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志熙:论唐代格式、复古两派诗论的形成及其渊源流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 次 更新时间:2019-08-05 23: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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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志熙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唐代是中国诗歌理论与批评实践发展的重要时期,唐代诗论可分为格式、复古两大流派。格式派诗论的基本思想背景为南朝流行的性灵说,与文笔说也有密切关系。其理论的起点则是声律偶对之说,进而讨论格式,并由格式之说引发境界之说。此派重在对艺术表达的过程与规律的探讨,故由杜甫论诗重“法”与“神”的辩证统一、重“中的”,到中晚唐强调诗道之玄妙、注重“冥搜”,构成格式派诗论的发展逻辑。唐代复古诗学兴起的直接原因在于初盛唐之际古风与古体创作观念的明确化,陈子昂、李白、白居易代表了复古诗论发展的三个阶段,复古派的重要诗学范畴有风骨、兴寄、兴象、讽谕等。在诗史建构方面,唐代最流行的是复古派的诗史观,但格式派也立足于近体、齐梁的立场,建构了自己的诗史观,与复古派诗史观俨然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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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与批评实践发展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一方面,形成于上古、至汉代体系化的儒家诗学理论在实践上得到比较充分的应用;另一方面,从更加具体的创作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一些诗学范畴与观点,有效地被使用在创作与批评方面。总结唐代诗论的理论体系及其内部分野,不仅有助于对唐诗艺术成因加以了解,而且也使诗歌批评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得以完善建构。

   与唐代诗歌创作实践及诗歌体裁系统中的客观存在的矛盾对立相应,唐代诗歌理论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流派,并且可以概括为复古派与格式派的对立。这是唐诗中以复汉魏之古、推崇风雅之旨与沿承齐梁诗格、探求近体艺术的格律与境界两种不同的创作实践的反映。只有着眼于此,我们才能厘清唐代诗论的流派与分野,将看似纷繁、零散的唐代诗学的一些重要范畴进行各自的归依。尤其是格式派诗学,向来所重视的都是具体的琐碎格式,似乎缺乏艺术思考上的高度。但事实上,此派诗学除了格律、格势等技巧性的、或称修辞学范畴的内容外,更有透入诗歌审美本质的境界论、冥搜论及诗玄论等精髓之论。通过思辨分析,我们发现格式派所依据的是六朝成熟的性灵说的诗歌本体论,与复古派所依据的言志说的诗歌本体论,正有着对立与互补的关系。

  

   一、有关唐代文论、诗论存在不同派别的以往看法

  

   关于唐代诗歌理论的发展存在不同的流派,学术界已经有所阐述。较早如朱东润认为唐人论诗,“自《诗图》、《诗格》等之作家以外,大都可分现两派。一、为艺术而艺术,如殷璠、高仲武、司空图等。二、为人生而艺术,如元结、白居易、元稹等。”朱氏并从治乱两种不同的社会现实出发,大概认为艺术论者多发于“唐代声华文物最盛之世”,而当“天下大乱之际,则感怀怅触,哀弦独奏,而为人生之论起”,并且认为“至于杜甫,则其诗虽为人生而作者居多,而其论则偏于为艺术而艺术,元白推重其诗,而不取论也”。①所谓为人生、为艺术,正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的区分标准,作者以此来概括唐代诗论,将杜甫与元白的诗论分为两流,实具特见。但作者看重的是著名诗人、诗论专著的诗论,将《诗图》《诗格》之类排除在外,未暇对其做理论上的分野,并且将为人生与为艺术决然区分开来,也有过于简单化的嫌疑。

   对于唐代诗论的不同流派,学术界常用注重政教与注重审美的对立来概括。如黄葆真、成复旺、蔡钟翔《中国文学理论史·隋唐五代宋元时期》概括了隋唐五代文学理论发展的几个特点,其中第三点是“思想论争集中地表现在政教中心论与审美中心论两种不同倾向的对立统一”②。该书第二章谈到白居易与中唐诗论的两大流派时指出:“以皎然为代表的一派,继殷璠之后,发展了中国古代的诗歌美学;以白居易为主将的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则把政教中心的正统诗学推上了高峰。”③当然,正如此书著者所说,这两种倾向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对立统一关系。但是,这其中的理论流脉的勾勒,还是存在进一步研寻的余地,如殷璠在理论上是继承陈子昂等的兴寄、风骨之论,主要是属于复古诗论。皎然论诗推重齐梁,实与之有本质的不同。另外,白居易虽强调政教,但其理论的本质与初盛唐复古一派相承。所以,仅以中唐一段来区分流派,显然难见唐代诗论两派发展的来龙去脉。陈良运的《中国诗学批评史》则比较强调两派统一的方面,称儒家诗论为功利主义,齐梁诗论则用唯美理论来指称,对于唐代诗论,则在对风骨论与诗境说做了分别的讨论后,将杜甫、元结、白居易及古文家的诗论,归纳为“政教与审美结合的现实主义诗论”。④这提供了思考唐代诗论流派的另一种思路,即交融或称折衷的一种思路。

   唐代诗论以及唐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分野,自然是对前代文论不同倾向的继承与发展,也可以说是唐代诗论的不同流派、倾向可以追溯到唐以前。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指出,从隋到初唐批评齐梁文风存在两派理论,一派是李谔、王通到王勃,完全否定齐梁文风,重又将文学理论回复到依附于经学的思想中;另一派是魏征《隋书·文学传论》、令狐德棻《周书·王褒庾信传论》的看法,在批评的同时,基本肯定其文学发展上的贡献。⑤关于盛唐理论方面,该书指出:“与李白同时,盛唐的诗歌理论中还有侧重于艺术的一派,他们注意探讨诗歌的审美特征,从反对齐梁尚词而不尚意兴的偏向出发,特别强调创造诗歌的整体审美意象,对诗歌艺术做出了重要的新贡献。在总结盛唐诗歌艺术的基础上,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兴象’论与‘诗境’论。”⑥

   上述各家观点,都指向一个事实,即在唐代诗歌理论发展中存在对立倾向的不同流派,同时它们又相互影响、相互补充,构成唐代诗论的一种完整性。但上述考察,基本都忽略了唐诗创作中“古近对立”这个基本事实;并且把思想与艺术完全对立起来,将儒家诗教与齐梁诗学简单地区分为政教与审美的对立,而且继续以此来归纳唐代诗论,所以在思考方式上还有调整的必要。本文认为,唐代诗论两大派是唐以前两种重要的诗歌理论体系在唐代的各自延续,更是唐代诗歌创作内部不同创作倾向的反映,尤其是对诗歌传统及诗歌体裁的不同选择造成的。一派是源于齐梁声律讨论的格式派;一派是以汉魏诗歌为经典、上溯风雅传统的复古派。从体制角度来讲,复古派理论主要依托古风与古乐府,而格式派理论则以发源于齐梁声律的近体为主要依托,这是唐人诗歌理论中与创作实践的关系最为密切的两大派。复古派与儒家诗论的关系更为密切,但它并非直接从儒家诗论中发展出来,而是从南北朝后期至初唐的复古实践中发展出来的,它与儒家诗论的有机结合,经历了一个整合过程。格式派虽然注重形式,但在唐代诗学普遍以儒教为宗旨的背景下,也多援引儒家诗论为冠冕,甚至有将儒家诗论格式化的做法。所以,这一派与儒家诗论的关系也值得深究。儒家诗论实际上是整个唐代诗学的冠冕,也是其基础。所以,仅用儒家政教、齐梁审美这样的对立方式来归纳唐以前及唐代诗歌理论的流派有其局限。

  

   二、格式派诗论的发展脉络

  

   唐代诗论的两派,复古派是以批判齐梁陈隋诗风(包括唐朝当代创作的这种倾向)来达到其理论上的建设,所以历来被视为更加正面、更加具有理论高度的一派,甚至被视为唐代诗论与主流,而格式派常常被排除在理论的范围之外。但是就唐代诗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说,格式派的诗论先于复古派发生,它其实是处于一个更加自然、与创作实践有着更加紧密关系的地位。这两者的关系,与唐诗体裁中近体与古体的关系有些类似。唐人古体虽然源于汉魏,但是其体制的确立与观念的明确,却是在古、近体明确分流之后。也就是说,唐人古体是与近体作为立异的对象而确立起来的。同样,唐代复古派理论虽然较多秉承儒家诗教观念,但其理论发生的真正起点,在于对齐梁陈隋诗风的批判。所以,探讨唐代诗论的逻辑起点,实在于随着近体的产生而出现的声律、格式之论。

   格式派是随着近体诗的产生与发展而兴起、注重诗歌形式与具体创作方法的诗学流派,当然也包括用格式、法式的方法来阐述古体及乐府歌行的做法,它最具标志性的特点,就是对于法式、格式的重视。宋陈应行《吟窗杂录》载浩然子序云:“余于暇日编集魏文帝以来,至于渡江以前凡诗人作为格式纲领以淑诸人者。上下数千载间所类者亲手校正,聚为五十卷。”⑦所谓“诗人作为格式纲领以淑诸人者”,正可概括此类诗学著作的基本宗旨及特点。它是希望以比较系统的方式来阐述诗歌创作的各个具体方面,给学习者提供一种龟鉴。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一书,是目前为止对此格式类诗学著作搜集最为齐备的一种。书中对此类著作做过这样的概括:“诗格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某一类书的名称。作为某一类书的专有名词,其范围包括以‘诗格’、‘诗式’、‘诗法’等命名的著作,其后由诗扩展到其他文类,而有‘文格’、‘赋格’、‘四六格’等书,乃至‘画格’、‘字格’之类,其性质是一致的。”⑧这是比较准确的说法。但是,我们提出格式派作为唐代诗学与诗论的一个流派,却不仅只是指成文的格式类著作,而且还指唐代重视格式、修辞及意境的一种论诗方式,或者说一种理解与把握诗歌艺术的方式,如杜甫论诗重视句法、标准、诗律,刘禹锡论诗重视意境,都属此派的范畴。

   格式诗学的兴起,源于南朝时代注重艺术表达、寻味艺术本质的论诗风气的兴起,此时流行的性情说、性灵说,是此派的思想基础。自宋明帝分儒玄文史为四种学问,文学与儒学分流,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主张开始由以言志为本,转向以性灵为主。这种性灵的主张,以个体的才性为文学的根本,而才性最直观地体现为扬文摛藻,因此形成了一种重视文学创作内部规律及形式要素的思考方式,这与齐梁文学的创作情况是相符合的。南朝代表性文论家刘勰、钟嵘都是性灵说的倡导者。钟氏论诗有“摇荡性情,形诸舞咏”⑨之说,性情即性灵。刘氏《文心雕龙》言及性灵处尤其多,其中《情采》“综述性灵,敷写器象”⑩八字,最为简要地概括了文学创作本于性灵的南朝文学思想。刘氏论文诸篇,如《镕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等,即传统所说的文术之论,实是唐人格式派理论的原则与借镜,由此可见重性灵与重文术、尚格式之间逻辑上的内在联系。初唐史家论文学,虽然仍然宗述经诰、阐扬教化,但重点在于性灵。姚思廉《陈书·文学传序》云:

   《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焕乎其有文章”也。自楚汉以降,辞人世出,洛汭、江左,其流弥畅。莫不思侔造化,明并日月,大则宪章典谟,裨赞王道;小则文理清正,申纾性灵。至于经礼乐,综人伦,通古今,述美恶,莫尚乎此。(11)

   李延寿《南史·文学传序》的说法也与之相似,称“大则宪章典诰,小则申抒性灵”(12),正是初唐论文的基本论调。虽然以典诰为旨归,而论文章创作的原理,实以“申抒性灵”为主,即“宪章典诰”之文,也未尝不以“性灵”为依藉。李延寿在《南史·文学传论》部分,就完全是在阐发“性灵”作为文章之根本的原理:

   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机见殊门,赏悟纷杂,感召无象,变化不穷。发五声之音响,而出言异句;写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畅自心灵,而宣之简素,轮扁之言,未或能尽。然纵假之天性,终资好习,是以古之贤哲,咸所用心。(13)

“情性之风标”的“情性”,实为“性灵”的另一种说法,所以下文强调“禀以生灵”“畅自心灵”,都是性灵的另种说法。上文自“机见殊门”以下,说的都是文术。倡性灵之说者,必重文术,于此可见。《南史》此论代表了复古之论流行之前唐人论文的基本格局。这个格局即以“人文化成天下”的教化之论为冠冕,而其重心实在性灵之旨,由性灵而进于格律,“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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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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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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