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立显:柏拉图论公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6 次 更新时间:2019-08-06 00: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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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立显  

   内容提要:柏拉图的公正思想反映了其伦理学和政治学的一体化。他的《理想国》将公正作为中心论题,称得上是一部最早最详尽的公正理论专著。柏拉图接受了奥菲士教-毕达哥拉斯学说和古希腊人的传统观点,主张公正的本质是今生和来世的酬报。他认为公正是所有道德价值中的最高价值,涵盖了一切美德,只有公正才能获得幸福。柏拉图把公正分为灵魂公正和国家公正。所谓灵魂公正就是灵魂中若干美德和谐秩序,即心灵和谐;而国家公正则是社会各等级“各就其位、各尽其职”,保持均衡与和谐。他提出了区别政府好坏的标准,即:凡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守法政府是公正的好政府,凡服务于统治者私利而不讲法律的政府则是不公正的坏政府。柏拉图的公正思想是西方公正思想史的第一个理论高峰。其后两千多年来,正是在对柏拉图哲学的持续批判和继承过程中,一代又一代的卓越思想家们不断探索和更新着“什么是公正”的永恒问题,不断推动着人类道德和社会公正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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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拉图与其师长苏格拉底和学生亚里士多德三位大师,共同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哲学基础。他们是最伟大的三位古希腊哲学家,也是人类迄今最具影响力的三位西方古代思想家。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生活和思想为根据,构建了博大精深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其哲学思想涵盖了逻辑学、认识论、形而上学、美学、伦理学等领域,但其哲学思考的主要动机是伦理学。[1]333有学者指出,“西方伦理学史几乎就是一部公正思想史”。这部公正思想史的第一章,就是柏拉图的公正思想。认真探讨柏拉图的公正思想,进而研究总结西方公正思想史的发展规律,对于我们借鉴西方文明的有益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正文化,或许不无裨益。

  

   一、柏拉图其人其书

  

   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前347年)出生于雅典的一个奴隶主贵族家庭,父母双亲均出自名门望族。父亲是雅典最后一位君主科德罗斯的后裔,母亲是早期的希腊立法者梭伦(前640年-前559年)的后辈。少年时代的柏拉图,正值雅典惨败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政局动荡的多事之秋。“三十僭主”的恐怖专政,更加剧了雅典的危机。但在民主制恢复之后,公元前399年,即柏拉图28岁那年,民主派却不公正地处决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对此十分震惊,从而对民主制和僭主制都失去了信心,认识到“有良知的人在雅典政治中无立锥之地”,于是放弃了研究政治学和从政的抱负。[2]18他自此确信,光靠政治手段无法拯救社会,还要依靠苏格拉底所展示的哲学智慧,因此决心献身于哲学研究,帮助同胞们追求智慧。随后多年,他在希腊、埃及和意大利等地漫游求学,结识了当时不少学派的学者,研究了我们下面将要谈到的各派哲学理论。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回到雅典创立了学园——历史上第一家系统探索哲学和科学的教学科研机构。此后,柏拉图毕生主持学园工作40年,亲自教导培养了许多学生,其中最著名的学生是另一位古希腊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逝世以后,雅典学园依然活跃地长期存续。在长达两个半世纪中,它一直是科学和哲学的学术中心。“作为从事高雅而精确科学的常设团体,学园的建立一直被看作(难免夸大)第一所大学的创立。”[1]334创立和组织学园,是柏拉图对古希腊科学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

   无论在学术思想还是在人格品质方面,柏拉图都师承了苏格拉底——古希腊哲学巨人中最早的一位注重伦理问题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哲学的任务应该是“认识自己”,目的应该是改善人类。他开创了理性主义哲学伦理学的先河,主张“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为了信念和信仰,他蒙冤受屈、慷慨赴死,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悲剧传奇。苏格拉底本人没有留下著作,其思想遗产的流传主要借助于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体著作。

   柏拉图自童年时代起即通过其舅父们进入了苏格拉底的密友圈。他在“第七封信”中称苏格拉底为年长的“朋友”,极为敬重苏格拉底的人格。他反省民主派领袖处死苏格拉底事件之后,才把哲学作为自己的天职。柏拉图以继承和传扬苏格拉底的思想遗产为己任,把他的“美德即知识”的伦理思想系统化,构建了以理性主义伦理学为核心的庞大的哲学体系。他将自己的哲学追求、理性方法以及对伦理问题的关注,统统归功于苏格拉底。学术界一般认为,柏拉图在苏格拉底死后提出了理念论、回忆说和灵魂三分说,并有意确认苏格拉底为其理论的创立人。

   柏拉图的著作共计36种(包括书信集),统称为《柏拉图对话集》。其中涉及伦理思想、特别是公正论题的对话主要是《理想国》(一译《共和国》《国家篇》)、《斐多篇》《普罗塔哥拉篇》、高尔吉亚篇》《法律篇》等。[2]19《理想国》虽则为柏拉图所著,但部分地反映了其老师和朋友苏格拉底的思想。而且,柏拉图在《理想国》和几乎所有对话中皆以苏格拉底为主要言说者,所以无人知晓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其他对话分别反映了多少苏格拉底的思想和柏拉图的思想。但学者们一般认为,《对话集》的前一部分是苏格拉底的观点,后一部分则是柏拉图的观点。《理想国》以讨论公正开篇,思考了人们深切关心的大多数领域——婚姻和家庭生活、教育、经济、政治、伦理、宗教、知识和现实的属性,以及人的命运。此外,由于它论述所有这些主题的深刻性,两千多年来,它一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学者们的哲学思考。

   20世纪著名伦理学史家麦金太尔(1929-)指出,同古希腊思想家的学术传统相一致,柏拉图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密切相关、相互依存,在逻辑上彼此都需要对方的完善。[3]51或者说,伦理学和政治学都以对方的完善为前提。柏拉图的公正思想也反映了其伦理学和政治学的一体化。当他从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的不同角度论述公正时,其论述的侧重点都是当时的城邦国家政治体制的公正问题。

   在具体考察柏拉图的公正思想之前,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前苏格拉底时代的重要思想流派的公正思想,以呈现柏拉图公正思想的源头概貌。

  

   二、柏拉图公正思想的源头

  

   柏拉图公正思想的源头,可以在从荷马时代的著作家经由神谱文集转变到古希腊智者学派的希腊文献中清楚地看出端倪。对这一源头的考察,有助于了解西方公正思想史的发端,理解苏格拉底之前或同时的哲学家、柏拉图的其他思想先驱者是如何提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回答的同类问题的,以及他们的公正探索是如何从正面或反面启发后辈学者的。

   追根溯源地说,当我们从荷马(约公元前9-8世纪,古希腊吟游盲诗人)史诗读到赫西奥德(Hesiod,公元前8世纪人,古希腊牧人出身的诗人)的《神谱》长诗,我们就会为公正问题所深深触动。赫西奥德的诗篇谴责“贪贿国王”的“枉判”,欺骗他和伙伴们放弃自己的权利。换句话说,他觉得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但什么是公正?到哪里去寻求公正?他在希腊历史上第一次尖锐地提出了这一根本问题,这是哲学和伦理思考的萌芽。[4]39在哲学伦理学思维发展的开始阶段,在希腊传统中就存在着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两种不同的“公正”概念。然而,两者又确乎有某些共同观点。即便在今天看来,这些共同观点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现举其荦荦大端如下:

   (1)公正是道德价值的最基本元素,为现实领域的更高价值创造条件。换句话说,它是实现所有其他价值的前提和先决条件。

   (2)公正一般也是国家的价值。作为美德的公正和作为国家的客观秩序的公正具有深刻联系;作为境遇价值的公正并非仅仅以个人为载体,还要以集体单元为载体。而且,它是只能在社会或国家中才能得以实现的价值;公正所确立的规则也是为社会或国家本身所制定的。[5]

   (3)公正始终意味着和谐或均衡。古希腊国家思想的基本观念是所有成员共同生活的和谐。众所周知,梭伦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为雅典宪法民主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推荐实施的法律,就是要在富人和穷人之间达成和谐或平衡,让每一个人都得其应得。正如政治学家萨拜因所说:“和谐或均衡或(如果喜欢)‘公正’,在对于物质世界的所有最初的理论探讨中都是一个终极原则……于是,从一开始,关于和谐或均衡的基本思想就无例外地被作为自然的和伦理的原则而加以运用,无例外地被认为是大自然的属性,也是人性的理性特征。”[6]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些观念如何或多或少地体现于苏格拉底之前或同时的最早一批公正思想流派。

   在思想史上,公正一直被构想为两种方式:一是独立于人的超越现世的永恒观念,二是我们称之社会公正的现世(非永恒的世俗的)的人造理想。公正作为独立于人的理念,也就是作为宇宙秩序,似乎首先表现于人同环境之关系的原始观念。这种原始观念明显地来自于自然宗教,而自然宗教又根源于人类对自然的恐惧和需要。它必然包含对被视为神的因素的盲目服从。根据这些原始的神授公正观念,人们认识到存在着被想象为外在力量的超自然物,而人类则是恩惠和惩罚的被动接受者。

   早期荷马史诗的拟人论(约前8世纪)可能仿照迈锡尼时代的模式(约前16世纪)创造了众神,众神受主神宙斯的宽松统治,而人类只是宙斯的玩物而已;古希腊的悲剧描绘了挑战命运之人的普遍观念。H.D.F.基托认为,“在神的背后是隐蔽的权力(尽管有时两者合一),荷马称之为阿南克(Ananke),它是必然性的拟人象征,是诸神都奈何不得的万物秩序”[7]。这种等级制的专制主义保障了人借以服从命运的公正,虽然诸神本身在其同人的关系中不受其限制。荷马史诗中有一个模糊认识:人间的统治者在宗教和习俗的基础上宣扬公正。为了尘世间的创造物,宙斯颁布了免于相互毁灭的道德,而人类则通过公正避免了这种自我毁灭,尽管由谁来解释并最终运用这一救赎公正,尚不明确。

   古希腊的公正术语包括希弥斯(宙斯之妻,司掌法律和正义的女神)和戴克(Dike,一个女儿),两者均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例如,前者可以解释为理性思想的人格化,或是自身固有的正义,这同公正的观念相似;然而,戴克没有任何道德含义,也无关乎行为方式,是惩罚的人格化,或者是法官裁决的人格化,且适用于人际关系,这同公正的理想相似。戴克的这些不同含义可能被视为亚里士多德的分配公正与矫正公正之区别的思想起源之一。

   后来,希罗多德(约前484-前430/420)(古希腊历史学家,被称为“历史之父”)在他的《历史》中,埃斯库罗斯(约前525-前456,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在他的戏剧中,都把人描绘为被操纵的玩偶,其选择权极小;把宙斯描绘为贪欲的惩罚者,因而公正则闪耀着人之自由意志的光辉,但这里的人仍是臣服者,尽管被明显地升高了道德层次。而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戏剧中的安提戈涅借以反抗克瑞翁之命的“上天之永恒的不成文法”,或许为柏拉图的公正思想以及后期斯多葛派和古罗马人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思想提供了核心内容。

毕达哥拉斯(约前580年-约前500年)及其追随者竭力鼓吹轮回学说,宣扬灵魂转世。毕达哥拉斯把数的概念神秘化,认为“凡物皆数”,数字是万物的本原,也构成宇宙的秩序;主张公正就是基本平等,而平等概念迄今一直是公正思想的最重要元素。然而,公正蕴含的“对等”观念的普遍应用产生了“以眼还眼”的报复标准。后来的巴门尼德(前515年-约前450年)谈到过的“万物”多少类似于阿拉克西曼德(约前610年-约前546年)的“无限者”(apeiron),即无固定限界、形式和性质的物质。包括他在内的埃利亚学派谈起公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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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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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党政干部学刊》 2018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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