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重新解释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历史本体论、国家性假设与弱理论禀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66 次 更新时间:2019-08-07 15: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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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 (进入专栏)  
期间的战争是关键因素,因此历史社会学家才认为“战争制造了国家,国家发动战争”。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大国均势政策所造就的“长和平”以及和平因两次世界大战的终结,深深地影响了欧洲人、美国人的思维和认知,“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他们的“误构”(misconception),欧洲民族国家的“国家性”假设也不是没有历史经验的演绎而来。如前所述,三代现实主义者都是以这两百年的历史经验为背景而谈论现实主义理论的。20年前,笔者认为,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显然是特定国家、特定历史经验的“量身定做”(tailor-made)。(34)

   受罗马文化、欧洲文化影响深远的国家的“国家性”是这样,那么,其他文明体系下的“国家”呢?拉丁美洲国家内部有战争,但国家之间的历史从来不像欧洲国家那样表现为“你死我活”。在伊斯兰民族那里,他们自己是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疆界确定的“国家”。在欧洲人到非洲大陆之前,他们从来不存在国家概念,只有家族、部族、部落之说,他们以游牧能力为边界,他们的行为方式显然不适用民族国家历史所形成的“国家性”。

   信奉“天下观”的中国朝野,只有作为中心的“华夏”和作为边缘的“夷狄”之分。即使作为把文明视为“话语文明”而不是本质确定性的文明,比如非西方国家可以学习西方的国家观而确定自己的领土疆界,但文明基因是很难改变的,即各个非西方社会的“国家”行为方式是很难改变的,正如美国人鲁逊·派伊说中国是一个文明体,非要假装成一个国家。难以改变的文明基因决定了,虽然制度变迁中制度形式不同,但行为方式却有着特定的历史轨迹可循。沿着天下观的世界观,站起来之后的新中国,毛泽东时代提出和平共处原则,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21世纪提出“和平崛起”,习近平则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几代人的世界观都是以“和”为中心,其背后就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世界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新时代的“大同”世界观。

   有着现代国家形式与外表的文明型共同体,其追求必然是影响力而非赤裸裸的民族国家式的或者现实主义理论的权力。权力是一种直接控制性的而不得拒绝的力量,历史上以军事帝国主义为典型;文明影响力则是通过经济、文化形式而达成的渗透而教化、怀柔,体现为一种跨文明体系共存。长期浸泡在权力型历史和文化中的西方人,是很难理解其他不同文明体系下的行为模式的,似乎也不能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题。文明世界的多样性以及文明的差异性都已经告诉我们,基于一种文明世界的“国家性”假设——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性质,是很难解释其他文明体系下的“国家”行为的。这就决定了现实主义绝对不是什么普世主义理论。如果说西方人所假设的是民族国家之间的自然状态战争,中华文明的最初假设则是和而不同的大同世界。由轴心文明时代出发的差异性,其演变中的“时间性”决定了路径依赖的强大,最初假设之不同决定了后来走向以及行为方式的根本性差异。这不但是文明体系的历史,更是世界政治的现实。

   现实主义理论的历史本体论和“国家性”假设,都是一种经验性理论,是一种基于历史归纳的弱理论。但是,华尔兹非要将其加以演绎,将弱理论性质的现实主义理论变成“强理论”,结果必然是失败的理论。

  

   三、结构现实主义的“强理论”建构:一项失败的理论工程

   如果在历史的、现实的政策层面谈论现实主义理论,总是会面临帝国主义概念的困扰,因此华尔兹以一己之力将现实主义“强理论”化,但迅速归于失败。结构性现实主义理论是现实主义的一种“强理论”化的“理论插曲”,它之所以失败,并不是华尔兹自己所说的该理论已经完成了使命,而是该理论本身的结构性硬伤所致。

   要理解结构性现实主义理论的结构性问题,先得了解华尔兹所借助的在当时已经式微的结构功能主义,这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底版;同时需要了解在西方学术界已经式微的库恩的“科学革命”之说,这是华尔兹提出“理论”的思想源泉。遗憾的是,华尔兹所倚重的在西方学术界都是没有生命力的理论框架或者“范式”,这就意味着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所谓“新理论”也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甚至是一种假理论。

   (一)范式革命

   华尔兹自称理论只能够被建构,不能够被发现;而且建构的理论只能基于假设而不是现实,假设无所谓真实或者虚假,假设因理论的成功而彰显其作用。(35)用华尔兹自己的话说:“理论不能仅仅通过归纳法来加以建立,理论范畴只能被创造而不能被发现”,并从科学史的角度为自己找到自信,“从亚里士多德到伽利略再到牛顿,理论概念变得越来越大胆——也就是说越来越远离我们的直觉经验”(36)。

   华尔兹为什么如此自信地将自己的建构理论工程与牛顿相提并论?其实他心目中的实际目标应该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种真正超越直觉经验的常人难以理解的假设。科学史上的“定理”的出现都是异于常人直觉的,也不是知识积累的产物,而是天才的灵光一现的结果,这就是1964年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命题。华尔兹所列举的亚里士多德、伽利略和牛顿,都是库恩在该书中所讲述的故事。库恩的理论只关注自然科学,但用美国批判理论学者伯恩斯坦的话来讲,“社会科学家却发现了库恩”(37)。库恩的“范式”直接影响着美国政治学的努力方向。1965年、1966年先后担任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的政治学家杜鲁门和阿尔蒙德分别在就职演说中引用库恩的概念,用以替当时的行为革命辩护,试图证明行为主义政治学如何成为一门“政治科学”。

   华尔兹所依据的结构功能主义事实上是经验主义的产物,但华尔兹称自己的理论是非经验性质的假设,处处与自然科学中的“发现”相提并论。其实,华尔兹所谓的非现实性就是他心目中的两极结构,虽然他自称“我们无法直接看到结构”(38),其实他已经看到了“结构”,这在其书中明白无误,只不过为了论证现实结构的合理性而找一个“科学革命”的论证依据而已,为此把自己的理论自然科学化。自然科学假设的变量都是可控的或者具有一定的确定性,而以研究“人”为主题的社会科学,是不断变化中的“变量”,社会科学的假设怎么可以类比自然科学的“发现”?还没有什么社会科学理论无端地无视社会实践而建构所谓的理论。一般性理论所以称为一般性,就是因为所要解释对象的无限性,比如关于人性的假设。

   由此推论,一般性理论能否建立在“单一结构”“单一主体”之上?或者说基于单一结构的理论推演是否具有一般性?显然属于特殊中的特殊。但是,在华尔兹看来,经济学家为小数量系统而哀叹,因为这将牺牲消费者的利益而有利于生产者,但经济学上的不幸正是政治学的幸事,因为在一个自助系统中,“相互依赖随着参与者数量的减少而趋于松散,而系统亦随之变得更为有序和安宁”(39)。因此,华尔兹就是依据这种“少数量”即两极世界的结构而得出一般性理论。冷战的结束提前结束了这种靠不住的一般性假设。

   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在于证明“结构”(或“系统”)为什么是稳定的,为此华尔兹这样推论:“当个性、行为和情况发生变化时,结构可以依然存续。结构与单元(行为)和互动具有显著差别。只要各组成部分的排列相类似,结构性定义可以广泛适用于不同内容的领域……为此,为某一领域建构的理论经过一些修改后,可以用于其他领域。”(40)这样,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就开始了“类推之旅”。

   首先与国内结构类比,华尔兹以英国和美国为例,说什么国内的政治结构塑造了政治过程。(41)可以这样比较吗?谁都知道国内政治是实体性的政府政治或者法治性实体政治,而世界政治则是现实主义者都承认的无政府状态或者虚拟性实体所构成的结构,怎么具有可比性?即使是国内结构,虽然结构塑造了过程,但过程反过来对结构的革命性改造也处处可见,今天的美国宪政结构还是两百年前的吗?其实华尔兹也知道,世界秩序的供给方就是大国即华尔兹所谓的单元,单元能力的变化才直接塑造了国际政治的“结构”——国际关系史就是这么演进的。华尔兹虽然看到“国际结构只有在组织原则或者单元能力发生变化时才会改变”,但他期望的“无政府状态要求系统单元间是一种同等关系,这意味着功能的同一性……只要无政府状态依然存在,国家就始终是同类的单元”(42)。也就是说,华尔兹看到的苏联和美国是不变的同类单元,具有同等性。华尔兹所想象的稳定的世界政治结构,来源于稳定的、不变的具有功能同一性的国家单元,即假设苏联和美国的能力一样而且不变。显然,与研究大战略的布热津斯基比较,华尔兹对苏联的理解非常肤浅。国家单元不是不变,而是变得很快,因此基于单元能力排列的“结构”怎么可能具有决定性?哪里来的稳定的“结构”?正如华尔兹指出的,历史上的国际政治认识都是从国内到国际,属于所谓的“还原论”,华尔兹的系统论要反其道而行之。“颠倒式思维”是很多所谓“理论创新”的方式,但有些颠倒则危害无穷,比如人民主权理论说人民当家做主是第一位的,如何当家做主是第二位的,但“熊彼特式民主”就是来个简单的颠倒,认为选举政治家的过程是第一位的,这个颠倒就是谬论,“熊彼特式民主”对非西方国家带来治理困境。

   另一个类比就是与微观经济学所建构的市场秩序相比,华尔兹认为市场秩序是由看不见的需求(单元)所构成的,而市场秩序则决定了单元行为或者微观市场主体的选择。“市场一旦形成,它自身便成为一种力量,单个或者少量的单元都无力对其加以控制。由于市场条件的差异,创造者或多或少地都成了市场的创造物。”(43)“国际政治系统,就像经济市场一样,是由关注自我的单元的共同体行为构成的。”(44)国际政治结构与市场秩序有可比性吗?华尔兹只要多了解一些欧洲经济史,就应该知道无所谓自发的市场,都是政府制造的市场;如果他能看到格申克龙的《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45)或者波兰尼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46),他大概都不会这样妄议市场秩序。

   为了论证理论“建构”而非发现,华尔兹先是在“科学革命”意义上建立命题并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量齐观,企图以少量结构乃至单一结构来推论出“一般性”假设,完全有违知识论的常识。在错误的前提下,华尔兹又开始了其不恰当的类比,将国际政治结构与国内结构和市场秩序相类比,以证明其结构之说绝非妄言。然而,理论具有本体论属性,不能因类比而证明其存在。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华尔兹非要将一种基于历史经验的、政策导向的理论演绎为“科学哲学”意义上的“强理论”,而“强理论”的失败或者短命正是因为其建立在已经衰败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基础之上。

   (二)结构功能主义之殇

   结构功能主义曾一度主宰美国政治学20年。伴随着资本主义政治危机即20世纪60年代的大危机,结构功能主义在70年代也陷于危机之中,理性选择主义等研究范式兴起并取而代之。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出版于1979年,也就是说,结构现实主义建立在岌岌可危的理论范式基础之上,结构现实主义从一开始就蕴含着理论范式意义上的脆弱性。

   要理解结构现实主义的脆弱性,首先让我们看看结构功能主义是什么范式。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是在库恩的“科学革命”旗帜感召下出现的,作为科学革命范式的结构功能主义的要素是,政府拥有许多专门化的机构或者结构,如社会组织(利益集团)、政党、议会、行政机构、法院等,这些机构履行相应的功能,主要有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与裁决等,这些功能反过来又使政府能够制定、贯彻和执行其各项政策。20世纪50年代,结构功能主义被阿尔蒙德等人用来研究所有地区的政治,假设所有地区的不同文化的不同国家的政治结构、政治功能是一样的,成果就是1960年《发展中地区的政治》出版。(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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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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