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伟 刘林平: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研究四十年:从“剩余劳动力”到“城市新移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8 次 更新时间:2019-08-02 00: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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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伟   刘林平  
作为“劳工阶级”的农民工研究开始成为主导。

   在“劳工”视角下,研究者们尤其关注农民工的生存和劳动权益问题,展开了大量的调查,充分揭示和描述了农民工的艰难处境。例如,1994年珠江三角洲6市9个镇的问卷调查; 2004年武汉大学“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对武汉、广州、深圳、东莞、湖北、河南省等部分农村765名农民工进行调查问卷调查;以及在2005年和2010年进行的两次对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两地外来工的大规模问卷调查。

   在个案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潘毅和郑广怀等人的研究。潘毅通过对当前中国经济特区工厂生活中的打工妹的尖叫和梦魇次文本分析,揭示了女性打工者在中国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的情况下,如何被资本主义、现行体制以及当地男性文化的势力撕裂的。郑广怀通过对多个伤残农民工维权的遭遇分析发现,造成伤残农民工权益保护制度悖论的原因在于伤残农民工的维权道路上存在着一个与赋权完全相反的剥权过程,资本和地方权力体系在制度运作实践中形成的去合法性、增大维权成本、对制度的选择性利用和弱化社会支持四种制度连接机制导致了伤残农民工维权困难。

   上述关于农民工工资拖欠、社会保险、福利待遇、工作环境、维权经历等调查研究,真实记录了农民工的悲惨境遇,并且为解决农民工问题提供了详实的政策依据。但因为缺乏明晰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倾向而受到指责,一种新马克思主义视角劳工理论被中国学者接受成为劳工研究的主流理论。随着布洛维《制造同意》等书陆续被翻译为中文,其“工厂政体”的理论以及工厂民族志的方法,对工业生产中的劳动过程、控制手段、阶级意识和集体行动等进行广泛的影响,并产生一批具有理论洞见的研究成果,“宿舍劳动体制”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外来务工人员进入城市后,往往无力找到合适的住所,由雇主提供宿舍便成为了农民工在城市居住主要方式。有别于西方工业化早期的家长制和日本的家族制,提供住所使得雇主和工人个人的关系更为密切,减少了劳动力的流动,恰恰相反,中国的工厂宿舍所提供的仅仅是暂时的居住空间,以获得大量短期的、临时的外来廉价劳动力,并且尽可能地延长工时,最大化工人的劳动产出。

   2010年以后,受“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的影响,“劳工阶级”视角逐渐将研究视野从工厂内部和劳动过程转向了更为广阔的消费和生活领域。农民工在生产中往往是被动地接受资本的压制或控制,丧失自我主体性,而走出工厂,进入城市建构的消费空间,成为了农民工实现自我更自由、平等、有价值、受尊重的消费主体性的主要途径。

   (四)“城市新移民”视角的农民工研究

   随着2008年后,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了农民工主体力量,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务农经历的减少或缺失使他们对“农民”这一身份的认同感变得淡薄,同时他们已经不单单再将自身的物质满足放在第一位,而是希望能够成为新市民。

   早在2001年,王春光就发表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一文,此文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他试图“从社会认同的角度来分析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融合情况,理由是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在生活阅历、进城动机等方面很不相同,在经历了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他们对家乡和城市的认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对家乡的认同越来越淡漠;另一方面还没有真正确立起对城市社会的认同, 因此他们进入了社会认同的丧失和重构的艰难阶段。”但是当时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一词,接着深圳富士康接连发生多起农民工跳楼事件,多数都是“85后”和“90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开始进入学术视野。刘传江认为,中国农民工已不再是一个高度同质的群体, 而是已经在内部结构产生了分化和变化,“80后”“90后”的新生代明显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进城的第一代农民工, 从而导致他们新的个人行为导向。李培林和田丰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技能和收人水平上接近于新生代城市工人,但在消费方式上与老一代农民工存在较大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让学术界意识到,农民工不再是单纯的流动人口,他们既已走出农村,就再也无法回到农村,实现市民化,成为城市新移民将是他们最终的归宿。正如王春光所言:“在中国,迄今为止很少有研究者和政策决策者将农民工称之为移民……这反映了整个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从未将农民工视为理所当然的新移民,而只是将他们当作城市社会的暂住者。但是,不可回避的是,在过去30年经历了时代更换后,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地表现出移民的意愿和行为,也有少数人实现了移民。从这个角度看,过去30 年是农民工从流动开始向移民转变的阶段。”

   在移民视角下,农民工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权利导向”。马歇尔公民权的理论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理论借鉴。公民权包括三个组成要素:民事权、政治权和社会权。民事权是指人身自由、言论自由以及财产安全的权利;政治权是指政治参与,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而社会权是指除了人身和政治领域之外,从国家所获得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权利 ,以保障每个公民拥有富裕、平等和没有后顾之忧的生活。美国人苏黛瑞较早地从公民权角度研究了中国农民工的户籍排斥问题。她发现对于那些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来说,没有城市户口,他们根本没有“资格”享有城市居民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以及城市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苏黛瑞的研究视角对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陈映芳从“市民权”概念入手,探讨乡城迁移人员成为“非市民”的制度背景和身份建构机制,她认为,中央政府的放责放权与地方城市政府的自利自保倾向并不利于“农民工权益问题”的真正解决,只有把问题视作乡城迁移者如何获得市民权的问题, 而不是视作农民工的权利问题时,农民工的问题才可能获得真正解决。王小章也认为,中国“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正在经历从生存论预设下“生存-经济”叙事模式,向公民权视野下的“身份-政治”叙事模式的转换,而公民权的实质是特定共同体的承认,因此“农民工”获取公民权的过程是一项努力应对、克服各种排斥力量而争取承认的事业和进程。

   在政策层面,公共服务均等化被视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必然途径。于建嵘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提出为解决农民工问题提供了基本原则、普遍标准和行动框架。他指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要解决农民工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户籍登记和管理制度,以保障农民的平等就业权和迁徙自由,同时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建立真正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度规则。现任国家农业部长韩长赋也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是公共服务和各项社会权利,特别是要改善新生代农民工住房、提供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将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探索允许农民工子女在父母务工地参加中考、高考的办法,等等。

  

   六、总结与展望

   (一)总结

   过去四十年,农民工问题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和学术热点,各种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为中国学术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回到农民工研究的“元问题”,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对四十年来农民工现象背后蕴含的学术问题与研究脉络进行了梳理。

   农民工最初之所以成为“社会问题”,源于“他者的不安”,农民工的大量出现给城市就业、治安、卫生、管理、社保、教育都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让市民和城市管理者感到“压力”。伴随着中国农村流动人口管理政策的变迁,农民工群体经历了从被视为社会问题的“制造者”再到社会发展的“牺牲者”的转变。

   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在“城乡-劳资”二维视野下,四十年来农民工研究依次经历了作为“剩余劳动力”的农民工、作为“流动人口”的农民工、作为“劳工阶级”的农民工和作为“城市新移民”的农民工这四种基本视角。“剩余劳动力”视角认为,农民外出打工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重新配置的一种平衡机制,该视角的指导理论主要是刘易斯的城乡二元结构理论,其认为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城市工业部门,因此,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会逐渐向工业部门转移,由此演化而来的推拉理论,被中国社会科学界广泛引用,成为解释农民工外出打工行为的经典理论。较之“剩余劳动力”视角对农村的关注,“流动人口”视角,则将目光聚焦在城市如何应对农民工的涌入,以及农民工在城市的适应问题,并认为户籍制度的排斥、人力资本缺乏、社会网络制约是影响农民工融入社会的根源。之后,一种更富有理论色彩的“劳工阶级”视角成为了农民工研究的主流,他们依据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点从劳动过程和生产体制角度来揭示农民工的阶级命运与抗争。无论是作为“剩余劳动力”的农民工,还是作为“劳工阶级”的农民工,都是在“劳资”维度上来开展研究,研究问题集中在生产领域。“城市新移民”范式转向的重要意义是,学术研究不再简单将农民工视为一种生产性资源,不再单纯将其视为城市过客,而是开始考虑工厂和生产之外的消费、生活和情感,开始探索他们成为市民所需的居住、社保和服务。“农民工”在学术画面中不再是一个被割裂的剩余劳动力、流动人口或者底层劳工,而呈现出更加完整的“人”。

   这四种研究视角的划分不仅是农民工群体不同身份的体现,同时还有着时间上的逻辑关系。基本符合上文所描述的,不同时期,农民工作为社会问题的内涵不断变化、交织,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农民工研究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重心也相应地发生改变,这四种研究视角基本上展现了四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农民工研究的发展脉络。

   就演变机制来看,农民工研究范式并不完全是简单的“问题-反映”模式,而是既体现学术研究的自洽性,又体现了国家意志和公共政策制定的需要;既表现出强烈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本土性诉求,又受到海外研究的广泛影响。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政策导向。中国社会科学从1980年代陆续恢复重建以来,就具有强烈的应用倾向。在政策导向下的农民工研究,研究内容和经费主要来自国家、教育部和省级部门的人文社科基金的资助,这些资助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政策性,研究成果主要为满足国家公共政策设计和执行的需要。2001年,国家社科基金首次资助以“农民工”为题的项目,是李强教授的“我国城市农民工管理机制的社会学研究”,之后,每年都有资助,截至2015年,共计资助题中含有“农民工”的项目129项。(2)专业导向,即关注现实本身并不断尝试进行理论对话,丰富和发展专业的知识体系。首先,随着农民工群体不断分化,不断出现新的特征,这些问题也驱动着学术研究的转变;其次,学术共同体的作用不容忽视,海外移民与劳工研究的理论引入直接推动了“劳工研究”视角的兴起。

   总之,“政策导向”与“专业导向”下的研究都对农民工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政策导向”的研究者对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工作条件、生活状况、职业流动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这类研究多采用问卷调查和定量分析方法,问题意识非常明确,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政策取向。而“专业导向”的坚持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公民权理论,采用工厂民族志或制度分析方法,主要探讨农民工的劳动过程、抗争政治等问题,取得了一系列本土性的学术成果。

   (二)未来研究的展望

   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是同步进行的,不仅表现在时间上,更表现在空间上,交织在一起,难以割裂。因此,单独从“城乡”或者“劳资”关系的维度均无法全面认识农民工,这也是中国农民工本质上与西方移民问题、劳工问题的不同之处,西方学术界主流的“移民研究”和“劳工研究”仅仅抓住了其中的一维,两者交织是中国农民工研究的特殊之处。从知识社会学视角,未来的农民工研究需要面对下列问题:

第一,农民工群体进一步分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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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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