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竞垚 刘守英:代际革命与农民的城市权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9 次 更新时间:2019-07-31 21: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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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竞垚   刘守英 (进入专栏)  

  

   摘要:基于代际分别和城市权利视角,通过利用全国性调查数据对比分析农二代与农一代经济社会行为特征的革命性变化,可揭示出农二代回不去、也不会回的基本事实。农二代在进入城市、就业与收入、居住、基本保障、社会融入和子女受教育等方面存在困境,因而具有强烈的对城市权利的诉求。如果继续将农二代当作“城市过客”或以他者视角“赐予”他们权利,忽略农民工城市权利的主体性,中国的转型将付出巨大代价,必须真正向农民开放城市权利,重点是农二代的体面居住权和农三代的平等教育权。

  

   关键词:农二代;代际革命;城市权利;

  

   目录

   一、引 言

   二、基于城市权利视角的文献与政策评论

   三、离土出村不回村的一代

   四、农二代的城市权利状况与困境

   五、公共政策含义

  

一、引 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农民的离土出村成为推动中国从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的最主要力量。截至2017年底,中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44亿,占总人口的17.5%。当“80后”——我们所称的“农二代”——成为迁移主力军后,他们的出村入城趋势未改,但与乡土的粘连、入城的行为特征、对城市的权利观念已变,与“农一代”在迁移动机、经济社会行为特征、未来选择等方面呈现出巨大的代际差异。农民代际上的革命性变化,是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最大变数。

  

   农二代引发的代际革命,对中国长期忽视农民城市权利的理论与公共政策产生了巨大冲击。迄今为止,对待入城农民群体的思维仍然停留在视其为城市他者的“进入权”“退出权”与“流动权”层面的争论,并没有上升到他们已经作为城市一分子后应该具有的城市权利的本质。城市权利是每个人本应具有的在城市空间自由进入、体面居住、公平教育、社会保障以及融入、改造城市的权利。然而,农民工的入城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几年就被关闭,改革开放后农民撞城入城推进了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但是,农民一直被当作城市的“过客”,他们的城市权利长期被侵犯甚至剥夺。农一代的城市权利被忽视的社会后果因这一代人的代际特征(进城是为了改善家里人经济状况、从未奢望落脚城市)而缓解,但是,农二代对乡村的离土出村不回村以及强烈的入城倾向和权利诉求,意味着必须将农民的城市权利提上议事日程。

  

   本文基于城市权利的视角,对已有关于农民工问题的学术文献和公共政策进行了评论,利用2011?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辅以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数据,通过农二代与农一代经济社会行为特征的对比分析,揭示了回不去、也不会回的农二代的革命性变化,反映了农二代事实上的入城者角色以及他们的城市权利状况,最后是相关的公共政策建议。

  

二、基于城市权利视角的文献与政策评论


   (一)城市权利的内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市化浪潮成为世界性现象,但在乡村社会从未遇见过的大量“城市问题”也相伴而生。“二元城市”特征就是其中之一,同一城市的不同街区拥有不同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城市在空间形态上出现堡垒式分割、封闭型社区以及处于监控的公?私空间。城市生活被金钱裹挟,某些个体在城市的体面生活只是因为他们拥有足够的财富。占多数的低收入群体尽管是城市的主要建设者,但他们被排斥于高品质的城市生活之外。为此,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谁拥有城市”之问,引出城市权利的命题。

  

   城市权利是城市社会中居于首位的权利,是关于城市市民的权利,包括进入城市的权利、居住在城市的权利、参与城市生活的权利、支配财富的权利、平等使用和塑造城市的权利,以及改变和更新城市生活的权利。城市权利不仅仅是个人权利,更是一种集体性权利。列斐伏尔甚至提出通过城市革命扩大城市权利,实现被排斥在城市边缘的底层民众的权利。戴维·哈维认为,城市权利是一种对城市化过程拥有某种控制权的诉求,尤其是对建设城市和改造城市的方式拥有控制权。索亚(Edward W. Soja)强调空间互动的权利实现,即在“社会?历史?空间”的三元互动中,城市权利的实现、维护、斗争始终围绕空间进行。沿着这一思路,空间正义被视为其关键部分。米歇尔(Don Mitchell)认为,城市权利的主要对象是自由的公共空间,没有人可以自由地行动,除非他有可以自由行动的处所。伊丽莎白·伯顿 (Elizabeth Burton)认为,城市是现代人存在的根本环境,是人们成长和老去的地方,城市权利是人们进行多样生活的权利,建构城市权利的关键是使城市能够包容、同时满足人们在不同生命阶段与健康状态的不同需要。然而,被规划者的魔法点中的人们却被随意推来推去,被剥夺权利,甚至被迫迁离家园,仿佛是征服者底下的臣民。在权力和资本逻辑下,城市的过度扩张导致本来作为城市权利主体的部分群体被排斥在外,城市政策和城市设计越来越以不民主的方式实施,排除了穷人、移民、妇女、老人等群体,创造出“优先考虑”的“富人”的城市,失去了城市的包容性。因此,城市权利不再停留在绝对的个人权利,而是以城市社会为背景的公共权利。

  

   综上,城市权利观是一种宽泛的、具有很强行动色彩的理念,它包括以技术?经济权利为核心的理性主义城市权利观,以社会?政治权利为核心的结构主义城市权利观,以文化?生活权利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城市权利观,以生态?环境权利为核心的生态主义城市权利观。城市权利包括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和社会权利等,城市权利的结构改革不仅涉及获得城市的形体空间,也涉及获得城市生活和参与城市生活的更为广泛的权利、共享共担的权利以及平等使用和塑造城市的权利、居住和高品质生活在城市的权利。城市权利远远超出获得城市资源的个体或群体的权利,它必须包括按照我们的期望改变和改造城市的权利。

  

   (二)对已有研究的评论

  

   学术界对进城农民群体的关注随着农民代际的变化而递进。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农民离开土地从农业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这批非农化的农民构成典型的第一代农民工群体,他们的户籍仍然在农村,但务工或经商在工厂和城市,身份是农民,职业是工人。对于这批因农业低回报和乡村机会少而不得不离开村庄的农一代,学术界占主导的研究采取的是生存理性假设下的“生存?经济”分析叙事视角。该视角下的研究大多认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他们的家乡主要是为了获得相对高的经济收入,缓解生存压力,是“经济人”行动主体因生活所迫对生存策略的一种调整,其迁移动机和入城目标是以“谋生”改变生活境况,而非追求人的价值、尊严与权利。大多研究围绕农民工的经济收入及其影响因素、农民工与市民之间收入的结构性限制、生存论预设下的农民工生存环境和经济收益。他们发现,尽管农民工的经济收入或报酬有明显提高,但与城市职工相比,由于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加上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存在先天不足、后天投资乏力等,他们摆脱结构限制的能力有限,进而维持、固化和加大了城乡不平等。

  

   随着农二代成为劳动力迁移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学术界对新一代农民工群体的关注增加,研究深化。

  

   首先是概念界定。迄今对于这一群体并未形成一致的称谓,存在诸如“新生代农民工”(中央一号文件 2010)、“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 二代移民”“ 二代流动人口”“1.5代流动人口”等不同表述。本文采取“农二代”的表述,以与“农一代”相对应。理由是,无论他们在城市有多大的作为,但改变不了“姓农”的命运;一代和二代的区分,则是因为他们在一些经济和社会特征上已经发生了革命性分别。我们定义的“农二代”具有以下三个特征:(1)出生队列为1980年代及以后;(2)具有从农村外出务工经商经历,“外出”指跨区县外出超过6个月;(3)成长环境多元化,既可能出生于农村、成长于农村,也可能由农一代在城市工作生活期间所生,即出生于城市、成长于城市,抑或出生于农村、成长于城市。

  

   其次是特征描述。有学者提出,“80后”是打上代际与阶级双重烙印的一代,他们在人力资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权利意识、未来预期以及与村庄的联结等方面都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预示着中国社会深刻的结构变革。有研究通过对进城农民两个队列群体的分析发现,农二代的人力资本、就业、收入、经济地位等超过上一代;其消费结构、时间安排以及对于现代技术的使用等与农一代存在差异;农二代的劳动权益保护意识更强。与默默忍受的老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经常采取激烈的抗争行动,抗议企业老板损害其权益和政府相关部门的不作为,引发了“新工人阶级”形成的论题和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复兴。也有一些研究从二代移民的角度关注了代际流动、区隔与融合、“二代反叛”(Second Generation Revolt)等议题。

  

   其三是对农民工群体的分析转向“身份?政治”叙事范式。“ 身份?政治”分析叙事范式主要从现存制度制约探讨农民工的权利状况与因身份导致的不平等,农民工市民化成为解决农民入城问题的代名词。“去农化”被作为农民工市民化转型终结的标志,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城市规模和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等被作为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政策工具。社会网络、住房成本等被作为影响农民工的社会距离与社会融合的主要因素。户籍制度被作为妨碍农民工空间、身份、认同转换中存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不平等的根本原因。

  

   总体而言,学术界在农民工的城市进入权、城市里的两个群体因身份产生的不公平以及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等方面的不断呼吁,引起政策界的关注和回应。但是,这些研究或明或暗基于他者的悲悯、城市视角的关注和从社会成本出发的考虑,与城市权利视角下的农民主体性权利还有很大差距。

  

   (三)被忽视的农民城市权利

  

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开启了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自由迁徙权受到法律保障。农民纷纷涌入城市,一五时期流入城市的农民达1500万人。但是,这些人口不久就被政府视为盲目流动人口,并陆续采取紧缩城市人口政策,不断清理城市流动人口,密集出台文件劝止农民进城和动员外出农民返乡,采取管、堵、卡、截等各种手段劝止、制止农民自由进城找工作。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以户籍制度为基础,配套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建立起一套城乡区别对待的社会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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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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