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青:论叶燮对韩愈诗歌的独特定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 次 更新时间:2019-08-05 23: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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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铁青  

   内容提要:叶燮把韩愈视作古今诗运发展中的关键诗人,首次以“诗变八代之盛”“志士之诗”来认识韩愈诗歌。叶燮还认为韩愈的诗歌风格具有“奇”与“平”有机统一的特征。这种独特定位不仅有助于深入揭示韩愈诗歌的丰富意蕴,也足以知见叶燮的诗学卓识与诗论主张。

   关 键 词:叶燮  韩愈诗歌  变盛  志士之诗  平淡

  

   韩愈诗文兼擅,作品独具风格、影响深远。与其文备受后世称赞相比,其诗却饱受争议。既有唐代“诗人已奉之如泰山北斗”[1](P1643)的赞誉,又有宋代欧阳修的师法、沈括等人的贬抑以及张戒的折中调和[2](P306-323),也有明代王世贞的否定[3](P187)等。入清以后,韩愈诗歌仍是众多诗论家关注的焦点。清人对韩诗的评价出现许多新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富内涵,叶燮则是其中的关键人物。正如蒋寅所言:“这引人注目的变化首先出现在叶燮的《原诗》中。”[4](P166)对于这一论题,阎琦也有一定研究[5](P178-211),但他的关注点仍以《原诗》为主。其实不单在《原诗》中,在《已畦集》《已畦诗集》中也都有许多关于韩愈诗歌的创见。综合来看叶燮对韩诗的评述,主要涉及风格特征、艺术表现、思想内涵、后世影响等诸多方面。相对而言,叶燮指出韩愈“诗变八代之盛”,属“志士之诗”,并具有“奇”与“平”相统一的风格特点,这些看法比较独特,本文拟从这三方面考察叶燮对韩诗的独特定位。

  

   一、诗变八代之盛

  

   谈及韩愈,人们通常会高扬其“文起八代之衰”,却很少注意到其诗歌的诗史价值与意义。对此,叶燮独出机杼,发前人所未发。《百家唐诗序》云:“三代以来,文运如百谷之川流,异趣争鸣,莫可纪极。迨贞元、元和之间,有韩愈氏出,一人独力而起八代之衰,自是而文之格之法之体之用,分条共贯,无不以是为前后之关键也。三代以来,诗运如登高之日,上莫可复逾,迨至贞元、元和之间,有韩愈、柳宗元、刘长卿、钱起、白居易、元稹辈出,群才竞起而变八代之盛,自是而诗之调之格之声之情,凿险出奇,无不以是为前后之关键矣。起衰者,一人之力专,独立砥柱,而文之统有所归;变盛者,群才之力肆,各途深造,而诗之尚极于化。今天下于文之起衰,人人能知而言之,于诗之变盛,则未有能知而言之者。此其故,皆因后之称诗者,胸无成识,不能有所发明,遂各因其时以差别,号之曰中唐,又曰晚唐。今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中’既不知,更何知诗乎?”[6](P81-82)叶燮认为,唐贞元、元和时期是古今文运与诗运的关键时期,韩愈正是其中的关键人物。叶燮着眼于起衰与变盛的双重变奏,在认识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的同时,创造性地提出了韩愈“诗变八代之盛”的命题。这个命题具有丰富的诗学意义:一方面,它指出了韩愈对于八代以来诗歌的创变,更新了以往对于贞元、元和时期以及这一时期内众多诗人的整体认识,即他们都处于“古今百代之‘中’”;另一方面:“诗变八代之盛”不仅格外强调韩愈的作用与地位,也重视要以群才的“竞起”“力肆”来实现“诗之尚极于化”的至高目标。

   关于韩愈在诗之变盛中的作用与地位,叶燮的见解颇为独到。《原诗》云:“而集大成如杜甫,杰出如韩愈,专家如柳宗元,如刘禹锡,如李贺,如李商隐,如杜牧,如陆龟蒙诸子,一一皆特立兴起。其他弱者,则因循世运,随乎波流,不能振拔,所谓唐人本色也。”[7](P17)叶燮在这里没有进行诗人间的优劣比较,而是直接提出“杰出如韩愈”,明确标举韩愈于诗歌发展的杰出作用。在他看来,唐以前及唐代诗歌的发展都是在“因”与“创”的互动中完成的,能够真正架起唐诗与宋诗桥梁的诗人当属韩愈。叶燮鲜明指出:“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且愈岂不能拥其鼻,肖其吻,而效俗儒为建安、开宝之诗乎哉。开宝之诗,一时非不盛,递至大历、贞元、元和之间,沿其影响字句者且百年。此百余年之诗,其传者已少殊尤出类之作,不传者更可知矣。必待有人焉起而拨正之,则不得不改弦而更张之。愈尝自谓‘陈言之务去’,想其时陈言之为祸,必有出于目不忍见、耳不堪闻者。使天下人之心思智慧,日腐烂埋没于陈言中,排之者比于救焚拯溺,可不力乎!而俗儒且栩栩然俎豆愈所斥之陈言,以为秘异而相授受,可不哀耶!”[7](P69)叶燮认为,韩愈的“力大”“思雄”使唐诗为之大变,也成就了韩愈诗歌成为宋诗鼻祖的地位。韩愈之所以没有仿效俗儒们“拥其鼻,肖其吻”,是有着他不得已的为诗用心:一则“传者已少殊尤出类之作”,二则“必待有人焉起而拨正之”,三则“不得不改弦而更张之”。毋庸置疑,此“不得已”下的“必待”与“不得不”是主体基于现实激发而欲罢不能的必然选择。叶燮的高明之处即是发现了韩愈内心所蕴含的这种“不得已”以及在“不得已”的促动下所完成的诗歌发展的“拨正”与“更张”之功。再者,“想其时”“可不力乎”,是对如韩愈这样力大、杰出之人的呼唤和回心而鸣,而“可不哀耶”更是对俗儒坚持己见而不自知的警醒和呐喊。此番读解,非设身处地、惺惺相惜而不可得也。韩愈《送孟东野序》也提及:“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8](P201)后世多关注其“不平则鸣”,细读深究之,笔者认为此说倒不如“不得已则鸣”更为贴切、入心。叶燮以“杰出”和“鼻祖”来揭示韩愈于诗歌发展的作用和地位,立意深远,不仅表明了韩愈不得已的为诗用心,而且为阐发韩愈何以做到诗之变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关于诗之变盛的另一种支撑,即群才的“竞起”与“力肆”,叶燮也有独特见地。他认为,“诗之尚极于化”的实现,既需要以“凿险出奇”著称的韩愈与工于五言诗的刘长卿、代表大历诗风的钱起、具有平易风格的白居易与元稹等群才的努力,也需要韩愈的友人后学等群才的接力。但他们的接力离不开韩愈的推重:“孟郊之才,不及韩愈远甚,而愈推高郊,至‘低头拜东野’,愿郊为龙身为云,‘四方上下逐东野’。卢仝、贾岛、张籍等诸人,其人地与才,愈俱十百之,而愈一一为之叹赏推美。”[7](P303-304)对照韩愈的《醉留东野》《寄卢仝》等诗歌,叶燮所说的“叹赏推美”实乃至论。韩愈对友人后学叹赏推美,友人后学受其诗歌、气量与人品的影响而“各途深造”,不仅形成了一支以韩愈为中心实力雄厚且对后世诗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诗人团队,而且为“诗之变盛”积蓄了无穷力量。故谢无量指出:“退之于诗,兼推李、杜,其所自为,则别为一体,而又宏奖风气。于当世诗人,虽与己体格不类者,皆多方推挹之,如孟郊、贾岛之苦涩,李贺之瑰丽,卢仝之奇恣,并卓然自成一家。至于张籍之律格诗,又为晚唐、北宋诸家所宗,故韩门虽并言古文,亦开后世无数诗派也。”[9](P371)

   叶燮还一改以往诸家割裂韩愈诗与文有机联系的做法,主张“人与诗文如出乎一”。他在《南游集序》中写道:“如韩退之、欧阳永叔、苏子瞻诸人,无不文如其诗,诗如其文。诗与文如其人。……诗言情而不诡于正,可以怨者也;文折衷理道而议论有根柢,仁人之言也。人与诗文如出乎一。”[6](P90)诗与文虽是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一主言情,一主议论,但二者的本源是一致的,都植根于人的思想性情,都尽显人的心声与精神。叶燮以诗、文、人合一的视角来审视韩愈及其诗文,不仅给以往重韩文而轻韩诗的认识以拨正,充分肯定韩愈诗歌的价值和意义,而且给“伸唐而绌宋”者以有力一击:“从来论诗者,大约伸唐而绌宋。有谓:‘唐人以诗为诗,主性情,于《三百篇》为近;宋人以文为诗,主议论,于《三百篇》为远。’何言之谬也!”[7](P416)韩愈将古文技法引入诗歌创作,实开“宋人以文为诗,主议论”之先河,突破了“唐人以诗为诗,主性情”的诗歌传统,所谓“独运其天才,以文为诗,……韵散同体,诗文合一,不仅空前,恐亦绝后”[10](P295)。正是认识到了韩愈对于唐宋诗转型的巨大影响,叶燮才批驳伸唐绌宋者的谬误,指出他们“不但未见宋诗,并未见唐诗”。

   综上所述,叶燮对韩愈“诗变八代之盛”的独特定位彰显了韩愈的才高卓识以及韩愈诗歌的丰富价值,对于丰富中国诗学批评话语具有重要意义,足令众人瞩目。陈寅恪在《论韩愈》中曾感叹:“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其地位价值若是重要,而千年以来论退之者似尚未能窥其蕴奥。”[10](P296)或许陈寅恪未曾注意到,叶燮对韩愈在唐代文化学术史上的承先启后作用早有创见发明。

  

   二、志士之诗

  

   古人在进行诗歌批评时,常以创作者的身份或才性来判定诗歌类型,习惯上把诗歌分为诗人之诗、文人之诗、才人之诗、学人之诗等。虽然韩愈集诗人、文人、学者等于一身,但鉴于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的共识,后人常把韩诗视为“文人之诗”,如李复《与侯谟秀才》云:“退之好为文,诗似其文。退之诗,非诗人之诗,乃文人之诗也。”[11](P51)“文人之诗”强调了韩愈的文人身份,虽与“以文为诗”的含义相近,但其包含的诗史意义不容忽视[12]。与李复通过“诗人之诗”与“文人之诗”的比较来得出自己的认识相似,叶燮在“才人之诗”与“志士之诗”的对比中,首次以“志士之诗”来标举韩愈诗歌,其认识同样具有重大的诗史意义。

   他在《密游集序》中指出:“古今有才人之诗,有志士之诗。……处乎其常而备天地四时之气,历乎其变而深古今身世之怀,必其人而后能为之,必遭其境而后能出之,即其片言只字,能令人永怀三叹而不能置者,此志士之诗也。才人之诗,古今不可指数。志士之诗,虽代不乏人,然推其至如晋之陶潜、唐之杜甫、韩愈、宋之苏轼,为能造极乎其诗,实能造极乎其志。盖其本乎性之高明以为其质,历乎事之常变以坚其学,遭乎境之坎壈郁怫以老其识,而后以无所不可之才出之。此固非号称才人之所可得而冀。如是乃为传诗即为传人矣。”[6](P83)在叶燮看来,韩愈的诗与志是统一的,“能造极乎其志”故能“造极乎其诗”。韩愈能够以本乎情性、经世历变、触境感怀后的“质、学、识、才”来进行诗歌创作,故其诗可以超越“才人之诗”而成为寄托高远、抚心感魄的“志士之诗”。叶燮所说的“传诗即为传人”本身就含蕴着诗歌传承与“诗言志”的诗史意味。实际上,“志士之诗”的提出,既与韩愈重“志”有关,更与叶燮一贯重视“志”的论诗主张相契合。这也反映出叶燮虽然走的是传统的“诗言志”道路,但却赋予了这个命题以新意。《原诗·外篇上》云:“志高则其言洁,志大则其辞弘,志远则其旨永。如是者其诗必传,正不必斤斤争工拙于一字一句之间。”[7](P263)《蓼斋诗草序》云:“夫士贵有志。苟无志,则无适而不自安于卑下,何郁勃不平之有?惟有志者,其胸中之所寄托于身世阅历,凡得失、愉戚之境必不与庸众人同。”[13](P88)研味叶燮对“志”的多次引述,结合他屡次对“立言”“立德”“传”的论述,可以看出叶燮以“志”来统领才胆识力进而实现传诗与传人合一的诗学追求。

叶燮把韩诗视为“志士之诗”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张际亮在《答潘彦辅书》中指出:“汉以下诗,可得而区别之者约有三焉:曰‘志士之诗’也,‘学人之诗’也,‘才人之诗’也。……盖惟其志不欲为诗人,故其诗独工,而其传也亦独盛,如曹子建、阮嗣宗、陶渊明、李太白、杜子美、韩退之、苏子瞻,其生平亦尝仕宦,而其不得志于世,固皆然也。此其诗皆志士之类也。令即不能为志士所为,固当为学人,次亦为才人。”[14](P1348-1349)与叶燮相比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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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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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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