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爱和:梁启超“新民说”格局中的史学与文学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3 次 更新时间:2019-08-05 23:2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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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和  
使“新史学”的建设,紧紧围绕民族自信自立的宏大目标。

  

   三、新文学

  

   在构筑新民救国的理想时,梁启超充分意识到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新民救国既然是一场更新国民精神、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启蒙运动,文学作为国民精神的重要表征,无疑是“新民”所不可忽视的内容;而文学自身所具有的转移情感、左右人心的特性,又是“新民”最有效的手段。从国民精神进化而言,文学需要自新;从促进国民精神进化而言,文学又担负着新的责任。对文学,梁启超抱有“自新”与“他新”的双重期待。而文学只有“自新”,才能担负起“他新”的责任。梁启超发起的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在服从“自新”“他新”的需要的前提下,对不同文体提出了不同的革新目标。

   先说文界革命。近代报章文体兴起之前,文坛占主导地位的文体,一是桐城派的文人之文,一是汉学家的述学之文。桐城派以唐宋以来奇句单行古文传统的继承者自居,为文讲求言之有物、言之有序,文风雅洁尚简,擅长纪事、山水、书序、碑志等文体的写作。其“义法”旁通于科举之文。汉学家游弋于古代典籍之中,以广博厚重示人。其述学之文援引故实,求尽求详,然不免曲折奥衍。梁启超将桐城派文人之文与汉学家述学之文,都归于“传世之文”的行列。在国家民族生死危亡之际,其青睐属意的是“觉世之文”。而“觉世之文”的最好载体,就是刚刚兴起的报纸媒介。1896年,强学会在上海办《时务报》,二十四岁的梁启超为报纸主笔。《时务报》把“开民智,雪国耻”作为办报宗旨,梁启超以浅易通俗、热情奔放的报章文字鼓吹变法,取得了“举国趋之,如饮狂泉”的极大成功。1897年梁启超与严复的信中以“为椎轮,为土阶,为天下驱除难,以俟继起者之发挥光大之”概括办报为文的主旨。靠近最广大读者,传播新思想新学术,是梁启超报章之文成功的两大支点,也是他日后文界革命的起点。梁启超《夏威夷游记》(1899)记载:“读德富苏峰所著《将来之日本》及《国民丛书》数种。德富氏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36)欧西文思,即欧洲之学中的新思想新学理;雄放隽快之文,即节奏明快是非立判的文字。以此为起点的文界革命,首先应该撑起的是民族、国家、国民自新的大业。其次应该造就自由表达、自由书写的文体。围绕上述两大目标,梁启超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其《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所创造的“或大或小,或精或粗,或庄或谐,或激或随”,“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37),表现力强大的“新民体”,成为“文界革命”的成功作品。“新民体”是近代散文从书斋深宅的“传世”之作到报章传媒的“觉世”之作,从古雅深奥的文言到妇孺可解的语体之间过渡与转换的“中间物”。

   再看诗界革命。“诗界革命”之语,首见于1899年发表的《夏威夷游记》:

   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

   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

   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38)

   之后,梁启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上开辟“诗界潮音集”“饮冰室诗话”“杂歌谣”等专栏,继续讨论诗界革命。在《饮冰室诗话》中,梁启超仍坚持新意境、新语句、古人之风格,是诗界革命成功作品的三个要素。但为了避免新语句与旧风格不相融洽的问题,他强调诗界革命“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39)。依据旧风格含新意境的标准评价时人之诗,梁启超以为夏曾佑、谭嗣同戊戌之前所作的“新学诗”有“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的倾向,而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的“新派诗”,才是“近世诗人中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典范。《饮冰室诗话》还提倡以诗界革命之新诗,陶铸雄壮活泼沉浑深远的国民精神,打造不依傍古人,求新境于异邦的新诗传统。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自言“向不能为诗”,“往往为近体律绝一二章,所费时日与撰《新民丛报》数千言论说相等”。东渡后,是梁启超情绪高昂的年头,其《壮别二十六首》《太平洋遇雨》《志未酬》等诗作,新语新意迭出,实践着其“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歌主张。

   在梁启超的“文学界革命”中,“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最为深远。戊戌变法之初,小说移风易俗、为百姓喜闻乐见的特点便引起康有为、严复、夏曾佑的注意。但“小说界革命”的发起人是梁启超。梁启超到日本后,对日本流行的政治小说十分欣赏。《清议报》首期便设置“政治小说”专栏,并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序言以为:“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小说学之在中国,殆可增《七略》而为八,蔚《四部》而为五者矣。”(40)作者为国人编制了西方“小说救国”的神话:“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从“新民救国”的需要看重小说。1902年《新小说》创刊,梁启超有《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作为发刊词。此文开宗明义,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41)新民必新小说的原因,在于小说有熏、浸、刺、提四种不可思议的支配人道之力,有易感人之特性。因而,“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中国群治中的乱象,诸如状元宰相思想、江湖盗贼思想、权谋诡诈机心、轻薄无行习气等等,其总根源在旧小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成为20世纪小说界革命的宣言。

   在《新小说》创刊号上,梁启超推出了他本人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这是作者酝酿多年,构想宏大,以演绎政治理想为主题的政治小说。作者试图将演讲、辩论、游记、新闻、译诗等文类融合在小说中,而对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描写等基本元素不甚关注。小说连载至第五回时,作者便中断了写作。小说作品缺失小说必需的要素,其写作也势必难以为继。

   梁启超政治小说的创作虽然未能取得成功,但其对小说的改革期待获得了社会的积极响应。小说界革命把小说与新民救国的宏大目标联系在一起,被推为文学之最上乘,提升了小说在文学体裁中的地位。随着小说地位的提高和阅读需要,各类专门刊载小说的刊物纷纷问世。在梁启超主办的《新小说》之后,《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相继创刊。小说的作者队伍不断扩大,并出现了以小说创作和翻译为职业的小说作家群体。政治小说、谴责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等,令人目不暇接。小说堂而皇之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巨大家族。

   受时代风气影响,梁启超在使用“小说”的概念时,常常包含戏曲。其论及小说界革命时,常将《西厢记》《长生殿》与《水浒传》《红楼梦》相提并论。戏曲与小说共同具有浅而易解、乐而多趣的文体特征,而戏曲在梁看来又是中国韵文进化的顶点。戏曲和小说一样,应该共同成为“新民救国”的重要资源。梁启超在1902年前后,身体力行于戏曲革新,创作了《劫梦灰》《新罗马》《侠情记》《班定远平西域》等剧本,在《新民丛报》《新小说》上刊出。“借雕虫之小计,寓遒铎之微言”(42),在每一部剧中,梁启超对启发蒙昧、改良群治的创作宗旨再三致意。梁的剧作重视议论寄托,充满情感张力,且开创了“以中国戏演外国事”的先例,影响甚大。借三尺舞台演绎中外兴亡故事,以曲词宾白叙写新民救国情怀,成为文人的一时风尚。

   梁启超在20世纪初策划的文学革命,揭开了文学变革的序幕,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导。在以文学促进社会变革方面,梁启超既是思者,又是行者。“自新”中的文学,在20世纪之初,勉力担负起“他新”的职责。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1901)指出:“过渡时代者,实千古豪杰之大舞台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剥而复,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43)梁启超充满自信地预告:这是一个中国可以大有作为的时代。中国曾是千年间寸地不进、跬步不移的东方古国,现在“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激,为十九世纪狂飙飞沙之所驱突”,一定可以幡然猛醒,跋涉苦辛于维新之道,在凤凰涅槃、民族自新之后,重新崛起为东方大国。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古老中国的浴火重生,梁启超致力于新人学、新史学、新文学的事业,成为19、20世纪之交思想启蒙运动的引领者。在西学东渐呈现汹涌之势的背景下,梁启超乐观地预言:“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44)泰东文明与泰西文明结合的最高境界是兼容并包,为我所用。梁启超认为:“新民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本无而新之。”(45)本民族文化需要淬厉其已有,外来文化需要采补我之所无。淬厉其已有需要创造性转化,采补我之所无呼唤创新性发展。

   ①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四十五下》,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册,第2页。

   ②《饮冰室合集·文集·十一》,第2册,第18页。

   ③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2页。

   ④《饮冰室合集·专集·二》,第6册,第1页。

   ⑤《饮冰室合集·文集·四十五下》,第5册,第7页。

   ⑥⑨《饮冰室合集·文集·六》,第1册,第55页。

   ⑦《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四》,第8册,第62页。

   ⑧《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四》,第8册,第63页。

   ⑩《饮冰室合集·文集·一》,第1册,第106页。

   (11)《饮冰室合集·专集·二》,第6册,第1页。

   (12)《饮冰室合集·专集·二》,第6册,第9页。

   (13)《饮冰室合集·专集·二》,第6册,第16页。

   (14)《饮冰室合集·专集·二》,第6册,第24页。

   (15)《饮冰室合集·专集·二》,第6册,第38页。

   (16)《饮冰室合集·专集·二》,第6册,第42页。

   (17)《饮冰室合集·文集·六》,第1册,第29页。

   (18)《饮冰室合集·文集·五》,第1册,第12页。

   (19)《饮冰室合集·专集·四》,第6册,第1页。

   (20)《饮冰室合集·专集·四》,第6册,第2页。

   (21)《饮冰室合集·专集·四》,第6册,第22页。

   (22)《饮冰室合集·专集·四》,第6册,第29页。

   (23)《饮冰室合集·文集·十四》,第2册,第4页。

   (24)《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四》,第8册,第65页。

   (25)《饮冰室合集·文集·十三》,第2册,第1页。

   (26)《饮冰室合集·文集·九》,第1册,第40页。

   (27)《饮冰室合集·文集·五》,第1册,第9—10页。

   (28)《饮冰合全集·文集·五》,第1册,第12页。

   (29)《饮冰室合集·文集·六》,第1册,第3页。

   (30)《饮冰室合集·文集·六》,第1册,第8页。

   (31)《饮冰室合集·文集·六》,第1册,第11—12页。

   (32)《饮冰室合集·专集·四十一》,第8册,第4页。

   (33)《饮冰室合集·文集·九》,第1册,第1页。

   (34)《饮冰室合集·文集·九》,第1册,第11页。

   (35)《饮冰室合集·文集·七》,第1册,第1页。

   (36)《饮冰室合集·文集·七》,第1册,第1页。

   (37)《饮冰室合集·文集·六》,第1册,第49页。

   (38)《饮冰室合集·专集·二十二》,第7册,第185页。

   (39)《饮冰室合集·文集·四十五上》,第5册,第1页。

   (40)《饮冰室合集·文集·一》,第1册,第34页。

   (41)《饮冰室合集·文集·二》,第1册,第10页。

   (42)《饮冰室合集·专集·九十三》,第11册,第2页。

   (43)《饮冰室合集·文集·一》,第1册,第27页。

   (44)《饮冰室合集·文集·七》,第1册,第104页。

   (45)《饮冰室合集·专集·四》,第6册,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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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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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文学遗产》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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