕去,只有两种出路:或者是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之间达成一致,或者是这四个大国分道扬镳”。在帝国主义时代,弱国无外交是符合当时的游戏规则的,因为当时流行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所转化的“白人优越论”。

   当时流行的“强权即公理”的帝国主义逻辑不但用在白人对其他民族身上,还直接体现在欧洲白人内部的关系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19年巴黎和会,就是强者瓜分弱者游戏的体现,这就引发了“20年危机”并进一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

   初成于1939年的《20年危机》,就是以强者的权力政治即帝国主义的实力政治而展开论述的,以欧洲帝国主义欺凌弱者为背景,进而导致“强者”即帝国之间的权力游戏。因此,“现实主义”就是以“实力政治”“权力政治”为基础的帝国主义政治的理论化表述,从而演化成为一种国际政治理论。《20年危机》其实没有多少“理论”可言,有的只是丰富的历史和政策性经验阐述。另外,只要是讲帝国主义政治,就不可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逻辑,马克思学说已经成为“知识社会学”的来源。④换言之,讲述帝国主义政治逻辑的《20年危机》是一部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或者说具有当时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化的“知识社会学”作品。

   (二)《国家间政治》:帝国主义的政治逻辑

   成稿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⑤(简称《国家间政治》)直接延续了当时的左翼思想,因此蜚声于学界的摩根索必然得不到美国政府应有的重视。

   把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上升为帝国主义的行为逻辑,就构成了摩根索的“国际政治学”。和卡尔一样,摩根索也是从探讨权力开始其“国际政治学”论述的,但摩根索的国际政治学旨在揭示帝国主义的政治逻辑,尽管它是以现实主义理论面目而出现的。

   沿着卡尔的路径,摩根索指出:“以权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是帮助政治现实主义找到穿越国际政治领域的道路的主要路标。”⑥国际政治必然是权力政治即实力政治,国家在追求权力政治中实现权力最大化,正如国内政治的权力制约而导致的权力均衡一样。但是,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参与国都同等地参与了国际政治,即存在权力的不平等性。在这种情势下,必然出现有维持权力现状和改变权力现状的国际政治,这事实上是一种冲突性政治。摩根索断言:“全部历史表明,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的国家,或是在不断地准备战争,或是在积极地卷入战争,或是处于从战争中恢复的过程中。”因此,权力政治现象呈现为“或是保持权力,或是增加权力,或是显示权力”⑦。其中,“如果一国的外交政策目的在于通过改变现存的权力关系获得比它实际拥有的权力更多的权力——换言之,其外交政策寻求的是在权力地位上的有利变化,那该国奉行的就是帝国主义政策。”⑧

   欧洲历史其实就是不断地改变均势的“帝国主义政策”,两次世界大战事实上是欧洲战争惯性的进一步放大。对于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摩根索而言,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其理论的历史脚本,因此,摩根索在讲到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权力政治、什么是国际政治的时候,最关心的还是那些在历史上改变现状的帝国主义政策。在《国家间政治》中,最关键的内容就是“第二编作为权力斗争的国际政治”,其中,对改变现状的政策即帝国主义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维持现状的政策,摩根索只用不到10页的篇幅谈论“寻求权力的斗争:现状政策”(第4章),却用了30多页的篇幅专门讨论“寻求权力的斗争:帝国主义”(第5章),第6、7章其实都是有关帝国主义政策的论述,而且他还在其他地方不同程度地论及历史上改变现状的帝国主义政策。比如,在第七编的“当代世界的国际政治”中专门用一章的篇幅论述“新的道德力量:民族主义化的普世主义”,其中谈道:“民族主义所要求的是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除此之外别无他求;而我们时代的民族主义化的普世主义却主张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有权把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标准强加给其他所有国家。”⑨这显然就是指刚刚出现的冷战的世界政治中的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帝国主义,“我们时代的民族主义化的普世主义”“是一种世俗化宗教,它对人的本性和命运的解释以及它拯救全人类的救世主式的誓言都是普遍适用的。一个特定的国家将在一个特定时期执掌普世主义的火炬,而原则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可能这样做。照此看来,在新十字军民族主义名义下统治全球的要求,可能会根据精神的和权力的条件,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⑩这其实就是指刚刚出现的冷战政治,美国和苏联都把自己的价值视为普世主义的,并以此来改变权力结构的帝国主义政策。正如摩根索所言:“20世纪,在世界大战和革命的影响下,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权力集中以及经济危机的影响下,这种对国家的依附达到了世俗宗教的狂热程度。权力之争戴上了善恶之争的意识形态面罩。外交政策摇身一变成为神圣的使命。战争都以圣战的名义进行,目的是将正确的政治宗教传播到世界各地。”(11)要知道,冷战起源于意识形态之争(12),因此摩根索着重谈到帝国主义政策的新形式与新逻辑——文化帝国主义及其实践。

   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最高级形式的帝国主义,它软化敌人,并为军事征服或者经济渗透准备基础,“它的目的不是征服领土和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们的心灵,以此作为改变两国权力关系的手段”(13)。

   意识形态的作用是掩饰政策的真实性质,因此“虽然所有政治都必然是对权力的追求,但意识形态却把参与这种权力角逐解释成演员和观众在心理上和道德上都能接受的某种东西”(14)。在现代,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流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偏爱生物学的观点,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赋予这些生物学意识形态以革命性的内涵,其本质还是19世纪的社会进化论,“征服弱小民族似乎成了‘白种人的责任’、‘民族使命’、‘天命所定’、‘神圣托管’、‘基督教义务’。殖民帝国主义尤其经常使用这类意识形态口号加以伪装,如宣称征服者的使命是把‘西方文明的赐福’带给地球上的有色人种”(15)。

摩根索事实上揭示了冷战的性质即意识形态战争,揭示了世界政治真相,接近一种“实存论”(the world of being),这当然不利于美国所开展的围堵共产主义的大战略,因此需要将这种冷战战略合理化、合法化乃至神圣化的“实证论”(the world of becoming)。事实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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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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